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2-11 作者:熊平安 (作者单位:上海商学院)
[大]
[中]
[小]
摘要:
当前,曾作为全球化先驱者的美欧,出现了以孤立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为代表的反思、反感甚至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将何去何从?
国际格局变迁中的全球化发展
(一)大国崛起是全球化发展根本动力。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全球化的引领者往往是在国际格局中占有优势的强国或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大国。引领全球化实际上是一国综合实力的反应,也是其硬实力和软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结果。总体而言,全球化发展是由市场因素和技术因素驱动的,但也离不开国家意志的影响。
市场因素是全球化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强,理性经济人旨在扩大市场规模的努力,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优化配置,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知识、信息、金融等逐步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化为全球化发展插上了翅膀。然而,上述貌似“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因素却深深打着国家意志的烙印。生产能力的提高,特别是科技进步多数源于军工技术的发展,本质上既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反映,也是国家意志所为的结果。现代美欧等发达国家发挥技术和资本优势、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通过制定非中性规则在全球...
当前,曾作为全球化先驱者的美欧,出现了以孤立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为代表的反思、反感甚至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将何去何从?
国际格局变迁中的全球化发展
(一)大国崛起是全球化发展根本动力。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全球化的引领者往往是在国际格局中占有优势的强国或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大国。引领全球化实际上是一国综合实力的反应,也是其硬实力和软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结果。总体而言,全球化发展是由市场因素和技术因素驱动的,但也离不开国家意志的影响。
市场因素是全球化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强,理性经济人旨在扩大市场规模的努力,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优化配置,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知识、信息、金融等逐步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化为全球化发展插上了翅膀。然而,上述貌似“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因素却深深打着国家意志的烙印。生产能力的提高,特别是科技进步多数源于军工技术的发展,本质上既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反映,也是国家意志所为的结果。现代美欧等发达国家发挥技术和资本优势、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通过制定非中性规则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产业链,都是以拓展市场规模、攫取更多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具有最强的国际影响力,在国际格局中处于“一超”或“多强”的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还会直接参与对全球化进程的管理。在现代社会中,对一国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政治逻辑就是赢得政治支持以合法稳定地治理国家。政府对于全球化的态度不仅取决于市场规律,也要遵循国家运行的政治逻辑,即为迎合选民制定必要的激励或惩戒政策措施,对全球化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当一国处于上升扩张期,全球化有利于做大蛋糕、造福全民,就会得到广大选民的拥护,政府则会快马加鞭、进行战略扩张,通过鼓励创新、减少贸易投资壁垒等方式促进全球化发展。反之,若一国处于发展瓶颈期,全球化不能带来“帕累托最优”,只能分切蛋糕进行利益再分配,这必然会导致一些人利益受损,从而招致其对全球化的反思、反感甚至反对。在此背景下,政府则不得不顺应民意,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管控全球化进程,进行战略收缩。从全球范围看,任一阶段的全球化发展状况都取决于市场因素和政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这些,正是国际格局变迁、大国力量对比的 反映。
(二)“逆全球化”是守成大国被迫战略收缩的结果。全球化进程并非一直直线向前,过去十多年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范围内反全球化的游行示威等活动此起彼伏。实际上,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对新兴经济体的倚重增强,不得不让渡部分国际治理权,“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逐步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与此相对应,全球化进程出现放缓迹象。以国际贸易为例,据WTO预测,2016年国际贸易额增幅仅为1.7%,连续6年增幅低于3%,处于30年来最低水平。过去一年,美欧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法国右翼民族阵线势力大涨、英国公投脱欧、美国特朗普胜选等“黑天鹅”事件频发,“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剧。
在国家层面,全球化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化,导致美欧阶层撕裂,不得不进行必要的“修补”。全球化分配中,资本回报率显著高于劳动回报率。更为重要的是,美欧社会流动性减少,贫困现象和阶层固化加剧。全球化“赢家”与“输家”造成社会裂痕,两者利益诉求出现明显分化。无论是英国脱欧公投还是美国大选都是全球化“赢家”和“输家”之间博弈、后者通过手中选票以微弱优势获胜的结果。
在国际层面,全球化促进全球财富和硬实力的重新分配,新兴经济体整体性崛起,推动国际格局“东升西降”,这对美欧现有治理体系构成巨大冲击。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华盛顿共识”及西方发展理念广受诟病。与此同时,新兴大国主导筹建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库等金融安排,促其成为布雷顿森林机构的重要补充,快速提升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针对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美欧发达国家为转嫁国内收入不公、高失业率等矛盾,还故意祸水东引,认为全球化抢走了美国中产阶级就业,滋生了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
当前“逆全球化”影响分析
(一)不利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稳定。“逆全球化”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给世界经济复苏和地缘政治蒙上阴影。一是影响世界经济复苏。民粹主义主张对外资和进口商品抬高门槛,反对自由贸易。特朗普鼓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主张保护美国国内产业和就业,提出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部分产品加征高额关税,这有可能引发贸易战,势必对本已疲弱的国际贸易和投资造成更大冲击。特朗普新政会侵蚀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不利于国际政策协调,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世界经济复苏将面临新的不确定因素。二是加剧地缘政治风险。美国新孤立主义将导致当前“一超多强”国际格局转向“群龙无首、多强纷争”态势。在美国战略收缩的背景下,欧洲将不得不加快独立防务步伐,日本和韩国极有可能加快军备建设,中东地区可能因出现权力真空而导致局势更加动荡。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也将面临调整,中俄合作的稳定性将存在变数。
(二)不利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全球化完全符合我国国家利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国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分享了全球化收益,推动社会经济取得长足发展,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及主要投资国。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议程设置,提供力所能及的全球公共产品,推动国际治理体系进行边际改善。特别是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非正式会议以及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等重大主场外交,表明我国愿意并有能力引领全球化进程,已步入国际治理舞台的中央。当前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炒作的反全球化,针对我国的一面较为明显,如特朗普扬言要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对中国进口商品开征高额关税,挑起南海和台海事端,这必然会破坏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压缩发展空间,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挑战。
全球化何去何从?
全球化未来发展趋势如何?是真的退回到新孤立主义状态,还是保持原有的发展态势?笔者认为,当前国际格局出现“东升西降”态势,但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美国仍将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主导地位,中国正在不断崛起,全球化将随着中美力量对比变化而不断完善发展。
首先,市场因素容不得退回孤立主义状态。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市场因素驱动,代表着时代最先进生产力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前全球化遭遇的逆风并不是全球化本身出现问题,而是管理没有到位,甚至是西方上层操纵全球化导致全球化下新的不公平不公正。但全球化确保社会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更有效配置,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整体福利,最终惠及社会各个阶层,促进包容性发展。
同时,“反全球化”举措损人不利己。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全球化加深了主要大国之间的依存关系,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态势,主要国家政策的外溢效应也由过去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单向溢出,转变为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双向溢出(包括溢出与溢回两个部分)。在此背景下,一国的“逆全球化”举措如保护主义措施,最终会造成“损敌一千、自伤八百”状况。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进程也是大国博弈和赶超的过程。从世界发展史来看,大国兴衰屡见不鲜,全球化的推进者往往是国力上升者,大国崛起都无一例外地有效应对挑战,利用全球化“东风”发展壮大自己,实现战略赶超。
未来,大国之间围绕着国际规则的博弈更为激烈,关于全球化领导权的争夺必将暗流涌动。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不会轻易拱手让出全球化主导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特朗普宣称内外政策将向“以经济为中心”回摆,经济发展侧重于创造就业,从过度扩张和战略透支向内顾调整,这并不是要与世界切断关系,而是更好地利用世界财富和市场为美国利益服务,解决贫困和就业问题,为未来更好引领全球化方向夯实根基。尽管特朗普终止TPP协定,停止TTIP协定谈判,但这两大协定中所涉及的贸易投资领域有关劳工、环保、竞争中立等高标准必将会以新的形式体现在未来贸易投资协定中。可以断言,全球化进程不会中断,只会在曲折中螺旋向上发展。
我国应引领全球化在“逆风”中稳步发展
未来5—10年,是我国适应经济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努力实现“第一个百年计划”、力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是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营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时期,也是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促进国际格局朝向更为公平公正方向变迁、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努力维护并延长战略机遇期,这离不开和平发展、稳定开放的外部环境。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势所趋。尽管当前全球化进入阶段性调整期,我们不能因为一时困难停下脚步,而应该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注重同各自发展实践相结合,注重解决公平公正问题,引领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
(一)顶层设计全球化发展战略部署。全球化的马太效应以及国际规则的非中性原则叠加影响,导致“得规则者得天下”,规则之争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大国争夺的重心也由过去的“争资源”、“争市场”逐步转向“争规则”。“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全面起步赋予了中国参与、影响全球化进程更多的资源和经验,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能力有待提高、国际规则推广平台和渠道较为欠缺。为此,应以创新思维进行顶层设计,确定未来全球化新的内涵,加大理论研究,努力将中国特色发展理念注入全球化规则体系。继续引导塑造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等国际组织,力争将其打造成推广中国特色规则体系的重要平台。明确界定相关部门权责关系,促使国内形成合力,确保稳步实施全球化战略。
(二)有效运筹全球化外部积极因素。一方面,拉住美欧继续坚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治理方向。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国际政策沟通与协调,促其不脱离全球化的良性轨道。特别要以利益平衡原则和务实手段妥善管理好中美关系,有效管控分歧,防范大规模的贸易战和货币战,避免与发生正面冲突。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努力培育和发展全球化的新生力量。发展中国家尚未完全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其经济社会发展可塑性强,具有较大潜力。可利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良好时机以及国际层面出现的“向东看”潮流,在贸易投资等领域有效布局,更加注重义利关系,巧用外援政策,帮助具有战略支点作用的发展中国家提升全球化程度,实现互利共赢。此外,发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亚投行、亚行等国际多边机构的平台作用,善用“外脑”、“外嘴”,积极宣传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立场观点,为全球化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三)继续夯实全球化发展内部根基。一国自身经济发展状况是提升其综合实力的基础,也是增强硬实力和提升软实力的基础。只有自身经济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可有暇顾及全球性问题,才能够为区域和全球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并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追随效仿,从而有利于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进而有利于引领全球化发展方向。当前,应继续狠抓“发展”这一要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度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切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促进新业态、新产业蓬勃发展,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提高金融体系弹性,确保经济金融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责任编辑 张敏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