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他是一个普通的人,身居农村,工作基层;他是一个平凡的人,默默无闻,不见经传;他是一个不幸的人,绝症缠身,几会死神。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把自己的生命融于国家利益之中,把爱岗敬业看做是人生价值的集中体现,把清正做人作为完善自己人格的不懈追求。他就是河北省丰润县新庄子乡财政所征管员武振余。
“我欠国家、家里的太多,不能就这么去了。”
武振余1974年由部队转业,1980年从事财政工作,由于工作出色,1987年初被任命为新组建的新庄子乡财政所所长。从春到秋,他领着一班人一口气也不敢松,苦干了大半年,样样工作都取得了喜人成绩。回到家里,他把工作上的事说给妻子听,妻子也高兴地抿着嘴笑。这个没有任何奢求、贤慧善良的农家妇女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灾祸已经悄悄迫近了这个温馨和睦的小家庭。
这年的11月份,正在紧张工作之中的武振余突然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他以为感冒了,吃了几片药继续坚持顶班,直到最后几个村的农业税尾欠全部收清了,可高烧仍然不退,而且脖子、面部红肿,全身淋巴肿大。在同志们和妻子的一再逼迫下,他才让妻子陪着到唐山卫校医院做检查。切片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医生偷偷告诉老武的妻子:恶性淋...
他是一个普通的人,身居农村,工作基层;他是一个平凡的人,默默无闻,不见经传;他是一个不幸的人,绝症缠身,几会死神。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把自己的生命融于国家利益之中,把爱岗敬业看做是人生价值的集中体现,把清正做人作为完善自己人格的不懈追求。他就是河北省丰润县新庄子乡财政所征管员武振余。
“我欠国家、家里的太多,不能就这么去了。”
武振余1974年由部队转业,1980年从事财政工作,由于工作出色,1987年初被任命为新组建的新庄子乡财政所所长。从春到秋,他领着一班人一口气也不敢松,苦干了大半年,样样工作都取得了喜人成绩。回到家里,他把工作上的事说给妻子听,妻子也高兴地抿着嘴笑。这个没有任何奢求、贤慧善良的农家妇女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灾祸已经悄悄迫近了这个温馨和睦的小家庭。
这年的11月份,正在紧张工作之中的武振余突然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他以为感冒了,吃了几片药继续坚持顶班,直到最后几个村的农业税尾欠全部收清了,可高烧仍然不退,而且脖子、面部红肿,全身淋巴肿大。在同志们和妻子的一再逼迫下,他才让妻子陪着到唐山卫校医院做检查。切片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医生偷偷告诉老武的妻子:恶性淋巴癌,存活期最多3年。犹如一声晴天霹雳,一下子把这位平时连远门都没有出过的农家妇女打蒙了。
县财政局和乡领导得知消息后,迅速将武振余转入天津肿瘤医院。一进医院的大门,武振余就什么都清楚了。他一下子想到了死。死这个字眼,他曾经觉得离自己是那么遥远,而如今,它就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自己,如影随形,伸手可及。他的脑子一下子乱了,他想起了自己的成长路程,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想起了财政所刚刚开展起来的各项工作;想起了白发如霜的二老高堂,贤慧善良的妻子,弱小待教的儿女……他又一下子如梦方醒,他欠国家的太多了,欠家里的太多了,国任家责,他都没有做好,“我不能就这么死了”。现实如铁,但他心如铁坚,他要与死神搏斗。实行肿瘤切除手术,他一声不吭;上化疗,他心静如水;化疗对饮食反映强烈,他强忍痛苦,吃了吐,吐了再吃……病魔胆怯了,后退了,病情暂时得到了控制。
“咱不能多花国家的钱啊!”
从天津肿瘤医院出院后,为巩固疗效,每两个月需到天津检查化疗1次。武振余的家离天津300多里路,每次去天津,老武都是拖着虚弱的身子,骑40多里地的自行车到唐山火车站坐火车去。县乡领导给他派车,他却说坐小车公家开支大,自己能挺得住。天津医院每个疗程需要3000元,太贵了,他就从天津买药到设备简陋的县医院化疗,每个疗程可节省医疗费2000元。为省下每天18元的住院费,他每天早上骑30里路的自行车到县医院,化疗完后再骑自行车回家,每次回到家都累得他半天起不来炕。化疗杀伤白血球,对身体健康影响很大,必须及时注射高蛋白,以增加营养,增强体质,恢复白血球。但注射1支进口的高蛋白需380元,国产的也需280元。他心疼,坚持不打高蛋白。他用自己的工资和卖粮、卖怀崽母猪的钱买些低价的营养品。
如今,将近9年过去了,武振余没向组织上叫过1次困难,要过1分钱的补助,他说:“困难是暂时的,紧紧裤腰带就过去了,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了”。可家里折腾穷了,走进他的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冰箱、彩电、洗衣机一样没有。可几年中他却硬是从自己身上为国家节省了1万多元医疗费。对他这种作法,周围一些人包括医院的一些医生护士都感到难以理解,他们说:你是国家干部,又在财政岗位,得了病应该治,你拼着命给国家省,难道国家缺你省的那几个钱?武振余说:“正因为我是国家的人,才更应该为国家利益着想。我本是该死的病,要没有国家我早就完了,这个恩我一辈子也报不完。要是有了病花国家的钱不心疼,那不成了败家子?咱不能多花国家的钱啊!”
“不干点工作我心里不舒坦。”
1988年5月的1天,出院不久的武振余踏进了乡政府,“我感觉挺好,今天来上班了。”“什么?”乡书记望着他腊黄的脸大吃了一惊,“这怎么行,你刚出院,还要接着化疗,身体又这么虚,你不要命了?回家好好歇着!上班的事不要想。”“书记,所里人手少,工作多,我干不了重的干轻的,下不了村我可以在所值班,不干点工作,我心里不舒坦。”他请求着。书记心里一热,知道他的脾气,不再坚持,只好一再叮嘱说:“千万不要累着了。你特殊,来去不用请假。”武振余回到办公室,从兜里摸出一张纸来,那是天津医院给他开的长期休养的证明,他拉开抽屉,把它塞到了最底层。
按医嘱,武振余平时还需服用中药。可家里离所里有8里路,中午回不来。每天早上,他就把头天晚上熬好的中药装到罐头瓶里,带到班上去吃。刚开始上班他就想和同志们一块下乡工作,可大伙儿说什么也不让。他只好在所里值班:打扫卫生,整理报表,办理各种手续。中午就在所里的小食堂自己动手做点吃的对付了,晚上下班再骑车回家,一天下来,他觉得很累,有点顶不住了。干脆,晚上也不回去了,中午晚上都吃住在所里。从此,这个绝症之人,常常是几天几夜不回家,财政所的小院里,老是闪现着他的身影。
武振余生病后,卸去了所长的担子,但并没因不当所长就松一口气,他主动帮着新所长谋划在全县争先的工作计划。进入农税征收旺季,他不顾同志们的劝阻,坚持下乡征税,他说,农税工作是财政工作的硬任务,农税工作上去了,在全县争先才有可能。1995年8月,正是征收农业特产税的旺季,他不顾病体,坚持和同志们一起走村串户进行收缴,并积极要求分包几个村的征收工作。有一天他骑车到离所6里路的大麻各庄收税,半路上,他感到全身无力,两腿再也蹬不动自行车了,只好下车推着车子继续走。到了村里,他又硬挺着一家一户的挨门征缴,当征完税回到所里时,已是汗透衣衫,全身瘫软如泥了。这一年,新庄子财政所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农税征收任务,在全县名列第一。
“不防微杜渐,就会损害财政干部形象”
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特别是对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非常敏感。农税工作直接面向农村千家万户,整天和群众打交道。武振余深知,如果不注意防微杜渐,就会损害财政干部的形象。因此,他时时处处注意按党的要求去做,认真执行农税政策法规。每年下乡征收农业特产税,总会遇到一些群众执意要送给他瓜果,有的还要请他吃饭,这些人有的是出于友情,有的是为了少交税款。不管是什么原因,武振余一概谢绝,按照税法规定照章征税,亲戚熟人一律如此。他说,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如果吃了拿了,群众看着生气,自己也不气壮,今后工作还怎么做?多少年来,他没吃过纳税户一口饭,一口瓜。去年,乡领导让他去小刘庄帮助搞小康村建设,他一连蹲了半个月的点,但总是早来晚走,不在村里吃饭。干部埋怨他连一顿饭都不吃,他说“坏毛病是惯成的,今天吃一顿不算啥,明天吃一顿不算啥,时间一长,坏习惯就难改了。”正是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在纳税户中的声誉很高,他们说:老武收税,不玩邪的,我们服。
(责任编辑 李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