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晶，也是一座供后人不断挖掘的思想宝库。作为一名实践会计学研究者，一直得益于毛泽东的“实践出真知”论断，最近重读毛泽东著作，从字里行间，我又看到了不少会计语言以及更为普遍的“数字思维”。

会计语言就是用会计的术语或思维传递知识、技能或思想的一种表达方式。在毛泽东早期和建国后的著作中，时常可以看到这种专业语言：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谈到了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

在《寻乌调查》一文中，毛泽东又谈到本利：“还待举出几家杂货店，好更具体地了解他们的情况。最大的杂货店……县城这一间本钱三千元，自己只有千把元，余是借来的。三千元每年利息要九百元，除了工钱、伙食等项开销，每年以赚得利息为止。第二家要算纶泰兴，三个份子合成，本钱二千元。除了开销，每年赚得三四百元。第三家算义泰兴，三个份子，吊多钱本（即千多元本），每年赚得一二百元。”

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毛泽东谈到分红和股本：“区社去年九月至今年三月（半年），四百多元本钱赚了六百多元，以百分之五十为公积金，百分之十为营业者及管理委员、审查委员的奖励金，百分之十为文化教育费（为俱乐部、学校及红属儿童买纸笔），百分之三十分红。为了增发红利，鼓励社员，临时将教育费取消（以后应该恢复），共分红百分之四十，每人分了一串钱。分红时，清算账目，悬榜公告。分红后，增加了许多股本，今年七月时，共有二千股一千元了。十一月，第二次分红，每股分五角，实发三角，二角作为增股。决定改股金单位为一元，每人不得超过十股。”

“清算”和“本利”都是很专业的会计术语，特别是“增股”及“改股金单位”的表述，没有一定的会计功底，是写不出这种专业文字的。

解放后，毛泽东的会计语言也不时出现在一些重要的报告中。比如在《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文中，他谈到了利润分配：“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

毛泽东早就意识到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制度。为了公平分配制度，他多次用“分红”比例强调分配标准，比如在1953年的《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再次给出“分红”比例：“但这部分利润，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百分之二十五；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盈利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

其中的“利润”“所得税”和“公积金”，都是规范的会计术语或会计语言了。

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文中，毛泽东直接列了一个专业的“利润分配表”，来指导利润分配，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的这个表格其实就是会计报表。

我们可以把自觉运用数字、数据管理人类社会的活动尤其是生产活动称为会计素养。上述列示可以证实毛泽东知识系统凝结的会计素养及其在著作中的表现。但这种会计素养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又更多地、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数字思维”，即毛泽东善于用数字、数据指导工作或阐明道理，喜欢“用数字说话”或者说“用会计的数字方式说话”。这种“数字思维”在毛泽东著作中比比皆是，特别是前期指导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文章，用数字摆事实、讲道理成为行文的一大特色，真可谓“无数字不成文章”。

比如《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党代表伤亡太多……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共六百八十三。” 

再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毛泽东在揭示商人剥削、指导根据地贸易时也使用了准确的数字：“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又如《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一文，为了防止扩大富农的打击面，毛泽东就用数据进行了限制：“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

时时用准确的数字、数据指导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无疑来自于毛泽东的会计素养。

毛泽东的会计素养是从哪里来的？结合他少年在家庭记账的经历，我们发现：毛泽东的会计素养来自“童子功”，是他自幼在亲身会计实践中积淀下来的一门专业功力。

据斯诺所著《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经历时告诉斯诺：“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后来，毛泽东曾说自己“受到六年私塾教育”，如此推算，在接受私塾教育期间，他至少给父亲记了六年的账；另据毛泽东年谱推断，从9岁上学到17岁在父亲的账本上写下“男儿立志出乡关”之前，毛泽东一直在家里肩负着会计工作，大概有八年之久。如果说会计是一门语言，毛泽东少年时代就学会并掌握了这门语言，实属基础扎实、功力深厚的“童子功”。这种“功夫”不仅在他的著作里，还在“中国第一家庭账簿”中得到充分验证。

解放后，毛泽东的家里也记了一本账。据他晚年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在《温情毛泽东》里回忆：“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就在‘一’的下面画一个小二，等于是二号账。这样他们都是各自花各自的钱，这也是主席交代的，就是通常所说的AA制。”

从后来整理出的资料看，毛泽东家的这本账时间跨度很长，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记到1977年元月，涵盖他的中晚年，且记录得非常齐全，从日用各项开支到生活费的收支报表，十分详细。从中足以看到当年“中国第一家庭”财务收支的全貌，也可以验证毛泽东的“童子功”、会计素养或“对会计的爱”终生相随。

毛泽东著作中源自会计素养的会计语言或“数字思维”：即用来自实践的准确数字、数据指导革命斗争和建设，是毛泽东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但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真实的数据，往往都会带来正确的结果；虚假的数据，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所以，会计语言或“数字思维”一定要建立在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脱离了中国的实践活动，脱离了真实数字，结果一定事与愿违。而提高一个社会的数据质量，就无疑要把会计工作放在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上。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会计系）

责任编辑 王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