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增速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2006年财政收入已达39373.2亿元,比上年增长24.4%,而当年GDP只增长了11.1%。2007年1—6月,我国财政收入总额又突破了2.6万亿元,同比增长30.6%,而同期GDP也只增长了11.5%。对于这种现象,学界有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即目前我国财政收入中有近90%是各项税收收入,财政收入“超速”增长应当说主要是由税收收入的“超速”增长造成的。但从1994年以来,我国在大的税种上并没有实施有利于增收的改革(2006年4月的消费税改革除外),许多改革像取消农业税、部分地区的增值税转型、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提高等还是减收性质的改革,所以从制度的角度上,当前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并不会有很大的扭曲作用,对经济没有大的消极影响。
尽管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很快,但由于其规模在1995年已经降到了10.7%的谷底,所以经过10年的恢复性增长,目前占GDP的比重仍不是很高。2006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8.67%,如果加上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和预算外收入(按预算内20%估算),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略超过25%。而这个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是较低的。从2005年各级政府财政收入总和(含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占GDP的比重看,美国为32.91%、英国为41.49%、德国为43.54%、法国为50.60%、瑞典高达59.2%。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是居中的,有的国家如秘鲁、泰国、新加坡、越南等国财政收入规模都不到GDP的25%,而像智利、阿根廷、伊朗、哥伦比亚、牙买加、南非、塞浦路斯等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25%,有的甚至接近或超过了35%。所以,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财政收入规模并不能算是较高的。
目前财政面临的压力主要不是收入增长快和收入规模大,而是在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结构如何进行调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领域矛盾积累的结果突出表现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加之前些年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有一部分人群(即低收入群体)失去了经济保障,甚至基本生活也面临着问题。特别需要政府的经济关怀,需要公共财政在税收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向他们倾斜。而目前财政增收形势好,正是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经济关怀的好时机。发达国家财政收入规模都很大,甚至达到了40—50%,但他们的经济仍在高效运转,社会也比较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支出结构高度的人性化和社会化。2005年,财政的社会性支出(包括健康、教育、社会保证、娱乐与文化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美国为57.49%,英国为66.94%,德国、法国、瑞典、挪威、丹麦等国该比重都超过了70%。相比之下,2006年,我国财政的社会性支出(含文教科学卫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以及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5.87%,即使将预算外的社会保险支出也考虑进来,该比重也仅为36.5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这其中有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支出结构的问题,如我国财政还需要承担一定的经济建设支出,经济建设等非社会性支出也可以使老百姓受益,但这种受益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远期的,不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支出在受益上那么“短、平、快”。因此,老百姓更加关注的是那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性质较明显的社会性支出。如果政府能够因势利导,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进行支出结构的调整,加大社会性支出的力度,那么就可以化解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带来的问题,缓解因增收和超收而给政府带来的舆论压力。实际上,今天的财政收入形势正是10多年前我们所期盼的。总之,只要财政支出结构合理了,支出的效益提高了,支出的管理加强了,财政收入增速快、规模大并不是一件坏事。
责任编辑 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