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会计是一种演化的经济制度(Way mire and Basu,2008),它响应经济发展需求,帮助经济发展,自身也随之演化。比如,合伙制企业在意大利的兴起,导致企业实体与企业业主(所有者)在会计上的确认区别,并对会计的stewardship(管家)功能有深刻的影响;企业合伙形式逐渐由单次的、短期的合伙形式转向长期的、持续的合伙形式,由此导致了会计分期的出现,资产负债表开始定期编制;十八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使生产经营进入大资本、大机器时代,由此催生了成本会计和资产折旧等会计实践;股份公司的出现,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出现,为股东低成本转让股份提供了可能,而股份转让决策的核心是股份估值问题,由此导致会计信息对估值功能的重视。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教授的制度变迁理论,推动制度变迁的源泉有两个,一是相对价格的变动,包括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技术的变化等;二是偏好(观念)的变化,包括相对价格在内的多种原因,导致人类先存的心智构念的变化,观念、教义、时尚以及意识形态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来源。
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会计实践和会计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导致市场交易规模扩大,交易类型增多,从而导致对会计...
会计是一种演化的经济制度(Way mire and Basu,2008),它响应经济发展需求,帮助经济发展,自身也随之演化。比如,合伙制企业在意大利的兴起,导致企业实体与企业业主(所有者)在会计上的确认区别,并对会计的stewardship(管家)功能有深刻的影响;企业合伙形式逐渐由单次的、短期的合伙形式转向长期的、持续的合伙形式,由此导致了会计分期的出现,资产负债表开始定期编制;十八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使生产经营进入大资本、大机器时代,由此催生了成本会计和资产折旧等会计实践;股份公司的出现,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出现,为股东低成本转让股份提供了可能,而股份转让决策的核心是股份估值问题,由此导致会计信息对估值功能的重视。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教授的制度变迁理论,推动制度变迁的源泉有两个,一是相对价格的变动,包括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技术的变化等;二是偏好(观念)的变化,包括相对价格在内的多种原因,导致人类先存的心智构念的变化,观念、教义、时尚以及意识形态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来源。
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会计实践和会计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导致市场交易规模扩大,交易类型增多,从而导致对会计的需求增加且需求呈现多样化;开放,导致国际(西方)的技术、观念、思想、时尚等引入中国,对会计演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伴随着改革开放,会计学术界迎来了理论研究的新时代。1978年,厦门大学葛家澍教授发表《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一文,被认为是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枪;1978年,我国新时期第一本全国性财会业务指导刊物《财务与会计》试刊并于1979年正式出刊,成为推动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的重要阵地;1980年,《会计研究》创刊,首期刊登杨纪琬、阎达五、李宝震、葛家澍等学界泰斗论文,成为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平台;等等。
2007年之前,我国会计实践的发展主要围绕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而逐步演进。比如,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中外合作企业逐渐增多,外方需要会计信息以了解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从而使我国对与国际接轨的会计制度产生了需求。1985年,财政部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这是一个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全新会计制度,对于降低与外资合作成本、克服外资引进中的会计障碍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日后《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的出台做好了知识和经验储备。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建立沪深两个股票市场,这对会计信息的目标、会计标准、会计实践甚至会计学术研究方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股票市场发展导致分散的外部投资者的出现,投资者需要会计信息帮助他们评估投资标的、作出买卖决策,满足投资者决策需求成为会计报告的重要目标。1992年是我国会计行业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财政部相继出台《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为适应股票市场发展的会计规则定下了基本框架。适应股票市场发展需要,相应导致股权和债权的区分、折旧、坏账准备、合并报表等重要会计实践的发展和规范。
后续的会计规则的出台和修订也体现了问题导向、适应市场需要的特征。比如,1997年,我国出台第一份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这一准则出台的背景源自对琼民源通过关联交易虚增利润的反应;而1999年出台的具体准则《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资产交易》,则与世纪星源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易粉饰报表不无关系;1998年,《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取代《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并于2001年被《企业会计制度》取代。会计作为一种演化的经济制度,根据实践问题和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有助于解决哈耶克所提出的经济适应性问题。
对于会计学术行业而言,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思潮涌动和观点碰撞的年代。来自西方的实证研究方法开始进入大陆学术界。美国杜兰大学会计学教授李志文在中国会计学教授会1997年和1998年两届年会上分别发表“中国会计研究试议”“再论中国会计研究”等演讲,反响很大。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争论成为会计学者们竞相讨论的热点问题。而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境外会计学者走进大陆高校课堂进行授课,而股票市场的发展又为实证研究做好了数据准备,由此,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会计学术文章日益增多。这一方面推进了我国会计学术研究和国际学术研究的对话,但另一方面又由于研究理论和假说大多借鉴西方文献,或者研究问题没有贴近中国实践,而屡屡遭到批评。
2001年以后,我国会计规则开始受到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的影响。1973年成立的IASC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各国会计准则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1998年IASC开始改组,2000年改组完毕,之后开始影响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加之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也的确面临着同国际会计准则协调的压力。在2001~2005年间,如何处理好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关系,成为政府和会计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2006年2月,财政部在人民大会堂发布39项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我国会计准则与IFRS之间的关系走完了从借鉴、协调、趋同到等效的道路。
2007年以后,我国会计准则的具体变化主要受IFRS的影响。如果IFRS对现有准则有所修订或者有新的准则出台,我国会计准则也需要相应地修订和出台新的准则,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已经失去了对自身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始出现对IFRS的公开质疑,中南财经大学教授郭道扬(201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华和戴德明等(2017)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两篇质疑IFRS的文章是其中的代表作。
IFRS的频繁修订,经济收益到底在哪里?学术界还缺乏系统的、明确的证据。会计作为一种渐进的演进制度似乎更为合适。耶鲁大学会计学著名教授Shyam Sunder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名为《重新思考财务报告》的长文中提到,当面临新的经济业务时,我们不能期望会计师立即就能提出一种有效的处理方法,正如不能期望医生在短时期内迅速找到一种针对新疾病的治疗方法一样。特别的,如果会计准则的改变并不是基于对实践问题的响应,后果可能更糟。2007年以来,我国会计准则的频繁变化,显然并不是主要针对中国经济实践需要而做出的主动调整,这增加了准则的执行成本,且可能削弱会计适应经济发展这一职能。中国会计准则未来向何处去,值得政府、行业和学术界仔细思量。
诺思曾说,“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我们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会计发展进行回顾,也就瞻望了未来的会计变革。
责任编辑 刘良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