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2-11 作者:本刊记者|★张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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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凝聚改革合力 深入推进降成本
编者按:
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项难度很大、影响广泛、极具挑战的长期性任务,事关实体经济成败、金融风险防控、社会就业稳定及政府职能转变等。因此,需要科学认识降成本,明确企业成本中哪些部分应该降,哪些部分不应该降;需要明确降成本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企业在合理成本负担框架下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正确认识政府在降成本中承担的重要角色与作用,需要充分调动政府、企业、社会各方积极性,统筹政府改革、市场改革和社会改革,形成改革合力,并通过改革创新建立健全降成本长效机制。
凝聚改革合力 深入推进降成本
编者按:
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项难度很大、影响广泛、极具挑战的长期性任务,事关实体经济成败、金融风险防控、社会就业稳定及政府职能转变等。因此,需要科学认识降成本,明确企业成本中哪些部分应该降,哪些部分不应该降;需要明确降成本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企业在合理成本负担框架下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正确认识政府在降成本中承担的重要角色与作用,需要充分调动政府、企业、社会各方积极性,统筹政府改革、市场改革和社会改革,形成改革合力,并通过改革创新建立健全降成本长效机制。
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一,主要是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国务院于2016年8月出台《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8个方面45条意见,对降成本作出全面部署。同时,一些省份的降成本政策措施亦陆续出台,逐步实施,取得成效。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亟需进一步厘清对降成本认识的误区,抓住影响企业成本的关键因素,找准改革着力点,切实推动降成本,为振兴实体经济,全面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夯实基础。
以辩证思维认识和看待降成本
科学认识和看待降成本,关系到降成本任务能否真正落实下去,能否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降成本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而应以整体观来看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间相互关联,降成本的推进与其他四项任务的实施存在着有机联系,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三去”和“一补”,降成本也是降不下去的。对于企业而言,成本高企是与产能闲置、高库存密切相关的。大量产能闲置,一方面造成折旧费用不断产生,成本上升,另一方面落后产能长期来看就变成了“沉没成本”,不会带来任何效益,成本自然也就居高不下。高库存意味着产品过剩,库存增加,导致仓储保管等费用增加,资金周转困难,财务费用也就相应高企。杠杆率占比高则意味着企业资产负债率高,在经济向好时,这种扩张可能带来收益,但经济下行时,则极易使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风险发生则造成企业陷入困局。从这个角度来反观,“去产能”意味着减少固定资产折旧和相关人力成本的支出;“去库存”意味着降低产品仓储成本,实现现金回流;“去杠杆”意味着降低融资成本;“补短板”意味着提升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实现增收入增效益。所以,降低企业成本不仅要聚焦降成本本身,还应整体考量,统筹考虑,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相互之间的配合,打出降成本“组合拳”。
降成本不应仅从绝对概念上理解,而应以相对概念来看待。在推动降成本的过程中,从认识角度和政策制定方面应避免陷入“一刀切”、“成本普降”、“成本越低越好”等误区。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其成本构成不同,需要区别对待,具体分析,全面认识。降成本绝不是简单的数字上的降低,也不是所有成本都降得越低越好,有些成本甚至不应该降。比如,一定时期内企业的人工成本、研发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的逐步上升是大势所趋,也符合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趋势。同时,企业为保证产品质量而投入的成本也不能简单地压减或降低,否则会因质量问题损害企业声誉,最终导致企业效益下滑。因此,降成本不能仅从微观层面来理解,其目标也不是一家或几家企业降低了成本,而应从中观层面来看,将环节成本与整体成本结合起来,以实现整个行业企业成本的合理化和最优化。
由政府决定和影响的企业成本是改革重点
基于降成本的多维内涵,对企业成本的考察也不应是片面和单一的,而应是多角度、多层面的。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成本亦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构成。从影响成本的因素来看,企业成本可包括税费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用能成本、人工成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六大方面。那么,哪些成本是改革的重点呢?
据2016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全国开展的“降成本”问题调查研究报告显示,近三年来,我国企业微观经营效益普遍呈下滑趋势,企业收入下降,成本上升,利润空间收窄,亏损面增大,面临多重压力。这种现象从地域来讲,东北地区尤为突出;以行业来分,传统产业效益下滑明显,行业效益分化显著,行业之间成本费用结构差异较大。具体来看,企业总体税负有下降态势,行业税负存在一定差异;综合融资成本有下降趋势,但存在结构性矛盾,行业差异和主体差异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权力中介”现象普遍存在;人工成本增长存在地区差异,三大险种占工资总额比例基本稳定;用能成本居高不下;物流成本有上升趋势。
对于企业而言,由市场因素导致的企业高成本,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化竞争来降低,但是对于一些由非市场因素决定和影响的高成本,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是难以降低的。因此,推动降成本的落实,应把关注点和重点放在这些非市场决定的成本上。财科院调研报告认为,企业成本与税费制度、行政审批、行业垄断等政府干预密切相关,土地、原材料、人力、能源、物流、融资等虽是市场化的生产要素,但政府干预过多或不当干预会导致相关市场机制的扭曲,并带来一些与市场运行无关的企业成本,比如,因一些不合理的行政审批、管制和行业垄断等所形成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因不合理的交通运输收费标准和一些乱收费行为导致的物流成本等。因此,由政府决定和影响的企业成本应是降成本关注的重点,着力进行改革。
改革创新是继续推进降成本的根本路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7年工作时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这为深化降成本工作指明了方向和着力点。刘尚希指出,高成本体现在微观上,而“病根”却在宏观上,成本的问题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来看都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需要改革来推动。推动企业降成本的根本路径是改革创新,而改革创新则要重点从宏观维度和体制机制上下功夫。
一是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政府和企业“双轮驱动”、“各司其职”,形成降成本的合力。市场环境决定着企业运行外部环境,左右着实体经济的运营成本,并最终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财科院调研报告认为,优化市场环境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从创新企业成本形成的体制机制入手,合理准确地对政府和市场进行功能定位,通过宏观政策和微观管理两个层面的共同发力,建立和完善宏观微观相结合的降成本机制,实现降成本的政策目标。
对于政府来说,就是要矫正“缺位”和“越位”现象,同时相应“补位”和“退位”,注重从宏观角度为企业创造健康运行的良性环境和合理机制,通过制度来引导企业的行为,发挥好政府的市场维护、市场引导、市场培育等方面的作用。要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通盘考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统领,统筹政府改革、市场改革和社会改革,在全社会形成改革合力。各部门要加强协调,加强降成本政策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明确降成本的基本目标,构建政策的长效机制。要破除“垄断保护”,维护公平竞争的格局。要深入整治“权力中介”,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履行好职能,不得随意将本应政府提供的服务转移到中介;另一方面要全面清理整顿中介服务事项,真正从源头切断中介收费和行政职权的联系。
对于企业而言,就是要不断推动自身的改革创新。成本是一个相对概念,提升效益、增加利润也是相对降低成本。因此,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增强产业转型的主体意识,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要任务,以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根本目标,以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为核心环节,通过制定适当的产品价格,最大化企业利益,提高利润空间,达到降成本的目标。尤其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应加快改革步伐,逐步消解“冗员”,剥离社会职能,真正解决效率低、产权不清、竞争力弱等问题。
二是切实推动减税降费改革,逐渐消除企业的隐性制度性负担。税费成本是企业成本的重要构成部分,是降成本的着力点。据财科院调研,税收负担并非企业反映最重的成本因素,但费的负担较重,尤其是不规范的收费更使得企业感到负担“重”。因此,一方面,要通过继续完善税收政策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同时,要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对现行税收条文进行清理合并,向全社会传达出清晰的税收信号,营造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另一方面,要切实推动降费改革,全面治理“超额负担”,重点可先行集中在行政性收费上。凡是那些事实上已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可通过一定程序归并,纳入税收管理;对于价外加收的“费”和具有使用者付费性质的“费”,应归并到价格之中,通过价格来体现;属于一般性收费的,则应经过严格审批程序;对于部门间重复收取、搭车收取的,则应坚决取缔。同时要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消除各类收费滋生的制度性根源。要进一步明确各项政府性基金的征收目的、征收金额、征收时限,建立定期评估与退出机制。要渐进式下调社保缴费水平,加快推进社保制度的全面改革。继续降低各类要素成本,包括土地、工资、电价、气价、道路通行费等。
三是大力推动金融“脱虚入实”,切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造成我国企业融资成本高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只有力促金融加大为实体经济服务力度,才能从根本上降低融资成本,在提升实体经济效益的同时提升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为此,财科院研究报告建议:破除垄断,鼓励竞争,放宽业务准入限制,拓宽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推进资产证券化市场的规范化、常态化发展,开拓融资新渠道;加快金融现代化建设,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服务创新创业、服务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推动金融机构转变思路,发展普惠金融,主动服务,探索适合中小民企的金融产品,切实支持民企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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