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管仲(公元前730—645年)足春秋时代的大理财家。他相齐四十年治国理财成效卓著,从财政经济方面保障了齐国的富国强兵、“尊王攘夷”、“霸诸侯一匡天下”战略目标的实现。管仲在齐国实行的财政经济方针是得当的,尤其在财政上采取适度的“取、用”政策值得称赞。
《管子》是管仲治国的思想、理论、政策、问对的文汇,现将《管子》中有关理财的取、用之策作些介绍。
一、取、用有无节度,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在《管子·权修篇》中讲道:“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因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如果“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阜,持戈之士顾不见亲,家族失而不分,民走于中而士遁于外,此不待战而内败。”(《管子·轻重甲》)实践证明:“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管子·权修篇》)这些论述的意思就是,国家向民众取财、用财要讲究度,如果取民用财无度,就会招致民众怨恨、外敌谋算,迫使国家居危。尤其在群雄并峙,诸侯争雄的形势下,取财用...
管仲(公元前730—645年)足春秋时代的大理财家。他相齐四十年治国理财成效卓著,从财政经济方面保障了齐国的富国强兵、“尊王攘夷”、“霸诸侯一匡天下”战略目标的实现。管仲在齐国实行的财政经济方针是得当的,尤其在财政上采取适度的“取、用”政策值得称赞。
《管子》是管仲治国的思想、理论、政策、问对的文汇,现将《管子》中有关理财的取、用之策作些介绍。
一、取、用有无节度,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在《管子·权修篇》中讲道:“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因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如果“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阜,持戈之士顾不见亲,家族失而不分,民走于中而士遁于外,此不待战而内败。”(《管子·轻重甲》)实践证明:“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管子·权修篇》)这些论述的意思就是,国家向民众取财、用财要讲究度,如果取民用财无度,就会招致民众怨恨、外敌谋算,迫使国家居危。尤其在群雄并峙,诸侯争雄的形势下,取财用财是否适度更是一个关乎国家存亡的严重问题。
二、取民有度是不竭财源、藏富于民的客观要求和落实富民政策所必需。管仲对桓公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霸形》)“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管子·乘马》),“王者藏于民,……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管子·山至数》)齐国的经历表明,民富关连着国富,国家的财源不竭也在于民富,所以必须取民有度。
三、实行取民有度,应当轻税簿赋,酌情课征,不竭财源。其一,要明白在民众不缺衣食,不致怨恨君上的条件下,才适宜征收赋税。即“事再其本,则无卖其子者;事三其本,则衣食足;事四其本,则正籍给”(《管子·轻重甲》)。其二,要根据土地肥瘦情况和民众实际收益多寡,来确定征税的税率以及是否减免税赋。即“相壤定籍”、“相地衰征”。在(《管子·大医篇》)中还具体规定:“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其三,不宜把民众的财物分成几种税的税征对象,并且同时开征。《管子·国蓄篇》中讲道:“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遍行而不尽也。”总之,管仲认为必须认真讲究税赋政策,应当实行适合民情的轻税方针。
四、征收商业税要利于繁荣市场和各诸侯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对流转中的货物税,主张从轻课征,齐国当时的具体规定是关赋轻于市赋,”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管子·幼官》)。为了招引远处商人前来贸易,还具体规定:“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管子·问》)就是说,货物经过关、市二处,只在一处征税,御货后的空车和肩挑背负的小贩,均不课税。
五、取征于民,还要注意到当时民众的好得恶失心理。《管子·国蓄篇》中讲道:“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管仲借先王之见,提出要适应民众的好恶心理,付给民众的事要有声有色,而向民众征取的要尽量隐蔽。当然,取征于民,注意民众心理反映是对的,但不能要权术来愚弄民众。
六、国用奢侈,开支无节,是招生邪念之源;厉行节制滥支,是不可忽视的要务,否则国家难以治理。这个道理清楚地反映在《管子·八观篇》中:“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
七、用之有止,必须讲究俭道。管仲所主张的“俭”,不是单纯指少花钱。“俭”的内函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是,社会财富均由劳动创造,工农商各界和作为百业工匠的劳动者,适时而又尽力地创造财富,就是最大的节约。《管子·法法篇》中说:“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故日:俭其道乎!”另一层意思是,用财适当,投资取得最大效益,就是节省,不能只看花钱多少,花钱少不顾效果,用力不当返工,就要造成浪费。《管子·版法篇》中讲道:“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接着解释道:“用力苦则事不工,事不工而数复之,故日劳矣。用财啬则不当人心,不当人心则怨起,用财而生怨,故曰费。”管仲所主张的俭道是在治国理财的实践中得出的认识,他所说的实现俭的道路,与现代讲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很有相似之处。可以看出,管仲的俭道是以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不愧为先进的理财思想。
《管子》的理财取、用之策实施于两千多年以前,自然带有历史局限性,但今天如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取精去粕”的研究,对于我们的财政经济工作是大有借鉴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