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财税事业的人,总是把坚持改革,精心理财作为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追求。
这里要介绍的,就是一个酷爱财税事业的理财能手。他在财税战线走过了30多个春秋,先后30多次获得上海市及全国财税系统劳动模范称号,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位高级经济师和上海市九届人大代表,1988年8月退休后仍心系财苑,受聘于上海市财政科学研究所继续工作。他就是董世成,全国财税系统著名的老劳模。
煤炭“特使”
1988年下半年,董世成从工业、外贸等多种渠道了解到本市煤炭供应频频告急,库存最少时仅够全市生产、生活用煤几小时,许多工厂一周被迫停工二三天,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外贸出口。董世成心急如焚,深深地意识到如不扭转这一态势,最终将对经济生活和财政收入构成很大威胁。老董急生产所急,想财政所想,跨上自行车,在市内先后走访了燃料、电力公司以及冶金、纺织、机电、轻工、化工等8个工业局的30多家单位,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为弄清煤炭问题的症结,他反复思考,决定赴产煤区和铁路部门进一步调查。1989年春节刚过,他就整理行装,带上水果和自制的油炒饭、腌菜,蹬上北去的列车,开始了自费实地考察。
这位上海人民的煤炭“特使”先后到大同、太原、长治等地煤矿和铁路运输部门调查,他向领导和工人请教,与上海驻矿人员交谈,发现流通环节煤炭倒卖现象十分严重。产煤区每吨煤炭40多元,到上海开价250元。倒卖者为扫除外运煤炭的障碍,每节车皮支付可观的好处费,挤掉了国家统配煤的及时发运。另外,一些地方在“肥水快流”的口号下,盲目大办小煤矿,开采率仅10~20%,资源浪费严重;而国家煤矿因成本高,多采多亏,收不抵支,煤矿工人生产积极性不高。
没几天,老董撰写的煤炭倒卖多、开采乱、成本高、产量低的报告呈报国务院总理。能源部办公室很快给予答复,信中说:董世成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而且还很严重”。国务院对以上问题非常重视,相应作出了“加强管理,实行专营,以减少中间环节”等项决定,并赞扬老董“退休之后仍然关心国家经济建设,关心煤炭生产,自带口粮和自费到山西调研并提出积极建议,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长期的财税工作实践使老董意识到,要想解决煤炭业存在的问题并非一蹴而就。面对煤炭供应紧张的严峻现实,挖潜节能已成为上海刻不容缓的大事。于是,董世成又火烧火燎地开展了节能专题研究。收集到的数据和情况表明,上海每万元工业产值的耗煤量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高出30~50%,许多企业能源利用率低,浪费情况严重,上海全市冶金、纺织、化工系统1988年111种产品的耗电量就比上年增加9340万度。为此,他向市主管部门提出书面建议:建立各级节能机构,专司其职;设立技术改造资金,并按国家规定淘汰功率低、能耗大的机械设备;供能部门对单位用户实行“超罚节奖”的办法等等。他的建议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促进挖潜节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理财尖兵
1990年2月的一天,老董伫候在汉口路上,照惯例加入了候车的队伍。不多一会儿,市财政局农业财务处的老张心事重重,走上前来,向他倾诉了一项可节约一二千万元投资的合理化建议迟迟未被采纳的事情。请求老董以市人大代表的名义帮助向上反映,促成此事。搭上班车,老董就象一个打坐的老僧,陷入沉思之中。他想,目前上海建设资金十分短缺,要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就必须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一项建设工程便有一二千万元的节约潜力,这可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天他就将这项工程的原委了解了个清清楚楚。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为解决黄浦江中上游段疏浚底泥的排放问题,确保万吨级货轮通航和即将建成的关港码头的正常使用,交通部于1988年底与市政府商定,联合投资建设黄浦江第三排泥系统工程,由上海市负责南汇县海滨东滩排泥场的建设。按某设计院方案需投资4326万元。在审定这一设计方案的过程中,老张依据有关咨询材料,多次书面反映采用中潮滩围堤方案,投资大,效益差,建议改用在高潮滩二次围堤,以节约大笔投资。但这一合理化建议一直未能引起重视。
1990年2月,董世成上书市人大常委会,建议组织多方专家对这一项目的两种设计方案进行评估。不料,很快被市有关部门否决了。但老董毫不气馁,在4月召开的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以人民代表强烈的责任感,批评市有关部门不顾投资多少,仅组织单方论证的草率做法,再次向市政府领导建议组织多方专家进行评估。
由于老董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市有关部门于4月19日终于同意委托市投资咨询公司组织专家对这一项目的设计方案进行评估。经过3个多月的论证和比选,最后作出结论:高潮滩二次围堤方案,能发挥种青促淤效应,具有节约投资,施工方便,缩短工期等优点,建议采用。按论证意见修改设计方案,共节约工程投资近1200万元。目前,排泥场这一重大市政交通建设工程正在紧张建设之中。
议案状元
1988年4月,董世成光荣地当选为市九届人大代表。三年多来,由他牵头向市人大提交的议案共19份。一则新闻报道说,若在800多位代表中评比“议案状元”,恐怕非他莫属了。
翻开老董保存的一份份议案材料,可以发现一个鲜明的特点,议案内容大多集中在经济方面,如开发浦东外高桥、搞好大中型企业、清理三角债和加强财税工作等等。或许是长期从事财税工作的缘故,老董有份内、份外事都爱管的癖性,如今他受聘在市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管“闲事”的范围更广了,触角更敏锐了,工作也更忙碌了。
近几年,上海市上马了一些重大市政建设项目,有些企事业单位想趁动迁之机“捞一把”,致使工程造价尤其是前期拆迁工程费用猛增。为加强管理,制止这一现象的蔓延,老董自1990年底起开展了专题调查。经测算,“八五”期间南浦、杨浦大桥和地铁等6项重点工程,前期拆迁费用占总投资的比重平均为29.2%,比八十年代初上升9.2个百分点。其原因主要是拆迁企事业单位的厂房、设备,缺乏统一的计价和补偿标准;征地拆迁、安置劳动力等费用上涨幅度大;工程预征土地过多,支出增加;对前期拆迁工程费用缺少审核,虚报少支问题严重等等。
去年4月21日,老董在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与其他9位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修改完善市政拆迁管理办法的议案,提出:单位拆迁按现行造价扣除实际使用时间的折旧计算,征地拆迁、安置费按消费品物价和原材料价格指数补贴,市政公共设施如绿化等一律不予赔偿,制定市政工程前期费用的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市政动迁补偿评估仲裁小组等具体建议。
俗话说,功到自然成。同年7月19日,市政府发布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老董看到自己提出的建议基本被采纳,复杂的拆迁补偿问题从此有章可循了,他兴奋地露出了笑容。
董世成为国理财的事迹,一时难以尽述。何况他还在用忘我的工作继续编写着一则则全新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