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4-08 作者: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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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张秋生出生于福建永春一个贫苦家庭,年少求学,充满艰辛。从被北方交通大学(现北京交通大学)录取投身铁路财务会计和运输经济学研究,到24岁博士毕业走上教坛后,他专于学术,严谨务实,用科研助推社会发展:醉心交通,将交通与会计有机结合,服务铁路数十载,痴心不改;服务财政,承担多项课题,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发挥所长;结缘并购,联合挚友创立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用20余年的持久努力来践行其企业并购研究“五个一”梦想。
醉心交通 专注铁路财务会计30年
张秋生对于铁路财务会计领域的研究,源于大学阶段铁道财务会计专业的学习。经过30多年的研究,他先后出版了《论铁路运输经济核算》《铁道运输企业财务会计》《铁路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相关法规》等著作,发表了《铁路运输成本计算若干问题的探讨》《作业:服务成本计算新基点》以及《铁路固定资产折旧、大修与再生产关系的探讨》等系列文章,在铁路企业成本计算、会计制度及企业价值管理等方面运用理论和方法解决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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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张秋生出生于福建永春一个贫苦家庭,年少求学,充满艰辛。从被北方交通大学(现北京交通大学)录取投身铁路财务会计和运输经济学研究,到24岁博士毕业走上教坛后,他专于学术,严谨务实,用科研助推社会发展:醉心交通,将交通与会计有机结合,服务铁路数十载,痴心不改;服务财政,承担多项课题,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发挥所长;结缘并购,联合挚友创立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用20余年的持久努力来践行其企业并购研究“五个一”梦想。
醉心交通 专注铁路财务会计30年
张秋生对于铁路财务会计领域的研究,源于大学阶段铁道财务会计专业的学习。经过30多年的研究,他先后出版了《论铁路运输经济核算》《铁道运输企业财务会计》《铁路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相关法规》等著作,发表了《铁路运输成本计算若干问题的探讨》《作业:服务成本计算新基点》以及《铁路固定资产折旧、大修与再生产关系的探讨》等系列文章,在铁路企业成本计算、会计制度及企业价值管理等方面运用理论和方法解决现实问题。
(一)铁路运输企业产品成本计算
通过借鉴国外铁路企业成本管理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铁路运输企业的实际情况,张秋生提出建立以财务成本和管理成本为主要内容的成本计算体系,其中管理成本中以作业成本法为主(孙贺捷、张秋生,2000)。
财务成本计算是根据成本费用科目和成本要素项目以及完成的客、货车辆周转量,通过汇总、分摊和归集,计算出一定时期的总成本和客运、货运车辆成本。管理成本的计算以计算客、货运的边际成本为基础,充分考虑各项费用的年度化处理、货币的时间价值和资本成本问题,大量引进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价值工程等现代化管理科学和各种数理统计方法,为企业决策提供精确成本数据,使运输决策达到最优化效果。
在管理成本的计算中,张秋生认为应当采用作业成本法。铁路运输行业作为一种服务业为社会提供劳务,“生产行为”和“销售行为”合二为一,服务过程难以划分“工序”。他认为企业要想有良好的竞争力,在管理中仅仅掌握成本费用的结果,即会计核算反映出来的成本数据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形成结果的“原因”(鞠颂东、张秋生,2000)。按照需要计算的管理成本,计算其消耗的作业量,再按资源动因分配率计算需要的成本,这样算出来的铁路运输业的成本会更加准确,更加接近于真实情况,有助于为决策者提供更准确的信息。
此外,张秋生认为铁路运输企业产品成本的计量重点在于确认主要作业和作业中心,并且将各个作业中心的成本分配到最终产品。他建议可以将铁路企业的运输过程分为发到、中转、运行和到达作业,作业过程还可以再分。以作业成本(单位支出)计算为基础,计算客货平均成本、货运分品类成本、客运分席别成本、分线成本、货运单车、客运单列成本等。这些成本计算信息有助于优质优价列车上座率盈亏分析、客货运盈亏分析、分品类货物运输盈亏分析等各种运输问题分析,能够为国家运价制定和调整、铁路运价浮动界限提供依据,能够用来计算分线成本、提供分线收益,为铁路进行多元化投资试点服务。以此方法论为基础的“中国铁路成本计算系统”代表铁道部参加了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光辉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成就展”。
(二)铁路固定资产折旧、大修与再生产关系的探讨
针对铁路固定资产折旧、大修理及其与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的关系,张秋生认为,提取折旧是收回固定资产投资的一种形式,与更新没有必然联系,不能将固定资产折旧与固定资产更新简单地对应起来。
自主性大修理和计划性折旧扩大了大修理界限。由于铁路对大修理的自主性,大修理和更改界限模糊,以及内涵扩大再生产常常伴随简单再生产等各方面原因,铁路的一些重要投资项目,如通信中的明线改电缆、光缆,既有线中的旧桥改建新桥、提速道岔替换普通道岔、钢轨换型等,均在大修理费用中列支(张秋生、高愈湘,2007)。
张秋生认为,两者界限模糊的源头在于铁路投资的硬约束。“大包干”以后,国家不再新增对铁路的投资。为了完成繁重的铁路建设任务,1991年开始国家批准铁路征收铁路建设基金。征收铁路建设基金用于投资,意味着将收入的一部分强制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扭曲了简单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他提出应本着量入为出的原则安排投资,理顺铁路与国家间的经济关系,细化固定资产管理对象等建议。折旧与大修理矛盾的焦点在线路。为了实现上述理顺经济关系的目标,必须改革铁路固定资产管理制度,细化线路资产的分类,进行科学化管理。具体是将铁路线路整体作为固定资产管理对象细分为路基、轨道、道岔、道口、桥梁、其他桥隧建筑物、隧道、涵渠8类,分别作为固定资产管理对象,否则更换钢轨、轨枕、道岔等由大修理支出变为更改支出将在财务处理技术上遇到困难。将来条件成熟时,再向国家提出申请,由现行的线桥隧统一折旧率逐步过渡到分类折旧率,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铁路管理方法接轨。
(三)铁路运输企业财务报表的汇总与合并
张秋生对我国铁路改制后的财务报表的合并深有研究。在铁路运输企业体制改革以后,上级与下级单位的经济关系变为以产权为纽带的资产关系。为了适应企业体制的变化,铁路运输企业的财务报表汇总将变为合并。
通过对比铁改后的财务报表的编制,张秋生认为合并财务报表比汇总财务报表应用范围更广,工作内容更复杂,要求更严格,规范性更强。合并财务报表能够完整地反映企业集团整体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这对母公司的股东、债权人及企业管理当局全面了解企业集团整体财务信息是很有用的,但也有它的局限性。对不同经营项目进行合并会造成概念上的模糊,从而不利于正确分析和实行有效的控制,难以了解企业个别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所以张秋生也认为合并财务报表所产生的会计信息,其可靠性是相对的,必须根据个别企业具体条件和不同情况,采取多种补充形式加以说明(张秋生、吕建国,1996)。
张秋生与交通的缘分远不止于铁路财务会计领域,在铁路行业体制改革、客运公司经营管理、磁悬浮运输等新型运输方式、物流管理等领域他都有所涉猎。最近,他在承担的国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课题中,研究和推进了以铁路为代表的国有垄断行业企业改革以及亚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关乎铁路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结缘并购 践行企业并购“五个一”梦想
回忆求学经历,张秋生说,“从童年开始,我走过陡峭的山路,趟过泥泞的小路,也骑过顺畅的大路。”1983年,15岁的张秋生成为北方交通大学建校以来年纪最小的本科生,在铁道经济系学习铁道财务会计专业;之后,以全系年级第一的成绩毕业并被推荐为会计学免试硕士生;1988年9月开始,还没拿到硕士学位的他就跟随许庆斌教授攻读运输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博士生期间张秋生开始跟随导师参与运输经济、铁路财务、铁路经济等课题和项目的研究。跟随许庆斌教授做课题和项目的过程中,张秋生结识了很多经济学大家,其中陈元燮教授介绍他参加了中国成本研究会的研讨活动。在学会活动中,他认识了陈洪隽先生和李富强先生。1998年,他们三个人成为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的主要发起人。
最初接触企业并购是在1992年,张秋生偶然读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吴德庆教授、邓荣霖教授合著的《企业兼并问题研究》一书,深受启发,笃定兼并重组是未来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为此,他申请了国家教委公派的高级访问学者机会,于1996年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商学院学习企业并购重组。商学院里专门研究兼并重组的学者并不多,但是学校图书馆里有很多相关书籍和文献,于是张秋生经常躲在里面“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文献”。访学期间,张秋生还经常寻找机会到美国企业并购实务界进行实践。1997年3月,他在丹佛市的一家并购顾问公司短暂实习了一个多月,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风格严谨、工作底稿规范、估值模型先进,让他收获颇丰。
回国后,张秋生开始筹建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兼并重组研究中心或中心)。1998年5月,他和陈洪隽、李富强作为主发起人,联合8家单位发起成立兼并重组研究中心。他说:“研究工作要‘顶天立地’,即理论研究要顶天,同时要将研究成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服务,使研究成果落地。
对此,他与研究团队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全面深入参与国家各有关部门在并购重组领域的工作。对于企业并购的研究,张秋生有“五个一”的梦想,即一个研究机构、一个数据库、一本期刊、一个网站和一个基金。这也成为他后来20年坚持研究企业并购的精神灯塔。
在企业并购领域,张秋生在国内外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共发表了100余篇学术论文,单独或合作出版了30部著作和译作,创新和传播了企业并购领域的学术成果,建立了并购概念体系,构建了并购学基本理论架构,为完善我国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做出了贡献。2010年,他出版《并购学:一个基本理论框架》一书,对并购研究和实践多年来的认知和经验做了总结。在张秋生看来,“这本书就是完成许庆斌教授所说的‘一本书理论’,也是对‘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践行。”
(一)企业并购定义及相互关系概念体系
张秋生首次确立了并购的科学定义,明确了并购概念边界,同时从认识论出发,将并购学体系划分为并购基础理论、并购应用基础理论、并购操作方法(技巧)三个层面,构筑了并购动机、并购能力、并购边界、并购方向、并购匹配、并购协同、并购绩效和并购市场8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概念体系,并沿着概念、分类、运作机理和影响因素、综合计量的思路,建立了并购学基本理论框架。该框架作为并购知识体系的基础理论,指导着并购战略、并购估值、并购后整合等并购应用研究和并购实践。
并购动机,是张秋生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内驱力和诱因两方面入手,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后,构建了企业并购动机系统。并购能力,是企业利用自身剩余资源完成并购活动的实力,通过并购能力的结构分析、并购能力模型推导,构建了基于资源属性的并购能力理论。并购边界,即并购活动适用边界,解决企业发展战略是否通过并购这种外部发展方式进行。并购方向,规定了并购目标的属性,即并购目标所处地域、产业、规模、效益以及并购时机。在产业相关性和目标企业选择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张秋生依据产业组织理论提出了影响并购战略方向的影响因素,并且运用价值链和企业资源要素建立了并购方向决策分析模型。并购匹配,表达了收购方和目标方属性的关系状态。通过引入关系树和距离函数,张秋生对收购方和目标方之间的地域、行业、规模和盈利能力建立评价模型。并购协同,是收购方和目标方在资源独立、互补、替代、增进、冲突5种关系下,在市场、管理、经营和财务等方面预期产生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的效果。除了这四个方面,张秋生还根据并购的不同阶段,将并购协同划分为潜在协同、预期协同和现实协同,基于发展观点分析了并购协同的内涵。并购绩效,说明并购活动产生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社会长短期效果,且可以与并购动机相对比。此外,按能否计量,并购绩效可分为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按涉及利益主体,可分为所有者并购绩效、经营者并购绩效、企业员工并购绩效和其他利害相关者并购绩效。张秋生认为,这种分析视角有助于解释并购是否成功的不同看法。关于公司控制权市场,张秋生认为公司控制权市场将在技术和交通通讯进步、资本市场价值发现、产业组织变革和法律监管不断完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朝着更加开放、更有效率的方向进化。
(二)企业并购的财务问题
张秋生结合国内外学者观点,从并购活动的进程——并购动机、并购过程和并购经济后果及影响因素三个领域展开分析,认为企业并购中存在以下财务问题。
关于并购动机研究。张秋生认为股票市场对公司价值的错误估计、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追求协同效应是企业进行并购活动的动机。股票市场会错误估计收购方、目标企业和他们整合后的企业的价值,但企业的管理者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知道市场是非效率的,要通过并购决策来利用这一点。而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导致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反而破坏了公司价值,带来的回报要低于非过度自信管理者。通过并购可以对企业规模进行扩充和调整,达到最佳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这是企业并购动机最经典的经济学答案。
关于并购过程研究。对于并购企业支付方式的选择问题,张秋生提出管理层维持公司控制权愿望和获取私人收益、控制权和财务结构之间的权衡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对于并购估值与接管溢价,他提出接管溢价高低是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博弈的结果,并购企业特征(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公司、公司规模大小等)、目标企业的管理层与股东之间代理问题都会影响到接管溢价;对于反接管措施效果,他认为目标公司管理层在面对敌意接管时,会采取一定反接管措施阻击接管的发生,但反接管措施并非越多越好,应该权衡成功抵制被收购带来的收益与增加的代理成本;对于机构投资者行为,他提出机构投资者持股周期会影响其对管理层监督的程度。
关于企业并购经济后果及影响因素。就并购绩效来看,张秋生认为不同类型的并购有不同的财富效应,国家股比重最大和法人股比重最大的收购公司其股东能获得显著的财富增加;如果并购双方股东都获得了一定的超额收益,说明该并购活动产生了协同效应,并购重组会为目标公司创造价值;并购方债权人可能从联合保险效应中获益,也可能从剥夺效应中损失,而目标方债权人一般获得不显著的超额收益;增加内部人持股和CEO报酬会提高并购后长期业绩;目标公司的竞争对手则会获得正的超额回报。同时,他认为并购支付方式、并购行业的相关程度、收购方的初始持股额、盈余管理、企业的不同类型都会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
(三)企业并购的会计问题
在会计处理上,张秋生致力于企业合并会计准则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建议,他认为,应当明确规定购买与股权联合的区别、购买法与股权联合法的关系、股权联合法的适用范围、合并日的确认方法、增加披露的信息,等等。
另外,为了解决在合并后的子公司保持独立法人资格的情况下,用购买法核算所导致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与合并报表中子公司计价基础的不一致的问题,张秋生建议企业合并采用购买法核算时可以分两种情况处理:一是如果合并后被合并企业丧失独立法人资格,那么在编制合并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应当以公允价值作为取得的资产和负债的入账价值,取得成本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为商誉。二是如果合并后被合并企业保留独立法人资格,则建议对此采用长期投资的核算方法。即在合并时合并企业将取得成本计入长期投资账户,不将取得成本在取得的净资产之间进行分配,在编制合并日资产负债表时对于子公司的资产负债仍按其账面价值反映,取得成本与子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商誉,子公司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为合并价差。
会计稳健性是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一个重要属性。人们将更多的视角关注了条件稳健性的经济后果,忽视了非条件稳健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非条件稳健性对条件稳健性存在先占作用所带来的后果。张秋生提出,非条件稳健性可以提升企业事前投资效率(降低并购溢价,提升累计超额收益率),阻止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条件稳健性会促进企业事后投资效率(并购前后绩效变化),保证项目的盈利性。不仅如此,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会随着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增加而越加明显。此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于会计稳健性的公司治理效应存在差异。
(四)企业并购的税收问题
税收节约理论作为企业并购协同理论之一,是张秋生基于税法提出的。他认为,企业的并购行为是出于减少税赋或合理避税的目的而实施的。税法对企业的财务决策有重大影响,不同类型的资产所征收的税率是不同的,并购企业能够采取某些财务处理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与此同时,并购双方还可根据税法对财务进行合理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税务负担,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
类比于企业会源于获取经营协同效应以及管理协同效应发生并购行为,企业同样会源于获取降低税收负担的财务协同效应而引发并购行为,不同投资模式下公司避税效应的非对称性会进一步改变企业选择何种投资模式的概率。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公司避税程度的非对称性是影响企业投资模式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
针对税收调控,张秋生建议: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对企业并购重组交易按照不同税种或行业,设置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或免税交易政策;完善企业并购重组的免税交易制度,增加免税交易种类,制定《并购税收调控行业目录》,对鼓励类项目给予支持,对限制和淘汰类项目严格控制;解决税收来源和归属地背离的问题,理顺地区间利益分配关系,为跨地区并购扫除障碍。
(五)企业并购的产业组织问题
张秋生还将产业组织理论运用到并购行为分析中,他认为,公司在向新的生产领域寻求发展时往往会遇到很多进入壁垒,且很难使用直接投资(新建)在短期内克服,但可用并购方式有效地突破,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将有助于企业跨越技术壁垒和政策壁垒。反过来,刺激并购和重组活动的变革力量之一便是产业组织上的变革,随着行业继续经历迅速的变革,兼并活动也经常发生,企业并购的产业特征(垂直并购、横向并购、混合并购)与产业生命周期密切相关。并购、新建和联盟是企业应对竞争和实现战略发展的三大方向。
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张秋生在践行着以企业并购为切入点,在商学的道路上引领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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