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复式预算，人们总是觉得这是西方国家的发明，与中国无缘。最具代表的看法是，1965年前丹麦王国的财政大臣首次将传统的单式预算分解为经常预算和资本预算，从而形成新型的预算组织形式。作为现代预算组织形式的新的重大变化，这种看法可以成立。但是，这不应影响我们对中国预算组织形式渊源及其发展的认识。我认为复式预算的发明权在中国，发明时期在周代。当然，这里讲的“预算”，是指预算的原始雏型，即预算的萌芽。

据中国古代典籍《周礼》记载，周代的财政制度已颇具规模。当时国家经常性的收入是“赋”，赋有“九赋”。这“九赋”都有规定的专门用途。我国财政学界著名的前辈学者周伯棣先生曾制出专表，研究这一制度，现照录如下：

上表中“九赋”与“九式”一一对应，当时国家的财政出纳机关（太府）按此执行。这一财政制度可以说已具有复式预算的雏型，而且预算安排十分精细，连依照课征地区的远近安排不同的支出都考虑到了。如果外国人了解这些是中国三千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他们一定会惊叹。

进入秦汉时期，中国财政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西汉初年开始将国家财政与皇室收支划分开来。据《汉书·食货志上》记载：“天下既定，……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地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下）之经费。”这就把国家的财政收入与皇室的收入来源作了划分：国家的财政收入是税（田租）、赋（算赋），都从老百姓那儿征收，用来支付官吏俸禄和政府经费；皇室收入的这一摊子叫“私奉养”，其来源于山川、园池、市井的租税，即“工商虞衡”收入，这些收入用来供皇帝个人生活消费和皇室宫廷所需，如皇室的膳食、被服、器物、舆马、医药、宫女、赏赐以及乐府戏乐之费等。从上述情况看，秦汉时期的预算制度更具有复式预算的性质，把国家收支与皇室收支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预算。秦汉之后漫长的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预算制度虽多变化，但复式预算仍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