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信息披露标准各异，不利于各国企业间的信息沟通和比较。综合报告作为国际倡导的新型会计信息披露方式，主张整合企业财务与非财务信息，以价值创造为核心对外进行信息披露。因此，笔者建议，应以综合报告的形式统一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企业对外信息披露方式，以实现各国会计信息披露的可比性，进一步推动沿线各国企业间的资源连通与优化配置。

一、综合报告的信息质量要求

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是综合报告的首要目标。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企业价值创造信息的充分沟通，综合报告在编制初期首先必须满足基础层次的信息质量要求，使综合报告“有资格”与信息使用者进行沟通，进而逐步满足深化层次的信息质量要求。

基础层次的信息质量要求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和完整性。可靠性要求综合报告信息应如实表述，避免错误与舞弊，反映企业真实状况；相关性要求综合报告所披露信息应与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并有助于信息使用者对企业未来情况做出预测；完整性要求综合报告应完整披露所有要素信息，包括对信息使用者决策有用的正面与负面信息、财务与非财务信息、定量与定性信息等，并合理解释不披露某要素信息的原因。

深化层次的信息质量要求包括重要性、简易性、可比性和信息连通性。重要性要求综合报告基于一定的重要性水平，将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重要信息提炼出来与信息使用者进行沟通，以避免信息冗余，提高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效率；简易性要求综合报告用简洁易懂的文字或图表向信息使用者传递关键信息，方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非专业人士理解报告信息；可比性要求综合报告按规定要素进行信息披露，方便信息使用者区分不同企业相同价值创造要素间的横向差异，进而做出合理决策；信息连通性要求综合报告各部分相互关联、逻辑一致，以披露价值创造为核心进行信息整合，从企业价值创造的不同方面，逻辑一致地展现企业价值创造全过程，为信息使用者提供企业价值创造的全景图。

二、综合报告的内容构成

综合报告通过对企业价值创造信息进行有机整合，就企业如何创造价值与信息使用者充分沟通，在整合过程中反映出信息间的连通性，分别从商业模式、公司治理、绩效、战略、风险管控、社会责任六个方面，连通企业过去与未来、内部与外部，完整披露企业价值创造信息。

（一）商业模式：价值创造的路径

商业模式是企业通过经营活动将原始投入转化为产出成果的过程，是企业价值创造的路径，相同投入按不同商业模式进行运作，会创造出不同价值。该部分应运用定性信息披露方式，具体披露企业资源投入、经营、产品产出三个动态联系的过程。对资源投入信息的披露，应基于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对企业既定商业模式的资源投入状况进行阐述；对经营信息的披露，应在不泄露企业商业机密的前提下，对企业如何运用投入的资源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进行描述，并阐述企业经营中的个性化特点；对产品产出信息的披露，应与经营信息相连通，具体说明企业经营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类型、产品差异化、产品或服务在细分市场中的定位以及产品营销策略等信息。以上三个过程有机结合、相互联系，构成了对商业模式的披露，是综合报告区别于现行财务报告的重要标志。

（二）公司治理：价值创造的基础

公司治理是企业价值创造的基础。该部分应运用定量和定性信息披露相结合的方式，从企业组织架构、股权结构、决策机制和其他信息四个方面完整披露企业的治理结构。对于组织架构的披露，应以结构图的形式展现企业自上而下的治理层级，并说明企业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及其下属委员会的设立和会议召开情况，以及各部分的人员构成、人员增减变动情况；对于股权结构的披露，应以结构图的形式描绘各个不同背景的股东分别持有股权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并阐明前十大股东基本信息及其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情况，股权制衡与激励机制等信息；对于决策机制的披露，应阐明企业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机制及其内部监督体制，并阐述管理层在企业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制定方式等信息；对于其他信息的披露，应包含企业认为有必要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其他治理信息，如企业文化、价值观等如何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管理层和治理层在技术创新中所承担的责任。信息使用者通过对公司治理信息的了解和分析，可以对企业决策与制衡机制的有效性、价值创造能力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有基础性判断，进而做出合理决策。

（三）绩效信息：价值创造的成果

绩效信息全面展示企业价值创造的成果。该部分应以定量信息为主、定性信息为辅的方式，从企业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两方面进行披露。财务绩效是对传统财务报告中财务信息的提炼与补充，应依次披露企业资产负债、损益、现金流、所有者权益变动、关键财务绩效指标等信息。其中，资产负债、损益、现金流、所有者权益变动信息应分别以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的形式进行披露，在报表中应同步列报前一会计期间的可比财务信息，同时在合理预估基础上列报下一会计期间的财务预算信息，并以报表附注的形式对报表中相关信息进行补充说明；对于关键财务绩效指标，应从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三个方面进行披露，同样需列示前一会计期间的可比信息。非财务绩效信息应包括企业在会计期间内取得的除财务成果外的其他所有成果，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和重要性原则，从环境治理成果、员工培训成果、研发与创新成果等方面进行披露，充分向信息使用者展现企业价值创造成果。

（四）战略：价值创造的“引擎”

战略是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引擎”。该部分应采用定性信息为主、定量信息为辅的方式，从企业竞争环境、资源配置、发展目标及其他战略信息四个方面进行披露。具体而言，针对企业竞争环境，应运用SWOT模型对企业内部现有优势与劣势和外部机遇与威胁进行分析阐述，也可运用其他模型对企业战略环境进行辅助分析，例如，运用PESTEL模型，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和法律六个方面对企业外部环境进行分析，运用波士顿矩阵，对企业现有产品的市场定位进行分析；针对企业资源配置，应在阐明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类型基础上，具体阐述企业如何将资源在不同作业或经营对象之间进行配置，并阐明其核心能力与关键成功因素；针对发展目标，应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发展阶段，分别阐述企业预期目标以及可能的目标实现路径，并对未来商业模式和发展方向进行合理预期；企业认为有必要披露的其他关键战略信息，如核心团队构建、品牌发展战略等，应在其他战略信息部分进行阐述。通过与信息使用者进行战略信息沟通，可以使信息使用者充分理解企业发展方向、未来价值创造的潜力和价值创造的可持续性，进而做出合理决策。

风险点包括企业面临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披露其面临的操作、运营、财务等内部风险和政治、文化、法律、技术、社会、市场、产业、自然环境等外部风险；针对风险影响程度的评估，应当对辨识出的内外部风险点特征进行阐述，阐明各个风险点发生的条件和可能性大小，以及各个风险点对企业日常运营和战略目标实现的影响程度。

（五）风险管控：价值创造的保障

对预期风险进行管控，是企业可持续性价值创造的保障。该部分应运用定性信息披露方式，从风险点、风险影响程度评估、风险管理策略三方面进行披露。风险点包括企业面临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披露其面临的操作、运营、财务等内部风险和政治、文化、法律、技术、社会、市场、产业、自然环境等外部风险；针对风险影响程度的评估，应当对辨识出的内外部风险点特征进行阐述，阐明各个风险点发生的条件和可能性大小，以及各个风险点对企业日常运营和战略目标实现的影响程度；对于风险管理策略，应首先阐明企业对待风险的态度，进而具体阐述企业面对不同风险点时，在风险承担、规避、转移、转换、对冲、控制等风险管理策略中所做的选择，并披露风险管理所需人力、物力资源的规划与配置，同时应根据风险与收益权衡原则，披露风险管理的优先顺序。

（六）社会责任：价值创造的外力

社会责任是企业价值创造的外部推动力。该部分应采用定量和定性信息披露相结合的方式，充分披露企业对员工、社区、消费者、政府和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具体而言，应依次披露如下内容：第一，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培训和发放的福利，以及工会覆盖率、员工体检覆盖率、残疾人雇佣率等指标；第二，企业为所在社区增加的就业岗位，环保治理投入情况以及进行的慈善捐赠、公益支出等信息；第三，企业为消费者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情况，以及市场占有率、客户满意度、客户投诉数量及投诉处理率、产品不合格率等指标；第四，企业对政府纳税责任的履行情况、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第五，企业对供应商的合同履约率、退货率、如期付款率等指标及其他责任。上述比率指标均需与前一会计期间进行对比披露，就其变动原因进行说明。企业的运营为社会创造了就业、投资和税收，作为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一种途径，企业积极履行并通过综合报告向社会展示其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在具备良好声誉的同时，能得到政府、社区等利益相关者更多社会资本的支持，在此“外力”的推动下，企业价值创造会更具活力与可持续性。

三、进一步推广综合报告的建议

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应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率先试编和推广运用综合报告。推广之初，可在央企中选择部分企业作为试点单位试编综合报告，对编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讨论解决，不断总结编制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而逐步扩大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综合报告编制范围，最终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统一以综合报告作为对外会计信息披露方式。笔者建议，由中国会计学会牵头设立综合报告研究小组，集合“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学术界和实务界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综合报告的目标、框架体系和应用路径，并尽快确定首批试编企业范围，对综合报告编制人员进行统一业务培训，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信息披露方式的不断趋同。

责任编辑 李卓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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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妍锦. 发布综合报告是否有助于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J].财经科学，2017，（4）：89-98.

[3]杨敏，刘光忠，陆建桥，刘建鲁. 综合报告国际发展动态及我国应对举措[J].会计研究，2012，（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