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官员的坐轿制度值得后人思索。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以后，其领导集团内的阶级局限性日益显露，在来之不易的胜利面前非但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反而滋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领导集团和官员队伍内部不断受到封建地主阶级腐朽思想意识的侵蚀，享受欲望急剧膨胀。他们的生活豪华奢侈，养尊处优，刻意模仿封建统治阶级的排场和作风，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官员的坐轿制度。官员们出行都要坐轿，轿子的豪华程度、轿夫的多少按官员的级别不等，天王洪秀全的轿夫为64人，东王杨秀清的轿夫48人，就是两司马这样只统辖25家人的小官，还有轿夫4人。高级官员的轿子经过时，小官和兵士都要回避或跪在道旁，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官员坐轿制度给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首先是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在主观上将天京视为其全部事业的命根子，由此造成战略上的被动，逐步丧失了控制战局的主动地位，天京始终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全局形势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本应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财力于战争领域，而不能在官员队伍的轿子等问题上铺张浪费。太平天国的官员队伍规模庞大，后期仅受封为王者就达2700余位，整个官员队伍在坐轿方面的人力财力耗费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这必然直接削弱它的作战能力。其次是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太平天国广大群众的平均主义的宗教理想。洪秀全在《原道警世训》中提出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和《天朝田亩制度》中设想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无处不均匀”的宗教理想，是动员、团结广大贫苦群众奋起参加革命，反抗清王朝压迫的强大精神力量。而太平天国的坐轿制度反其道而行之，使太平天国的理论与实践还在革命刚刚开始有成就时就不能完全统一，对整个革命事业产生了严重的危害，难免造成“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的消极局面。三是致使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和官员队伍严重脱离了群众。在起义初期，太平军都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清军曾这样描述：“伪官虽贵为王侯并无常俸，惟食肉有制。伪天王曰给肉十斤，以次递减，至总制半斤，以下无与焉。其伪朝内各官一切衣食，皆向各典官衙取给，军中亦然。”这种上下一致，同甘共苦的制度和精神，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是太平军士气旺盛，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而太平天国官员的坐轿制度严重损害了内部密切的上下关系，当群众抬着轿子或跪迎轿子时，不可能相信上下之间还是“兄弟之辈”、“姊妹之群”，当官员们高高坐在轿子上时，他们也就远远地脱离了群众，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太平天国后期，“我兵心散，不肯力战，势甚可危”。可以说，官员坐轿制度是促使太平天国衰落的一副催化剂，一个显著标志。

太平天国官员的坐轿制度是其领导集团和官员队伍奢侈生活的产物，它反过来又促使这种奢侈愈演愈烈。太平天国做为中国近代最为轰轰烈烈的一次农民革命起义功绩永存，光照青史，但它的官员坐轿制度着实令后人痛惜，教训是深刻的。

编后：古时出行坐轿，为今代步有车。从太平天国的坐轿现象所代表的一种官场腐败，看现在上上下下比乘豪华进口汽车的风气，历史俨然如明镜高悬。如果说太平天国的官员坐轿还依官阶的不同有一种制度的话，而我们现在有些“公仆”们坐车，则“思想解放”，无所顾忌了。早在半个世纪前，郭沫若同志《甲申三百年祭》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历代王朝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共产党人能不能走出这种循环？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必须高度重视和坚决刹住现存的一些腐败现象，否则，也会失掉民心，误入怪圈。据悉，今年前5个月，我国县以上社会集团购买小汽车的审批金额，在连续多年高增长的基础上，又比去年同期增长1.37倍。这一现象令人忧虑，它不只是加剧了我国经济建设资金供不应求的矛盾，同时也损害着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对此，决不可等闲视之，应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