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2-11 作者:张蕊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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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近,知名企业家、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去美国建厂的新闻引发了热议。有人认为在利润率下降的大背景下,企业税负率已经接近利润率,企业基本处于死亡边缘。那么,我国企业税负水平如何?我国制造业的优势还存在吗?实体经济的发展前景和方向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对下面专家进行了采访:
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
马洪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外国财政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
曹明星: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党委书记
张巍: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大企业税收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税负最高不属实 税痛却很显
《中国财政》:曹德旺先生提出,美国企业只有所得税,因此只有赚到钱才征税。有人建议我国也实行这样的税制,这种建议可行吗?
马洪范:美国的税收体系较为复杂,总体来讲是以所得税为主、以对个人征税为主。但不能笼统地说在美国开办的企业只有赚到钱之后才需要交税,也不是只交企业所得税一项税收,具体征税要求与企业开办所在地法律规定密切相关。增值税方面,美国确实没有开征,但美国人一直对增值税有着浓厚的兴趣。自1954年增值税在法国首创以来,迅速扩展至整个欧洲,继而风...
最近,知名企业家、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去美国建厂的新闻引发了热议。有人认为在利润率下降的大背景下,企业税负率已经接近利润率,企业基本处于死亡边缘。那么,我国企业税负水平如何?我国制造业的优势还存在吗?实体经济的发展前景和方向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对下面专家进行了采访:
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
马洪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外国财政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
曹明星: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党委书记
张巍: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大企业税收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税负最高不属实 税痛却很显
《中国财政》:曹德旺先生提出,美国企业只有所得税,因此只有赚到钱才征税。有人建议我国也实行这样的税制,这种建议可行吗?
马洪范:美国的税收体系较为复杂,总体来讲是以所得税为主、以对个人征税为主。但不能笼统地说在美国开办的企业只有赚到钱之后才需要交税,也不是只交企业所得税一项税收,具体征税要求与企业开办所在地法律规定密切相关。增值税方面,美国确实没有开征,但美国人一直对增值税有着浓厚的兴趣。自1954年增值税在法国首创以来,迅速扩展至整个欧洲,继而风靡全球。美国始终未开征增值税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其政治体制与增值税制度协调难度太大。随着加拿大、日本等国在多方争议中最终开征了增值税,澳大利亚也于2000年推出了相当于增值税的商品服务税,美国成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唯一未采用增值税的国家。也正因为此,近年来,美国国内关于其税制中所得税比重过大弊端的诟病一直存在,开征增值税与适度提高间接税比重的呼声也一直很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国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建立绝对完美无瑕的税收制度。这给我国税制改革带来重要启示:一方面我国要借鉴国际惯例,适应国际税制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具体税种的选择上,一定要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政策目标及与整个税制的协调性。
杨志勇:我国选择增值税,是对外开放的结果。我国在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征收增值税,采取“道道课征、道道抵扣”的方式,按照理想模型,如果商品有足够的竞争力,税负能够完全转嫁,增值税应该由消费者负担,企业并不负担税负。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价格高高在上,商品卖不出去,提供的服务没人享用,那么税负如何能够转嫁出去?将税收定为零又有什么意义?
张巍:美国征收销售税,也称之为消费税,是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对在美国从事有形动产销售、提供某些与该销售活动密切相关的辅助性劳务的零售商征收的税。因此,销售税不对生产环节的生产企业征税,在实行价外税的情况下,零售企业是纳税人,消费者是负税人。这可能是曹德旺先生对美国税制理解存在误区的原因。
曹明星:我国选择增值税为主是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特点决定的。目前,尽管由于全球化困境导致我国经济增速下降,但是我国仍然处于经济快速发展上升阶段,这种活跃的经济交易是流转税居于主要地位的客观基础;加上增值税本身是一种相对中性的税种,对生产的影响比较小,征管总体成本比较低,税种的特点也决定了目前选择增值税作为主要税种具有机制优势。
《中国财政》:我国企业的税负处于什么水平?为什么企业感到税收负担很重?
杨志勇:“死亡税率”“全球税负最高”这样的提法肯定夸大其词,哪个排行榜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在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Paying Tax 2016》中我们也看不到我国是189个经济体中最高的。而且,那份报告的数据截止到2014年,还没有反映最近两年我国减税政策的成果。
马洪范: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国税负水平的指标是税收(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无论与国际上其他工业化国家比,还是与我国转轨时期和赶超战略指引下政府支出需求来比,都不算高。但企业的税收负担感受沉重,究其原因,与税制结构和纳税主体结构有关。我国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国家,同时,我国90%以上的税收都来自于企业,因而企业对税收负担感受强烈。美国税收体系中单项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从高到低依次为个人所得税(40.77%)、社会保险税(23.68%)、商品和劳务税(16.81%)、财产税(10.41%)、企业所得税(8.33%)。其中,对企业征收的税种只有商品和劳务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险税等。
张巍:我们通常用宏观税负水平来进行衡量。宏观税负分为大、中、小口径。大口径宏观税负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IMF统计口径测算,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接近3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中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按照OECD测算口径,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23.4%,而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5.5%;小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占GDP比重,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18.5%左右,按照IMF数据测算,2013年发达国家为25.9%,发展中国家为20.4%,我国的小口径税负水平也不高。从不同口径宏观税负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我国税负并不高。企业感到负担重,主要是各种收费。克强总理大力倡导简政放权,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措施,但涉企收费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清费立税和对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进行适当调整,是保证税收负担水平稳定的重要手段。
企业综合成本攀升不容忽视
《中国财政》:曹德旺先生指出,美国的土地、能源、交通成本都明显低于我国。我国企业运行的成本环境如何?
马洪范:客观地讲,曹德旺先生讲述的事实是企业综合成本负担重,而非税负成本过高。在企业看来,政府各管理部门、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税务局没有什么分别,因此往往将企业综合成本负担简单化地归为税收负担。譬如,种类繁多的收费负担。从规模上看,我国收费负担并不算高,但政出多门、手续繁杂,这无疑增加了企业运行的资金成本、时间成本,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心理负担。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经营性服务收费以及垄断部门的市场性“霸王”收费。规费繁多的背后,折射出政府管的“多”、“细”、“散”,加重了企业对税费负担的厌恶程度。高企的融资成本。2015年,我国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企业各项融资费用总额占融资额度的比重)约在6%—20%(以加权平均年利率计算)之间,且存在结构性矛盾,大中型国企与大型民企融资难度较小,议价能力较强,融资成本较低,中小微企业在银企关系中则处于弱势地位。行业融资两极分化也很明显,房地产开发、商贸服务、物流等行业融资成本明显高于其他产业。在此之上,企业还需要支付担保费、评估费、咨询费、审计费、公证费等,数据显示,这些收费推高了融资成本约2.63个百分点。直接融资的情况也不乐观,在债券、股权融资服务收费方面,据Wind资讯统计,2012年以后主板、中小企业版、创业板的平均发行费率上升至6.04%、10.88%和13.156%,中小企业与创业企业的发行上市费率高于大型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近些年来,虽然中央不断推动简政放权,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权力中介”问题尤为突出,不仅加重企业负担,也影响政府形象,企业意见很大。
杨志勇:我国电价、天然气等能源价格确实比美国高。较高的价格旨在节能减排,但节能减排应该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我国亟待重新设计资源能源定价制度。运输成本同样是个问题,高速公路建设、运营等体制机制需改革完善。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升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
《中国财政》:在全球资本争夺的浪潮中,我国制造业的优势在哪里?
曹明星:曹德旺先生去美国投资,正好赶上美国的“再工业化”过程。由于工业空心化比较严重,美国采取了类似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招商引资政策。美国现在总体上比较欢迎投资者,土地免费供给,税收减免,用电、用气优先满足,当然具有一定成本优势,就像我国上世纪80、90年代政府对待外资企业一样。但实际上,美国的再工业化不可能是一个顺利的过程,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决定了新兴工业体的崛起之后,老牌工业国家很难重现全体系工业辉煌。另外,即使再工业化顺利发展,随着时间拉长,外部投资逐渐饱和,其边际价值越来越低,也会遇到我国今天传统产业成本加大、投资效益减弱等类似问题。我国制造业的优势是历史性的、战略性的。首先,全产业链系统配套优势。我国的产业链配套全世界第一,基于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人口基数形成的“总体工人”的规模效应,我国成为成本最低的世界工厂;随着以工业人口为基础的总体消费的扩展,我国也将成为具有产品溢价效应的重要的世界市场。其次,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与改革不断发生、不断深化,这种制度的可改革性,锻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为中庸理性的工业群体,最小的摩擦成本、交易成本是工业化继续扩展的可靠保障。
马洪范: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今天我国制造业仍然具有较强的优势。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团队通过一个国家生产并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商品总量与结构,来衡量这个国家生产能力的复杂度,并以此判断这个国家的真正实力与世界地位。研究成果显示,自1995至2014年的20年间,我国制造并出口到全世界的商品总量成倍增长,结构日趋完善。这是最被他们看重的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之一。
张巍:世界第一的制造业规模,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强大的综合配套能力,亿万高素质的制造业大军,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高铁装备等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骨干企业,以及13亿人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这些仍然是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替代的优势和地位,是中国制造持续发展的动力,是建设制造强国的基础和条件。
《中国财政》: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前景和方向在哪里?
杨志勇: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这些都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天然的优势。但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的准确定位,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应该有适当的平衡。事实上,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服务经济也发展不到哪里去。要切实解决制造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完善公共服务,激活企业的创新能力。
马洪范: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提出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选择,意图解决低端产品供给过剩、高端产品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有效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形成是由于当前我国制造业等供给结构不符合工业化进程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规律。按照轻工业、重化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顺序依次演进,是工业化进程发展的规律。产业一定要递进和升级,这是经济规律。以韩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韩国抓住了日本和欧美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承接了以纺织、服装为主的低端轻纺工业。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韩国抓住西方国家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放弃重化工业的机遇,大力发展钢铁、机械、造船、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顺利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随后,韩国再次面临产业升级问题,其充分利用信息、科技的发展,并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和特点,成功地在文化领域实现了产业升级。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重化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的规律要求我国产业结构及配套供给结构必须转换升级。这需要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推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转换升级。一方面,通过财税、金融等制度安排支持企业走创新驱动、技术升级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完善政策,鼓励轻工业、重化工业等依循发展规律,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布局。从这个角度来看,曹德旺先生美国建厂,将我国过剩的玻璃制造产能转移,既更贴近市场,又避免了关税壁垒,实在是一件好事。
《中国财政》:下一步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马洪范:降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确实也是当前帮助实体经济渡过难关、争取更好未来的关键所在。作为国家层面的降成本政策,应当并不局限于简单意义上的成本减少,而是从根本上建立科学的成本形成机制,促进企业在合理成本负担的框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降低企业成本,并不是对所有企业成本不加区分的“一刀切”,应正确认识和理解企业成本,明确不合理成本及其成因,从而为降成本指明方向与重点。在各类成本中,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的上升是趋势性的,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税负成本方面,在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同时,要深化税制结构改革,增加直接税比重。其次,不应为了降成本而过多政府干预。在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由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在市场出清情况下形成的成本是合理的,理论上不属于降成本的范围。政府不当干预会导致相关市场机制的扭曲,带来一些与市场运行无关的企业成本,这些才是降成本的重点。最后,降成本最重要要实现成本合理化。具体看,企业成本高企,如果是经营不善带来的,或是落后业态、落后产能导致的,已经不适应市场的需求,政府再给多少政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困局。因此,必须转变思维,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通过降成本的长效制度安排和短期政策措施,有效激发企业活力,增强企业消化成本能力及盈利能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及产品附加值,是比单纯减负或救困更重要的目标任务。
曹明星:我们当前处于区域竞争加剧的关键历史时期,要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通过减税减负为实体经济发展留下空间。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以及相互间资源占有和分配使用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为企业和市场松绑,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保障主体产业的稳健发展和新兴产业的蓬勃兴起。推进清费立税进程,加大费改税力度,切实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税收。加大减税降负力度,在明晰政府事权和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规模膨胀,规范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额,着力把握好减税降负主基调,为刺激企业投资增长、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扩大消费能力,预留空间。
张巍: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也就是说,一方面,政府要着力推进改革,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转变政府职能,清理规范权力中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研究推进增值税税率简并,充分发挥税收中性作用,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另一方面,企业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通过产品结构和生产方式升级,来消化成本压力,通过创新跳出低效竞争、频于“死亡”的“红海”,寻找事业发展的“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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