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如今已是外籍院士的杨小凯曾经大声疾呼：中国向何处去？10年前，忧国忧民的学者仍在关注，“中国正艰难地翻上一个新的山坳”。今天，我们欣慰地看到，改革开放不仅照亮了中国的征途，而且已经胜利地翻过了“新的山坳”。这个巨大“山坳”或叫“分水岭”，在经济上是人人都能感觉到的明显变化：由总量短缺变为结构过剩；由只愁买不到变为也愁卖不掉。

新情况当然也有新问题。市场有商品积压，卖方供应充足；市场有货币闲置，买方需求不足。长此以往，厂商还干什么？职工还吃什么？当年马克思就说过：“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买不到和卖不掉，都是单相思，都妨碍资本循环和市场活跃。百姓生活不肯掏钱，是消费需求不足；企业生产不能多用钱，是投资需求不足；外商不愿花外汇进货，是出口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就成了进一步增长的障碍。

以史为鉴，可以借助他山之石。欧洲在工业革命初期，经济发展迅速。当时的不少经济学家也都信奉法国萨伊的说法，“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意思是，商品生产也是购销过程，不怕没人出钱买。可是，萨伊1832年去世后，科技推动生产力继续不断发展，“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这就是1847年马恩写《共产党宣言》时的世界市场形势。尽管那时英美德法等国的生铁总产量不过800来万吨，只有我国1997年钢产量1亿吨的8%，供给已经开始大于需求。终于，过剩的情况出现了。到1873年，商品积压，出口受阻，物价下降，经济停滞，工人失业，已经形成危机。甚至，英国乡下还出现了卖粮难，有人想“用牛羊代替粮食”，可是进口的冷冻肉更便宜，又打击了英国畜牧业。不过，危机加大了竞争压力，加速了破产兼并，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消费也上了新的档次，危机得到缓和。

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再一次出现过剩，1928年上任的共和党政府胡佛总统以为，“危机”仍然只是暂时的，自由竞争总会带来新的繁荣。可是1929年股市整个崩盘造成了经济全局崩溃。胡佛虽然采取了一些财政政策予以支持，给银行和铁路以援助，出钱帮中小企业和农场主赎回抵押；但是胡佛的这些财政支持还很不够，失业救济、军人优抚缺乏保障，厂商和场主刚赎回的抵押又被债主收走。1932年，美国的国民收入降为只有1928年的一半，1300万人失业。经济陷入大萧条的困境。1932年，民主党政府的罗斯福总统上台，实行以“复兴、救济和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政。“罗斯福新政”的基本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学说。既然私人不愿增加消费和投资，那么，政府就责无旁贷，应该当仁不让，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不惜以赤字为代价，“往水泵里先行注水”，借国债直接投资，来增加就业、启动市场。政府投资于水利等基础设施（比如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开发电力，发展地方经济。1935年，美国继欧洲之后发布了对养老、失业和伤残的社会保障法。同时，修改了税收法案，设置了累进的所得税、企业增值税，堵塞了逃税的漏洞，当然，美国毕竟是帝国主义，不靠建设发展，就用打仗刺激。1938年后，“罗斯福新政”结束，美国把拉动经济的希望转移到挑起海外战争。

即便如此，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总是成功的。20年前，美国人还为罗斯福修建了纪念庭园，怀念他的德政。而凯恩斯在自由市场中政府干预经济的学说，至今仍然被学者肯定和继承。我们完全可以有分析地引进过来，洋为中用。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个是增税好不好；一个是投资怎么用。

美国当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不外乎三条渠道，即除发行国债及安排赤字之外，就是增加税收。但是，对陷于萧条的企业增税，无异雪上加霜。加以“劳联—产联”工会组织坚持不能任意对劳工裁员减薪，使企业上下为难，当时曾出现过资本家的“静坐罢工”，反对增税。直到70年代，供应学派才转而提出减税的学术主张。增税的好处是：财政积聚了更大的调控力量，通过直接投资，购买建筑材料等生产资料，从而帮助了滞销的生产企业。减税的好处是：政府少向企业要钱使企业减负，政府少向居民要钱使居民多买，尤其是后者。因为西方国家征税的主要对象是居民的收入所得税而不是企业的营业增值税。减税从企业减负和居民多买两个方面帮助企业走出窘境。但是，我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企业的冗员和社会负担过重，增税过多，企业为难。何况除了法定的国税地税，还有屡禁不止的收费、提留、摊派与罚款。至于减税，庞大的政府开支将难以为继。至于居民消费不振不全是缺钱，而是社会保障和收入预期的原因。所以，税收是增是减才好，就值得反复商量了。

政府直接投资启动经济，极端的例子是凯恩斯的“填坑挖坑”理论。即财政部把钞票装在瓶里埋在废弃的矿坑中再填满垃圾，让企业雇人把它挖出来，以解决失业问题。当然这是很浪费的补救办法。如果居民把钱储蓄到银行里，银行又不放心企业的偿债能力因而慎贷惜贷，那么，财政就可以对银行发行国债，向银行借公众的钱来直接投资。这个办法，我国是能够实行的。只是积极财政政策要用到关键的地方。道路、电网、水利等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讲了，要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基础设施的投入只能启动企业不能替代企业。支持企业进步和技术升级，固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用到了点子上，但拉企业一把不是抬担架，最终还要靠企业自己真正改制，在市场上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规则大踏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