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注定是特别的一年。于国，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于己，1968年初中毕业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北京奔赴塞外内蒙古下乡插队，到今年恰好是50周年，也是我大学毕业分配至财政部工作40周年。

国庆节前，《财务与会计》编辑部相约，要我为纪念《财务与会计》创刊40周年写点东西，已完全过上退休生活好几年的我没有立马答应，几十年前的事儿确感有些久远。可一旦忆起,又不禁令人心起波澜，冥冥之中，感觉藕断仍丝连，还有割舍不下的情缘，因为那毕竟是我离开北京十年之后、大学毕业分配回北京的第一份工作！翻箱倒柜，想先试着找找当年留下的资料。在阁楼里发现了一个标有“留存资料” 的旧纸箱，打开来，居然翻出了尚未丢弃、凝聚了我很多心血的一大厚本装订整齐的“编辑业务资料积累”—— 有手抄、有剪报，诸如吴晗的《写作要三多》《编辑的基本功》《编辑工作应该如何对待作者》等文章，还有一些我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不免勾起许多陈年往事，仿佛时空穿越般，顿感有话可说。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财务与会计》在那时应运而生。1978年8月，财政部党组批准在办公厅设立一个新的处室（当时称“财编”），从各方抽调人员着手筹备杂志编刊工作。记得我被安排到“财编”时，算上我总共5个人，其中只有张秉魁同志编过刊物（文革前曾任职《工业会计》的编辑），其他几位多是有着较好文字功底的、刚从干校返京的老干部，只有我是刚从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虽然创刊号是1979年第1期，但决定先在1978年10月出一期试刊。一切从零开始，几位老同志负责联络作者，安排、设计栏目，进行选题、组稿、约稿、改稿工作，并建章建制，而我则干起了编务及美编的工作—— 到中国财经出版社学习、了解编刊工作程序，学习如何校对、排版，学画版式；搜集各类花边图案，设计题图、插图，送制版厂制版，跑印刷厂发排文稿（那时还是铅字排版印刷），每期至少三次去印厂送取校改清样等，甚至编辑部专用的稿纸、信封的设计制作等都要管，无所不包。与此同时，我还要完成编辑部领导交办的部分文章的审稿、改稿工作，协助老同志联系作者，反馈修改意见等。顺便提及，我大学学的是财政专业，刚被分到编辑部时有些茫然和些许的不情愿，很羡慕对口分到预算司、税务局的同学。当时“财编”的负责人王裕同志对我讲，“你们这批大学生分来时，我是被允许最先挑人的，发现你当过老师，有美术基础，就选你来做这些工作”，听到这里我也只有服从的份儿了。那时仗着自己身体好，年轻能吃苦，骑一辆二八凤凰女车，经常奔波往返于西城三里河财政部与东城大佛寺财经出版社之间，也算全力以赴了。历时两个多月，试刊顺利出版，之后正刊的组稿、审稿、发排工作就月复一月运转起来了。一年多以后，调来了一位美编兼做编务，我才正式开始了专一的编辑工作。

应该说真正领我走上编辑这条道路，使我学习、做好编辑工作的是编辑部老主任张秉魁同志—— 一位一辈子兢兢业业、埋头工作，献身编辑事业，直至退休才离开编辑部主任岗位的老前辈。他对待编辑工作的认真细致以及他一丝不苟、字斟句酌改文章的深厚文字功底，给年轻人树立了榜样。比如消灭错别字的问题，他经常讲，看到文章中出现了错别字，如同吃饭吃到沙子硌了牙一样别扭，不容小觑。他要求我们对财会文章中经常出现并容易弄错的字形相近的字词（如 “拨款同拔款”“簿记同薄记”等）都要列在卡片上以特别引起注意。这种“ 眼里不揉沙子、咬文嚼字”的劲头儿，使我也落下了“职业病”, 看到文章中出现了错别字就不舒服，会想方设法地改正过来。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大学生成长进步、成才，他是功不可没的（现任杂志社副总编辑秦中艮同志，当年从厦门大学毕业一分来，就被他看好，精心培养，终成正果）。多年来，不管年轻人还是老同事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张”。令人惋惜的是他已于2017年12月13日病逝，这里写下些文字也是表达对前辈的一种缅怀和追思。

记得初到编辑部工作时，老张开会布置工作或讲解他的组稿意图时，我会用本子记录下来，老张对此十分鼓励，“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子”时常挂在他的嘴边，以至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认真记笔记的好习惯，并一直坚持下来。后来发现这非常实用，也从中尝到了甜头。常有人发愁年终总结不知写些什么，我却有一大堆素材。认真做笔记的好处，一是便于事后查证，进一步理解消化其内容，提高执行力；另一方面还体现了听者对讲者的尊重。一次我带团去英国管理会计师协会（CIMA）访问，该协会主席讲话时离我很近，我不能完全听懂他在讲什么，显得有些尴尬，便习惯性地用笔记录下一些单词。下来以后他还专门和我们的人讲，他非常感动于我的认真学习，说我一直在记录他的讲话。由此看来，中西文化总有其相通的一面。正是因为自己从这个习惯的保持中受益匪浅，在后来的工作中，我对年轻人也都会有这样的要求。

作为一个合格的编辑，既要能跑，又要能坐；既应当是社会活动家，又应当是“坐”家。要想组到好稿，编辑就一定要走出去了解大政方针、挑选好作者；但又要练“坐功”，能踏踏实实坐下来在办公室审改稿件。老张的“坐功”那是没的说，审改稿件一坐就是大半天。无论何时去他的办公室，他都是安安静静地、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写呀改呀，好似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让人不忍心打断，他的这种形象已深深地定格、封存在我的记忆里。他的听力不大好，年龄也大些，所以就要求我们多走出去约稿、组稿，了解掌握最新动态。他总是说，一个好的记者，要有职业敏感性，要“像警犬般闻着味儿就去了”。他要求我们有事没事经常到各司局走走。记得我刚分到部里时，财政部只有200多人，但当时编辑部人手少，我们各个司局都要去积极联络。

我当时联系会计司最多，与他们工作交往甚密，也做出了很多努力，逐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与他们成为了好朋友。1981年年初，会计司在郑州举办“新旧会计制度讲解培训班”需要使用投影讲课，我负责把讲义誊写到幻灯片上，回来又整理出《新旧会计制度释疑》送司领导审定后刊登在杂志上，得到了时任司长魏克发的肯定。当时，我的校友刘玉廷告诉我，“魏司长拿着你的稿子当范文给我们看”，那是工工整整抄了10页的500字大稿纸，自然是下了功夫，后来会计司召开全国性的工作会议都会邀请我参加。那时编辑部人手少，客观上要求你“一编多能”，开会回来不仅要有文字报道，还希望能配发照片。当时只有一点照相基础的我，一本《如何正确掌握曝光》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只好边学边干、“现趸现卖”。那时拍照片都用胶卷，没有第二次机会，我只能采用笨办法，在同样的位置区别是否采用闪光灯，分别采用好几档不同的光圈、速度拍下不同的照片，冲洗后从中挑选出相对好些的。此外，每次拍照我都会记下当时的场景和光线条件以备后来借鉴。1982年1月，财政部、北京市财政局、工人日报社等单位联合召开北京市“十大优秀财会人员座谈会”，会议在财政部一个大会议室进行，由于窗帘太厚，室内光线非常不好，负责拍照的我只好硬着头皮认真调好相机，按计划用不同的光圈、速度分别给各参会领导和代表拍了很多张，冲洗之后选出十位先进人物的照片配发文章刊登在1982年第2期杂志上。当时《工人日报》的摄影记者拍照中产生了失误，便也采用了我拍的十位先进人物的照片。上世纪80年代，山东威海“会计之家”的揭幕仪式、山西太原“会计大厦”的建成，我都应会计司的要求去参加，拍照回来刊发在《财务与会计》杂志的封面，这些工作都得到了时任会计司领导的肯定，我在工作上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对刊物栏目的设计、安排，老张也付出了诸多心血。针对当时财会人员普遍学历较低、专业知识薄弱、业务技能水平不高的现状，编辑部加大了业务与技术、工作经验交流方面的组稿。我印象很深的是老张还特有创意地开发了一个“新老会计叙家常”栏目，约请一些有经验、文笔好的财会人员，以叙家常的形式与读者进行交流，真真切切帮助财会人员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寓教于乐，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中间也曾遭遇过某些权威人士的不解，认为《财务与会计》就是“叙家常”，对此老张一笑了之，坚持做了很多年。因为我们杂志的定位不同于学术研究类的刊物，我们面向的是广大基层财会人员，应当了解并满足财会人员的所急和所需。

《财务与会计》之所以受到欢迎，还因为我们的一个重要优势，即当时这本杂志是社会上唯一一本全国性财会刊物，杂志定位为财政部的“喉舌”，代表财政部发声。当时财政部经常发布一些新的财务、会计规章制度，杂志便顺理成章成为重要的宣传阵地，成为广大财会人员不可或缺的学习资料，这是当时其他刊物所望尘莫及的。为了能第一时间在杂志上刊发相关政策，对于部内各司局正在起草什么制度、工作进度如何我都随时掌握，有时为了能赶上最新一期刊出，尽早与读者见面，我们会拿到送审稿先付排，一旦批文下来，第一时间送印厂，结果杂志往往会先于财政部文件到达基层。试想这样的杂志能不受欢迎吗？因此杂志的发行量突飞猛进，从最初的几万、十几万很快攀升至几十万，最高达六十多万份，得到了广大基层财会人员的认同。

提起《财务与会计》创刊，还不得不提到杂志的第一任总编左春台同志，他当时是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财务与会计》总编辑，但那年月都没有在杂志版权页上标注有总编辑名字的惯例。我清楚地记得，他经常来编辑部和我们攀谈，给我们讲编辑多写文章、多练笔的重要性，讲写作技巧，讲他的写作经验、体会；讲编辑要做“杂家”，要一专多能，知识面宽，就要不断学习，充实提高自己。至今我仍然保留着他当年讲话的笔记。我们都知道他是部里的“大笔杆子”，发表过很多文章，但他非常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年轻人的学习进步也非常关心。当我提出自己工作压力大，需要加强学习，想到研究生班去旁听每周两个半天的课程时，他立马应允，时至今日我仍心怀感激。

《财务与会计》的第二任总编辑是钱度龄同志。他温文尔雅，不大善言谈，看到他会使人想到“不怒而威”。和他的接触，除了开会每个月也就有那么几次，一般都是去他办公室取送审稿，听取反馈意见。他是一个审慎又谦和的人，总是用商量的口气微笑着说，“是不是可以这样改呀？”他非常细致，又有着很好的文字功底。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讲到审稿中有些文章中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字眼，让人感觉话说得太满，有些绝对，如果将“很多”改成“不少”会更好、更客观。这种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的精神令我刻骨铭心、终生受益。

十多年的编辑工作经历对我而言是一生的财富，为我前行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我后来的工作影响深远。退休前的近20年，我从没离开过编辑工作—— 1993年刚调到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时担任考试培训部主任，要编辑考试用书、组织编写培训教材，有之前十多年编辑工作的经历，我做这些可谓手到擒来；1995年5月财政部任命我为中注协副秘书长，除继续做培训工作外，领导又安排我分管《注册会计师通讯》的编刊工作；1998年6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创刊，我又被时任中注协秘书长李勇安排做了杂志总编辑，直至2011年退休。

有了多年《财务与会计》编辑工作的积淀，我这辈子算是与编辑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者曾任《财务与会计》编辑部主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 张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