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金融业务合伙人。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会计领军人才（注册会计师类首期），财政部会计领军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首期学员，中国会计学会金融会计委员会委员。

记者：您在获得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尝试过多份职业，最终扎根注册会计师行业，随后迅速成长为全国会计领军人才。是什么原因让您对注会行业充满热爱？

李杰：1997年7月，我从南开大学硕士毕业，初入社会，有选择，有尝试，也有放弃。对于每份工作，我最初都满怀兴趣与热爱，只是没能坚持。1998年年底，我邂逅了注册会计师行业，就像是一个小铁屑碰到了一块大磁铁，一下子就被吸引住。她对我的吸引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这个行业对知识的需要和能够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巨大空间。注册会计师行业需要的不仅是财会方面的知识，也包括金融、管理、数学分析、逻辑判读、语言文字表达、人文和社会等方面的认知，这让渴望不断尝试和突破的我，找到了适合的方向和动力。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坚持学习和知识更新渐渐成了我的习惯。由于从事金融专业化服务，我深感需要系统补充金融知识。2003年，我通过了天津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入学考试，主攻金融工程研究方向，并于2008年获得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期间又顺利通过美国金融风险管理师（FRM）的专业考试。多年来，在事务所我不仅主管金融业务，创造经济价值；也为事务所内部、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培训。理论知识的不断补充和实践运用，让我体会到世界的丰富和博大，也让我能够始终保持头脑和心灵的开放与活力。

二是这个行业对个人努力和能力的尊重和认可。勤奋刻苦以及能够将知识迅速转化为服务产品的能力，让我在专业领域迅速成长。进入事务所的第三年，我开始担任项目经理，带领项目团队，管理小型项目；2004年，我已经是事务所的副主任会计师，参与事务所的管理决策，同时主管金融业务部，带领专业团队为众多中外资银行提供专业的审计和咨询服务；2005年，我入选了全国第一批注册会计师类的会计行业领军人才，有了更广的视野、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三是团队成员之间的彼此信任和相互支撑。注册会计师的专业服务是一项团队配合工作，日常进行管理决策、处理技术难题、组织大型项目，无一不需要团队成员的能力互补、相互信任和彼此支持。在近20年的专业生涯中，我有幸遇到了几位非常好的领导和同事，陪伴我整个成长过程，同我分享成功的喜悦，也帮助我分担压力、排解痛苦，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

刚加入注册会计师行业时，我有的只是一些朦胧的期望。比如，拥有自己热爱的事业、拥有值得托付和信赖的朋友、保持心灵的开放与活力。经过20年，这些期望都已经或者正在踏踏实实地实现，就像是一粒小小的种子长成了一棵开花的大树。我喜欢大树上的这些花朵，并会继续努力地灌溉和培育，期待它们结成甜美的果实。

记者：结合实际工作，您如何理解近年来金融审计在我国金融行业发展中的作用？ 

李杰：虽然这个问题是关于金融审计的，但我想将其稍作扩展到金融专业服务领域。因为，金融专业服务领域的知识和实践其实是融汇贯通的。我多年来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商业银行。一方面，银行是管理风险的专业机构，自身就聚集了非常多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银行具有较多的经济资源，对专业服务机构的水平有较高的要求。作为金融业务合伙人，我沟通的客户对象是银行的董事长、行长等管理层。在沟通的过程中，我发现银行管理者关注的重点通常是银行如何更好地发展、如何提高管理效率、如何管理控制重大风险。因此，作为事务所的合伙人，仅仅知道会计准则、审计准则是远远不够的。全面了解银行业务和风险管理的内涵，深刻掌握银行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逻辑，及时发现和明晰客户的服务需求，是做金融业务合伙人必需的重要技能。

近年来，我和我所在的金融专业团队的服务范围已逐渐扩大。在审计服务方面，除了常规的银行审计服务之外，还帮助一家内地商业银行在香港主板成功实现IPO，成为完成此项工作的第一家中资会计师事务所。能够协助内地商业银行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这对于我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乃至整个中资会计师事务所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发展，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由于整个银行业净利差下降、竞争压力加大，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关注内部管理能力提升和风险管理改善。我们的金融专业化团队结合多年积累的对银行业务管理、内部控制和财务会计的经验，在商业银行管理会计服务领域也渐入佳境，帮助银行在FTP和全面成本管理体系建设、全面绩效管理、内部控制体系完善以及全面风险管理领域实现提升。此外，近期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的部分重要准则，如金融工具系列准则、收入准则、租赁准则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并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了持续趋同。银行业对这些准则的变化十分关注和敏感，而帮助银行完成新旧准则的衔接和转换，对银行相关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和知识转移，协助银行完成业务和财务信息系统改造等，是我和我所在金融团队近期乃至未来3～4年间的重要服务领域。

记者：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巨大，有哪些需要重点关注的调整？

李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变化主要集中在金融资产分类的变化、金融资产减值计量模型的变化以及套期会计模型的变化三方面。这三个变化，不仅仅是从金融资产四分类到三分类的数量变化，也不仅仅是从已发生损失到预期损失模型的技术方法变化，而是一种让会计准则越来越贴近企业的业务管理实践和风险管理实践的本质性变化。这种变化赋予会计准则持续的生命力和更大的影响力，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一是金融资产分类与减值模型方面。金融资产分类与减值模型的变化，对于金融机构以及金融资产投资较多的企业具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对金融机构而言，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金融资产减值两个方面的准则变化将对其财务报告反映、经营管理、关键绩效指标、监管指标等诸多方面带来重大影响。

在金融资产分类方面，从过去主要基于产品交易特征和管理层意图的四分类，转变为基于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特征的三分类。其中，业务模式评价是对客观经济事实的反映，而不仅仅是一种会计认定，从而使得金融资产的会计分类结果更加贴近并反映企业资产管理的经济现实。在评价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时，需综合考虑关键管理人员决定的管理金融资产的特定业务目标、评价业绩表现的主要指标和业绩报告方式、影响业绩表现的风险因素及风险管理方式、相关管理人员的报酬基础等。合同现金流分析的关键在于确定其是否仅包括本金和利息，从源头上保障了摊余成本计量的信息含量。无论是业务模式评价还是合同现金流分析，都要在考虑相关交易历史和事实以及对未来预期的基础上做出，从而使得金融资产分类逻辑基础更加清晰，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新的金融资产分类模型要求企业在进行新旧会计准则衔接时，必须有高级管理层和主要业务部门的共同参与，对业务流程、管理方式、业绩报告以及相应的信息系统进行梳理和完善，在此基础上进行的金融资产会计分类才是现实可行和恰当的。这些在机构层面要求的治理和管理改变，同样适用于金融资产新减值模型的应用要求。

由于在金融危机中，现行准则基于“已发生损失”的减值计量模型受到风险反映和计量滞后的批评，为此，新的金融资产减值模型做出了较大的改变，引入了基于金融资产减值的“三阶段”理念的“预期信用损失”减值模型，明确要求前瞻性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对于金融资产减值的影响等。但新准则并没有规定必须使用何种量化计算模型以得出资产减值的数据结果。以商业银行为例，在实施中，需要对以下方面予以特别关注：第一，建立信用风险划分阶段的明确标准。核心在于如何判断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是否显著上升。金融机构要结合自身情况，建立定性+定量+门槛指标+简化方法的信用风险阶段划分标准并持续运用于资产评价实践中。第二，建立量化模型并进行模型验证。金融机构需要基于适当的理论模型，结合自身的数据质量与数据可得性，识别对所持有的金融资产信用风险具有影响的宏观经济因素，确定关键参数，并建立宏观经济因素对于信用损失的传导模型。由于不同模型的假设前提、输入参数和数据要求、输出结果会有所差别，因此，在模型建立过程中，有些关键节点必须予以关注，主要包括：初步评估现有数据、系统、模型，对于重要的组合进行模型测试；设计相关制度及方法论，包括初步提出模型的方法论，明确模型的具体需求（包括数据和系统）；评估金融机构已经具备的数据和系统的支撑情况；进行模型开发和验证，包括为模型开发收集具体数据，进行数据清洗、剔除噪音，建立模型，并建立内部模型管理和监控流程；进行模型测试和运转；同步或适时完成信息系统改造。

二是新套期会计准则变化方面。与通用会计准则相比，套期会计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企业风险管理中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在确认与计量方面可能出现的不配比问题，是对通用会计准则的一种逾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受到“特殊对待”的会计处理方法。新套期会计模型是一种根本性变化，较原有的套期会计模型有了新的进步，其精髓在于对企业风险管理实践的真实反映，有利于促进企业主动管理风险。比如，扩大了合格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范围、取消了80%～125%的套期有效性门槛、引入了套期成本的概念和再平衡机制等。这些变革，都使得新的套期会计模型更加贴近企业风险管理的现实，更加“好用”。

但长期以来，我国很多企业虽然实际进行了风险管理，却很不习惯运用套期会计“特殊待遇”，不能利用套期会计准则合理反映自身风险管理的成果。实际上，新套期模型既具有会计准则规范的原则性，应用中又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无论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风险对冲，还是境外净投资活动的风险管理，企业在选择风险管理工具以及套期方案制定时，都可能有多种路径。不同路径各有利弊，需要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予以权衡和主动选择，以真正发挥出新套期模型对企业风险管理实践的真实反映和有益促进作用。

建议企业的管理层、风险部门、财会部门以及监管部门和外部审计师等利益相关者，高度重视新套期模型的变化，充分利用新套期模型具有的风险管理促进效应，让会计信息系统真正成为企业经营决策的关键支撑。

记者：我国企业在经营活动汇率风险、境外经营净投资汇率风险的内部控制及其套期会计方面的处理能力如何？您有何建议？

李杰：总体而言，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仍普遍存在汇率风险管理能力薄弱、汇率风险管理相关内部控制不健全、缺乏完整的汇率风险管理框架和系统性思维的情况。

在汇率风险管理方面，对中国跨国企业的一份调查表明，有超过半数（56%）的中国受访企业目前没有采取措施对冲汇率风险。在代表我国先进企业的上市公司群体中，截至2016年6月末，沪深A股共计3024家上市公司，产生汇兑损益的上市公司共计2233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74%。但在相关公告信息中，明确表示公司进行了汇率风险对冲并制定了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只有100余家，不到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的5%。我国上市公司普遍使用的外汇衍生品主要有远期外汇合约、远期结售汇、远期外汇掉期、外汇对冲理财产品等。即使不考虑制定汇率风险套期内部控制制度的因素，仅以使用过外汇衍生品统计，比例也仅为8%。因此，汇率风险管理能力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约了我国企业主营业务国际竞争力的充分发挥。

对此，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政策制定机构应引导企业管理者正视和积极应对汇率风险，建立完善的汇率风险识别、计量和管理体系。汇率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以某一企业的好恶为转移。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加剧、不可预测性增强。对于汇率风险管理，企业首先需要对自身汇率风险进行完整识别和计量，在此基础上，基于成本效益原则优先使用自然对冲技术，并根据企业自身的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确定是否以及如何采用金融工具进行汇率风险对冲。对于大型国有企业而言，还包括建立以长期业绩和风险调整为基础的国有企业高管激励机制。

大型国有企业是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的主力军，对我国国际化战略的顺利实施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是受汇率风险冲击最大的一个群体。以2015年下半年人民币突然贬值为例，当年汇兑损失排名前20位的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汇兑损失金额达332亿元，占到当年全部上市公司汇兑损失总额的绝大部分。尽管国务院国资委对央企的考核体系正在日趋完善，例如，2016年年底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明确规定了根据企业经营性质、发展阶段、管理短板和产业功能，设置有针对性的差异化考核指标，但在如何建立以长期业绩和风险调整为基础的国有企业高管激励机制，特别是对于“走出去”的央企将其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和绩效纳入考核体系，从而引导企业管理者正视和积极应对汇率风险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

第二，衍生金融工具是进行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但也因其复杂性和高杠杆性而存在风险。应坚持教育和引导企业将外汇衍生工具限定于避险需求，防止过度投机；在衍生金融工具的选择上，企业应遵循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内在顺序。金融衍生工具的正常运行是成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风险对冲、资产配置、产品创新等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对于企业而言，外汇衍生工具可以帮助企业降低避险资金成本，熨平汇率波动带来的冲击。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30多年来，经过不断的创新，国际市场上的金融衍生产品已从最初的几种发展到1 200余种，而由它们衍生出来的各种复杂的产品组合更是不计其数，产品形式也历经了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有时只是衍生金融工具合同中一个条款的小小改变，就可能引发风险的急剧变化。

无论是政府监管部门的引导还是企业自身的决策，在衍生金融工具使用目标方面，应坚持以企业避险需求为限，防止泡沫和投机及其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在衍生金融工具的选择方面，遵循先简单后复杂、先初级后高级的原则；在能力尚未达到的情况下，应优先选择具有大规模、公开、活跃市场上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只有具备了对复杂衍生金融工具足够的分析能力和定价能力，才可以考虑逐步由衍生金融工具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

第三，重视培养和引进精通汇率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的专业人才。汇率风险管理中，识别、度量和控制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具有较高的技术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在引入衍生金融工具后，更是需要具有高素质和复合型知识结构的专家型人才的参与。这类人才培养难度大，也是当前我国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中最为缺乏的。因此，国际化企业应重视培养和引进精通汇率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套期会计等专业领域的人才，逐步积累经验，建立适应自身情况的完善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才能够在国际化进程中游刃有余、从容应对汇率风险。

记者：衍生金融工具及套期会计的审计工作，挑战重重。对于同行，您有何建议？对于政策制定，您有何期待？

李杰：随着国际化企业对汇率风险认识的加深和管理能力的加强，企业所使用的汇率风险对冲工具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企业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对冲汇率风险，与之相伴的汇率风险套期会计处理也日益复杂。衍生金融工具自身具有的高杠杆和复杂性特征，决定了如果审计应对不善，审计风险将会增加，甚至给注册会计师带来难以挽回的不利影响。建议注册会计师予以格外重视，这是对客户负责，也是对注册会计师自身负责的表现，包括能够识别相关特殊风险、需要专门设计与实施针对性审计程序、需要配备具有该等专业技能、具有足够胜任能力的专业人员等。

在政策制定方面，我有两点建议：

第一，制定并颁布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和衍生金融工具内部控制的相关规范指引。2008年和2010年，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建立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这些规范和指引在理念、实施和制度层面为企业提供了基础和可参考的标准框架，对于帮助我国企业识别和管理内部外部风险、建立内部控制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这套体系没有包含衍生金融工具内部控制的相关规范，在我国政府部门发布的其他法规中，也没有涵盖衍生金融工具内部控制及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社会审计技术规范的领域。这种缺失加大了企业自行探索汇率风险管理和衍生金融工具内部控制方法的成本和代价，降低了社会审计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保障能力。建议我国政府部门参照《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相关逻辑和理念，及时予以补充完善。

第二，在审计准则和指南制定层面，完善衍生金融工具内部控制测试的相关指引，对于衍生工具公允价值估值及模型风险审计等特殊领域，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指引，以降低注册会计师的执业风险。目前，《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632号——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及其指南中，对于衍生工具控制测试的要点主要围绕政策制定、授权、审批、职责划分、交易核对、交易记录和结算与付款等环节设置。结合衍生工具的风险特征，并且与大多数的衍生工具内部控制国际规范进行比较，前述控制测试涵盖的要素以及控制活动的关键控制环节还有待完善。

审计准则中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内部控制测试规范的涵盖范围不够完整，可能与我国缺乏衍生工具内部控制的权威规范有一定关系。鉴于审计准则对于注册会计师执业的重要意义，建议相关部门能够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内部控制测试规范做出进一步完善，核心是能够涵盖衍生金融工具完整的内部控制要点。衍生工具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属性，对于按照公允价值会计准则需使用第二、第三层级公允价值，即需要采用模型进行公允价值估计的衍生工具而言，模型风险是公允价值估计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风险，也是审计师审计实务中面临的高风险领域。现行审计准则及其指南中，对于审计师如何应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模型风险，虽然略有涉及，但是缺乏具体可行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