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0-23 作者:崔军丨李晓凡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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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金融降杠杆的关键期。长期以来,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这并不可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改革阵痛难以避免。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国经济如何在这一节点把握机遇、成功转型,是学界及社会各界热烈争论的话题。通过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数据,综合考量历史与现实,在使用若干经济调控手段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无疑是提振我国经济的一剂良方。
透过数据分析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状况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6.8%,比去年同期降低0.1%,但是受到二季度GDP平减指数降低的影响,二季度实际增速仅为6.7%,为最近一年半以来的最低值,宏观经济发展放缓的态势体现在经济生活的多个方面。
(一)基建投资连续走低,投资增速下降
从投资数据来看,固定资产投资2018年1—8月的累计同比增长仅为5.3%,相比于去年同期的7.8%,增幅下降近1/3,这主要是由于金融降杠杆导致地方政府和国企资金紧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断崖式下跌,基建投资1—8月份累计同比增长4.2%,相比于去年同期的19.8%,降幅接近80%。国企投资也处于低位,...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金融降杠杆的关键期。长期以来,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这并不可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改革阵痛难以避免。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国经济如何在这一节点把握机遇、成功转型,是学界及社会各界热烈争论的话题。通过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数据,综合考量历史与现实,在使用若干经济调控手段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无疑是提振我国经济的一剂良方。
透过数据分析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状况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6.8%,比去年同期降低0.1%,但是受到二季度GDP平减指数降低的影响,二季度实际增速仅为6.7%,为最近一年半以来的最低值,宏观经济发展放缓的态势体现在经济生活的多个方面。
(一)基建投资连续走低,投资增速下降
从投资数据来看,固定资产投资2018年1—8月的累计同比增长仅为5.3%,相比于去年同期的7.8%,增幅下降近1/3,这主要是由于金融降杠杆导致地方政府和国企资金紧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断崖式下跌,基建投资1—8月份累计同比增长4.2%,相比于去年同期的19.8%,降幅接近80%。国企投资也处于低位,上半年投资增速仅为3.0%,其中5月下降1.7%,首次单月同比为负值,6月数据也仅增加了0.2%,这也反映出PPP和棚改投资积累的隐性债务造成了地方政府流动性紧张。虽然制造业和房地产的投资数据目前相对较好,但是目前房地产行业在政策的限制下未来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有限,最近频繁出现的土地流拍也反映了房地产企业的投资意愿的下降,制造业投资增速虽然出现连续回升,上半年增长6.8%,这主要得益于高新技术制造业投资的加快和增值税减税政策,但在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形势下势必会对未来制造业的投资形成压力。
(二)贸易摩擦持续,“抢出口效应”之后出口增速下滑
从进出口数据来看,上半年出口数据与去年相比累计同比增速均有增加,全球经济弱复苏的趋势还在继续,但总体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在经历了7月“出口抢跑效应”的增长之后,8月出口数据增速回落至9.8%,进口增速为20%,出口低于预期,进口高于预期。在贸易抢跑拉动下外贸数据短期来看稍有企稳。虽然在特朗普中期选举之前,不太可能大规模加征关税,但是关税预期会影响出口企业的生产行为,预计至今年年底,出口增速还将继续大幅回落,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到关税冲击叠加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相关民营企业压力巨大。
(三)银行体系流动性宽松,社会融资需求未见明显改善
虽然目前银行间流动性趋于宽松,但是实体经济流动性依旧偏紧。8月M2同比增长8.2%,比去年同期同比降低0.4%,环比降低0.3%。从社会融资规模来看,7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04万亿元,相比于6月的1.39万亿元减少0.35万亿元,虽然8月的社融数据有所回升,但同比依旧下降。受降杠杆影响,国企和政府融资平台相比于民营企业来说融资更具优势,所以虽然最新的社融数据超出预期,但实际增长主要来源于个贷和票据的增长,整体融资需求结构依旧没有明显改善。
(四)通胀数据短期抬头,不改全年温和格局
2018年国内整体呈现温和通胀态势,据最新数据显示,8月CPI(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3%,明显高于市场预期的2.1%,为近五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环比上涨0.7%。虽然短线有所抬升,但是食品价格受短期供给因素影响涨幅扩大是CPI抬升的主要因素,同时房租上涨幅度较大也贡献了部分涨幅。虽然近期依旧存在由于短期供给冲击带来进一步抬升的可能性,但到年末短期因素消失之后,CPI还是有下行的可能,全年来说,最近四个月累计同比稳定在2%的水平,货币政策并没有针对短期因素进行调整,全年温和通胀的格局还将继续保持。8月PPI(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增长4.1%,环比增长0.4%,1—8月累计同比维持在4.0%水平,与上期持平,主要因素也存在于供给方面,黑色系与石油加工是增幅较大的行业。
(五)贸易摩擦叠加加息,人民币贬值区间暂时稳定
汇率方面,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上半年整体呈现出贬值的趋势,从年初的6.50升至2月份6.25高点,之后在中美贸易摩擦因素的影响下,6月中旬开始人民币有不小的贬幅,最近几个月在央行和外管局的政策作用下,汇率相对稳定在6.80—6.90的区间内。8月份我国外汇储备减少82.3亿美元,结束了连续的正增长,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对于跨境资本流动有一定的影响,但流量整体可控。美联储9月加息基本确定,而央行由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跟随加息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加息预期将对人民币汇率进一步施压,但是无论从客观事实角度还是从调控的角度,汇率贬值已逼近下限,暂不存在较大的贬值空间,汇率整体可控。
(六)消费不振,消费总额数据增速下降
虽然6月份的社会消费总额有小幅回升,同比增长9%,但是累计数据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截至8月,累计同比增长9.3%,比去年同期的10.4%降低了1.1%,为近年来最低水平,整体消费不振。
当前经济形势下,内部实体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上半年GDP增速仅为6.8%,为近年来较低水平,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有很大程度的下滑,出口较为疲软,实体经济的不良表现于诸多方面。内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与金融降杠杆和严监管有关,外部经济条件则受贸易摩擦威胁,剔除掉企业的“抢出口效应”,出口数据下滑将更加严重,在这样的形势下拉动经济增长只能依靠消费、投资与财政的一收一支。之前,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多半源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目前房地产的投资增速和商品房销售增速数据相对好看,但是房地产的发展对于实体经济没有实质作用,那么政策手段的出路在哪里?
评析经济调控手段的可行性
(一)宽松的货币政策难以为继
货币政策手段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该手段并不能创造社会财富而仅在于提高流动性与资金的利用效率,简单的增发货币改变不了市场用脚投票的本质更无法直接创造价值,尤其是在我国金融市场体制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资金仅在金融系统中空转无法流入实体经济为中小企业注入血液,这不仅无益于经济甚至有害。
近期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比较宽松以支持实体经济,同时政策从之前的“宽货币+紧信用”转变为“宽货 币+宽信用”。1—8月份基础货币保持了稳定的增长,银行间的流动性相对宽松,MLF和逆回购对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构成有力支持,但这一系列措施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银行的风险偏好没有变,中小企业多是民营企业,其经营风险高于国企和地方政府信用背书的融资平台,信贷违约率和债券违约率都很高,银行为了控制自身的不良率,对小微企业的授信难上加难,信贷资产的投放还是流到了国企和具有政府隐性担保的企业手中。并且由于近期强监管降杠杆,银行表外资产的收缩,非标资产大幅度减少对企业融资的持续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资金链的断裂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虽然不久前央行窗口指导鼓励银行进行低等级信用债券的投资,但人民银行并不会对这些低等级债券的违约进行兜底,一周之后几乎所有银行都纷纷回归原有的投资策略。资产不良率的提高是每家银行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况且窗口指导之后短期内购买这些低等级债券的金融机构只是一些基金和券商,根本的流动性并没有释放。
因此,虽然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提高银行间的流动性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想通过偏市场化的手段引导银行将流动性传递到实体经济是不现实的,至少从目前银行的机制上来看是行不通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已证明了这一点。
(二)“增支”的财政政策效率较低
增加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是一种扩张型的财政政策,能够直接刺激社会总需求增长,以达到增加产出的目的。但政府支出不能无限制的增加,其受限于政府收入与经济的增长速度;政府支出的对象——公共物品不能违背经济规律无故重复建设、过度建设,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近期财政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宽松的财政政策,如财政部对于地方专项债的支持力度加大,地方债的发行量大幅度增长,具体实施政策是各个地方债的招标发行水平都在国债收益率水平之上加40BP(基点,1基点为0.01个百分点)左右。在此之前地方债的发行收益率差别较大,经济实力、财政实力较弱的地区其融资成本较高,地方债发行收益率较高,但在财政部出台新政策之后,之前利率较高的省份急剧向国债+40BP水平收敛,市场区分度降低,由于地方债与国债的风险相当而收益率较高,遭到银行的疯抢。各家银行也都腾出资金规模,为地方债发行腾出空间,所以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还是到了地方政府手里用来搞基建。但不可否认的是,之前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已经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优质的基建项目趋于饱和,加之公共产品本质并不追逐经济效益,项目投入产出比本就较为低下,继续扩大投资将会使资金的使用效率边际递减以致更低于一般水平。由此,在我国已基本建成这一轮经济发展所配套的基础设施的条件下,过分依赖扩大政府投资以刺激经济的老套思路与手段并非理性选择。
(三)“减收”的财政政策唯一可行
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要点在于保障实体经济繁荣发展,在于实体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的发展,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在于实体经济产出人民有能力消费、真切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增支”的财政政策在当下并不能有效带动经济增长,那么就现在的形势,唯一可行的措施为结构性减税。“唯一”,乍听之为无奈之举,但实际上,结构性减税所包含的内容及其“疗效”无疑是目前提振宏观经济形势的最佳良方。
结构性减税一方面的内涵为税收体制内部的加减法,有减亦有加,并不是所有税种、所有税率都要做减法,要保持财政收入总量不出现巨大滑坡,否则,仅片面强调减税,财政支出刚性需求无法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从谈起。其基本思路是:降低企业税负,为企业留足扩大生产、设备升级、技术革新资金,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重视需求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型升级;调整其他税种,使现行税收体制与我国当下经济发展形态相吻合以更好服务于其发展,为财政收入合理开辟新税源以确保税收体制稳健转型以适应时代要求。
结构性减税另一方面的内涵为减税规模总体要大于税收征管现代化改革进程中所带来的财政收入的上升。在我国税收征管朝着法制化、规范化、透明化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因违法行为、偷税漏税造成的税收流失得以暴露并且渐渐得到纠正,财政收入在短期内势必有所提升且趋势线得以抬高,曾经应收未收的税收收入得以流入财政之中,对于全社会而言,革除不当利得是促进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的利好因素,由此带来的财政收入是本就蕴含在社会财富中的税源,或者说财政收入上升难以避免,结构性减税的内涵要求由规范征管带来的财政收入要低于总体的减税力度,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真正感受到结构性减税带来的获得感。
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以提振宏观经济
(一)简并增值税税率,强有力支持宏观经济发展
增值税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年均收入占税收总收入近40%,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带来的税率进一步下调将显著减轻实体经济的税负。“营改增”改革已初步完成,整体税负下降,但由于税收征管原因,减税效应仍待进一步凸显。加强税收征管并不是以保证财政收入不下降为目的,而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需要。增值税改革的其他措施继续稳步推进。从今年5月1日起,原适用17%税率的制造业等、11%税率的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由50万元、80万元上调至500万元;部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返还。9月20日,李克强总理在天津2018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增值税的税率还要继续下降。增值税简并将降低商品成本,但由于我国的增值税是价外税,并不反映在企业利润表的营业收入中,而我国商品报价采用含税价报价,因此增值税减税带来的收益将主要由企业获得,增加了企业利润和留存收益,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减税政策效应自6月份申报期开始显现,据官方统计,增值税税率降低和留抵退税两项合计减税1745亿元。继续推进增值税税率简并将对我国宏观经济向好发展起关键作用。
(二)降低个人所得税负担,调节需求端结构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减税会对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我国人均储蓄率一直较高,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但目前投资资金的边际生产率已远低于从前,针对这种状况,以减税促进需求端消费增长可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转换动力。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第七次修正已经通过,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计征,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优化税率结构,新增专项附加扣除,据测算,理论最高可拉动2018年社会零售总额增长0.6%,考虑减税群体收入分布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后的修正结果为0.39%。最高可拉动GDP增长0.26%,修正结果为0.17%。此次个税改革将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刺激个人消费。值得一提的是,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消费需求的中坚力量,在此次个税改革中受益最大。
(三)降低企业所得税负担,激发市场微观主体活力
要为企业松绑,进行减税降费,其最显成效的、最能增强企业发展动力的途径就是降低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直接与企业利润挂钩,减税将增强企业投资、扩大生产的意愿,直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考虑到近期许多国家,如美国、荷兰等国都进一步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为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吸引国外投资,我国应顺应国际上这次减税潮流,增强直接创造财富的微观主体活力以大力提振宏观经济。
(四)调整其他税种,助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一是加快消费税改革步伐。距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最近一次修订已过去10年,一方面,许多类目已不合时宜亟需淘汰,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物质产品愈加丰富,符合消费税“调整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这一特定目的的高耗能、高污染以及高档消费品亦不断涌现,对此类新兴产品征税是我国税制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助于调整消费结构,带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我国资源节约型经济社会建设。
二是稳步落实房地产税。土地财政为我国经济腾飞做出了历史贡献,但这种发展方式不可持续,房地产税的落地将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分依赖,转向更加着力引导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我国财产税体系得以完善,堵塞税收漏洞,防范金融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推进我国良性可持续经济社会建设。
三是积极推进水资源费改税,严格环保税征管。抑制资源浪费,虽然会对高耗水、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短期内形成较大冲击,但先污染后治理的粗犷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水资源费税改革和环保税的严格征管可促使企业从内部建立起长效节能的发展机制,推进我国绿色环保经济社会建设。
【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责任编辑 刘慧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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