时间:2020-05-12 作者:姜維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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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馬寅初先生近著“我的經济理論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中,有一节专門論述赤字預算問題。作者在这一节里說是为了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上有人向他提起的赤字預算問題作一个“解答”。但馬寅初先生的这篇解答是非常錯誤的。他一面把我国1956年国家預算中出現的赤字說成是比諸美国的赤字,“眞是小巫見大巫”(見該書85頁),从而混淆了我国預算赤字和美帝国主义赤字預算的本質区別,同时,他又把美国罗斯福的“新政”說成是“用政府的力量与信用发行公債,投資于公共工程,使国民所得增加,国家經济繁荣”(見該書83頁),来公开贊揚美帝国主义。在这篇“解答”里充分暴露了馬寅初先生的一些資产阶級的思想覌点。
馬寅初先生在論述我国1956年国家預算执行結果出現支大于收的赤字时,虽然也說它和美帝国主义的赤字預算是“不同其本質”(見該書84頁)的,但馬寅初先生所說的不同其本質仅是在于:根据历年情况,我国預算执行結果都是当年收入大于当年支出;1956年我国預算的赤字仅占整个預算支出的2.68%。由于馬寅初先生把所謂本質的区別仅仅局限于經常性与偶然性、数量大和数量少的区別,就难怪他最后把这种“不同其本質”的东西归結为小巫与大巫之別...
在馬寅初先生近著“我的經济理論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中,有一节专門論述赤字預算問題。作者在这一节里說是为了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上有人向他提起的赤字預算問題作一个“解答”。但馬寅初先生的这篇解答是非常錯誤的。他一面把我国1956年国家預算中出現的赤字說成是比諸美国的赤字,“眞是小巫見大巫”(見該書85頁),从而混淆了我国預算赤字和美帝国主义赤字預算的本質区別,同时,他又把美国罗斯福的“新政”說成是“用政府的力量与信用发行公債,投資于公共工程,使国民所得增加,国家經济繁荣”(見該書83頁),来公开贊揚美帝国主义。在这篇“解答”里充分暴露了馬寅初先生的一些資产阶級的思想覌点。
馬寅初先生在論述我国1956年国家預算执行結果出現支大于收的赤字时,虽然也說它和美帝国主义的赤字預算是“不同其本質”(見該書84頁)的,但馬寅初先生所說的不同其本質仅是在于:根据历年情况,我国預算执行結果都是当年收入大于当年支出;1956年我国預算的赤字仅占整个預算支出的2.68%。由于馬寅初先生把所謂本質的区別仅仅局限于經常性与偶然性、数量大和数量少的区別,就难怪他最后把这种“不同其本質”的东西归結为小巫与大巫之別了。
在这里,馬寅初先生正是形而上学的,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制度,离开了国家的阶級本質来談論預算和赤字的。实际上,經常的赤字預算却只是一定的社会制度的产物。資本主义国家的赤字預算是和它們逐日增长的軍火开支及周期性的經济危机密切关連的。而后者正是資本主义社会制度所特有的規律。如果在資本主义早期,在最主要的資本主义国家里,預算赤字表現得还不十分明显(但战爭和政治上的动蕩很早就引起了預算赤字),那么在壟断資本主义时期,經常的赤字預算就成了帝国主义必然的伴侶。馬寅初先生所一再頌揚的美国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从1929年的經济危机时起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为止,美国每年都是赤字預算。而且赤字的規模随着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在迅速增长,資本主义国家越来越不可能完全依靠无止境的增稅办法来弥补赤字,因而和稅收的不断增加幷行的就是經常的通貨膨脹和国家公債的发行。赤字預算、稅收、公債和通貨膨脹在这里已經扭成了一条完整的銷鏈,紧紧地束縛在劳动人民身上,而剝削阶級却依靠它来发財致富。
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济基础和按計划发展的經济法則根本排除了出現上述赤字預算的可能。当然这幷不是說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根本就不可能在极个別的年度,由于某种原因出現支大于收的現象,而这种現象在当年的預算收支中表現为赤字。但这种赤字和資本主义国家的赤字預算相比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
社会主义国家預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財政計划。它不仅是整个国家財政計划中的一个主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是国家整个經济計划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这个計划以国家的經济計划为基础,又积极促进国家的經济計划。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預算,作为一个計划,它不能也不应該是孤立的和一成不变的。首先,这个財政計划中的基本环节要受其它环节的制約和影响,另外,它和国家財政計划的其它环节又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在这些环节之間和計划之間可能出現某些不平衡,因为这一方面可能受国家計划工作水平的限制,同时国家生产的发展总是不断要求突破,原来的平衡,重新安排原有的計划。
社会主义国家財政旣然是以經济为基础,財政的不断巩固是經济逐步发展的反映;而財政的巩固和职能的加强,又是促使經济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主义国家財政(从而国家預算)的巩固与經济发展之間的这种关系,表現为一种統一的,同时又是相互制約的运动关系。而“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恩格斯:“反杜林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123頁。;矛盾也就是差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95頁,1958年北京版。。这种矛盾和差异是絕对的和普遍的。在財政上这种差异反映为收支之間和財政各环节之間的經常的不平衡的形式。社会主义国家計划工作的任务就在于在国民經济各部門之間,从而也在財政各环节之間和財政收支之間保持一定时間,一定范圍的平衡,以适应社会主义經济按比例发展的規律。而組織这种平衡的正确方法就是积极的平衡方法,卽組織落后环节不断赶上先进环节的方法。
社会主义国家出現的所謂預算赤字,在一般情况下正是这种財政計划工作赶不上生产的发展,和由于生产发展所引起的一系列新事物的反映。这种反映往往表現为主覌对客覌認識的不足而出現的某些偏差。这說明社会主义国家預算中卽或出現了赤字,但終归和資本主义国家的赤字預算不同,它不是社会制度的产物,而是国家財政經济計划机构本身如何进行工作的結果。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解决預算赤字的办法也就和資本主义根本不同。一旦出現預算赤字,决不是象資产阶級政府那样,利用增稅、公債和通貨膨脹等来进行絕对不利于劳动群众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而是首先从发展生产、节約財政开支、調整国家財政計划各环节之間的关系及动員信貸資金等着手,以达到新的收支平衡,或者把預算赤字限制到最少的程度,而只有其余的部分才靠发通貨的办法解决。而就是这一部分通貨也总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計划价格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而且这部分增发的通貨又往往是为了滿足增加了的商品流轉的需要,因而它就引不起物价的波动。
另外,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預算和經济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它的赤字只能是一时的和个別年度的。社会主义国家預算資金的主要部分是用以发展生产,滿足国家經济建設的需要。由于資金在各經济部門之間、年度間的分配比例不同,可能在預算投資当时还不能立刻形成相应的預算收入的增加,但这种相应的增加很快就会出現。这正和資本主义国家相反,它們的預算資金是用于維持剝削阶級的压迫机构,用于軍火竞賽和侵略战爭,而預算收入的基础是掠夺自劳动人民的稅收。它們的赤字預算只能是絕对的,經常的和不断增长的。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預算中所出現的赤字和資本主义国家的赤字預算相比,已經成了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正象貨币、稅收、商品等这些范疇一样,它只剩了个旧的軀壳,而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新的內容。馬寅初先生所談論的我国1956年的預算也正是如此。这一年从收支数字上看,在我国預算上出現了支大于收的現象,表現为預算赤字8.19亿元。这笔赤字的絕大部分(78%以上)是靠預算本身的往年結余弥补的,只有极小一部分(1.8亿元),才是靠銀行透支解决的。国家在这年增发了小額的通貨,目的是在于滿足由于工农业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商品流轉的需要。因而它就根本不包含任何引起物价波动的因素。1956年我国的預算是促进生产发展和促进国民經济迅速改造的預算,这一年預算对經济建設的投資比上年增加了22.81%,其中投入基建的資金比上年增加了62%。同时增撥了20多亿貸款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結果就保証了我国工农业飞跃发展的形势。1956年我国工农业的产值比1955年增长了16.6%,其中工业在一年之內上升了31.1%(不包括个体手工业),成了世界上工业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一年我国把大量的預算資金投入社会文化敎育事业,促成了这些事业的飞跃发展。和这些巨大的成績相比,微少的預算赤字根本占不着任何地位。我国1956年的預算赤字不但未曾象資本主义国家那样,引向通貨的膨脹,物价的波动,稅負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恶化;相反,这一年我国广大人民的生活却大大提高了,群众的負担也繼續下降。这一年全国职工工資平均提高了14%,而且使255万人的就业問題得到了解决。农民的負担降到了只占农副业总产值的6%(1952年时占7.5%)。
但馬寅初先生却和我們的看法根本不同。他不但把我国的預算赤字和資本主义国家的赤字預算相提幷論,而且在赤字,通貨膨脹等这些問題上完全把本末倒置起来。他認为在資本主义国家里无尽无休的通貨膨脹不是連年不断的赤字預算的結果,而是相反,認为資本主义国家的赤字預算是由降低利率和膨脹通貨引起的。而通貨的膨脹和利率的降低又被归結为資本主义国家致力于解决失业問題的結果。在这里不但看不見任何“本質”的問題,而是眞正混淆了問題的“本質”,看不出一点資本主义国家一些社会現象的根源。
在談論公債問題时,馬寅初先生同样地离开了阶級本質和社会本質,認为資本主义国家公債的性質决定于資产阶級政府的政策。从而認为这种政策只要执行得当,就能使公債变得“利多害少”,就能帮助資产阶級政府“以財政的力量推动經济事业”(見前書48頁)。这样,馬寅初先生又进一步把資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債相提幷論,認为資本主义国家的公債同样可以“吸收社会的儲蓄,用之于生产事业”,幷且認为这种事业“自有清偿之能力,公債自易收回”(見前書83—84頁)。馬寅初先生还特別举出美国前总統罗斯福作例子来証明这件事,幷且肯定罗斯福的“新政”就是“用政府的力量与信用发行公債,投資于公共工程,使国民所得增加,国家經济繁荣”的典范(見前書83頁)。
資本主义国家公債的眞正面貌在这里显然被完全掩盖了起来,而且連資本主义国家的性質也被完全改变了。
資本主义国家的公債在資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不单单是經常的赤字預算的結果。公債早在資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就发揮了重要的作用。馬克思曾把国家公債看成是資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幷且認为殖民制度及海上質易和商业战爭是培育这种公債制度的温床。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卷,953頁。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公債的阶級本質就在于它是为資产阶級的国家提供資金,加深劳动群众的貧困化和直接間接地促进大資产阶級的致富。公債的这些反动的特点决不仅是象馬寅初先生所宣揚的那样,是由于資产阶級政府采用了和以前不同的政策所引起的。除此之外,还由于:資本主义国家公債的絕大部分,总是握在大資产阶級手里,他們每年要通过国家公債从劳动群众手里掠夺去大量的財富。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全部国家有价証券中属于銀行、保險公司和其它資本主义大公司的,在1940年占73%,在1953年占60%。美国国家从1900年到1950年支付給剝削阶級的利息从每年的32美元上升到5,613美元,卽在50年間上升了175倍。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債的这种膨脹正是食利阶級的收入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另外,持有公債券的大資本家总是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和資本主义經济的周期性波动,进行股票和債券的投机买卖,残酷地搜刮和掠夺劳动人民和小額債券的持有者。至于資本主义国家公債的一切費用,最后不管怎样还是要落在劳动者的身上,成为一种变象的預征稅收。
由此可見資本主义国家的公債,不管資产阶級政府的政策如何,它根本不可能象馬寅初先生所宣揚的那样,对劳动人民变成一种“利多害少”的东西。
馬寅初先生在这篇“彻底”的解答里对資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贊揚是从极力頌揚罗斯福的新政出发的,他認为这种新政不但消瀰了資本主义的經济危机,使“国民所得增加,国家經济繁荣”,而且資本主义的国家似乎也因此而改变了性質,国家預算資金則变成了“推动經济事业”的力量,国家公債也随之变成了生产性的公債,并且具有了自我清偿的能力。
关于罗斯福的新政,福斯特同志有一句話很好的說出了它的本質,卽:它在經济上是想对病危的經济制度打一剂强心針,在政治上則是企图阻止傾向于战斗的群众去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識出版社版,314頁。。
其实罗斯福的所謂“新政”正是根据凱恩斯的反动經济理論制定的。这种所謂“新政”当然幷未給劳动人民带来甚么好处,在那次的經济危机中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資平均下降了一半左右,而市場的零售价格却只下降了一、二成,微少的公共工程和社会救济事业根本不能改变工人生活的悲惨現象,失业的人数从1983到1936年一直保持在一千三百万以上。这种政策实际上不但不能解决資本主义制度特有的矛盾,而且激化了它內部的阶級斗爭,在1933年新政实施以后,美国罢工的人数比上一年又上升了两倍多,而1934年比1933年又进一步增加。
罗斯福的新政根本不能挽救資本主义的經济危机。1934年美国經济的开始好轉主要是因为資本主义的一般发展趋势使它暫时走出了周期性的危机。在1937年以前,美国經济一直是处在“特別蕭条”的阶段。到1937年又开始了一次新的危机,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使美国暫时避免了这次危机的更严重的影响。
从自己的錯誤基点出发,馬寅初先生認为今天資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厄运是由于目前資产阶級政府采用了凱恩斯的理論,执行了与前不同的政策,从而把国家置于壟断組織之下,实行了經济的軍事化和用以保証壟断資本最大限度利潤的結果。由于軍火装备或給养自己沒有淸偿的能力,結果才使公債和通貨失去了收回的可能。而实际上凱恩斯从1919年就不断提出专門著作,开始为壟断資本家忠心服务。随着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凱恩斯的反动理論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貨币通論”这本書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凱恩斯的“理論”是資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加深的意識反映,而資本主义总危机却是一个客覌現实,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展,逐日加深。它随时証明任何仙方妙計都不可能挽救資本主义制度的最后走上灭亡。馬寅初先生在这里显然美化了凱恩斯的反动理論,同样也掩盖了資本主义国家的本質。
馬寅初先生在国家預算、赤字及公債等方面的极端錯誤的覌点当然远不止这些,限于篇幅,不便一一提到。在財政領域內散布这些錯誤覌点,特別是在全国大跃进的今天,无疑会給我們的財政工作和財政科学研究工作带来非常有害的影响。因此,对这些形而上学的,根本違反唯物辯証法的資产阶級覌点必須展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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