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4-08 作者:吴大新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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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494年,卢卡·帕乔利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法通论》在威尼斯出版,该书是百科全书式的意大利文巨著,对于当时的数学知识和商业应用知识,巨细靡遗收录其中。由于该书在论述方程式时使用了许多简缩语,体现出符号方程式的早期特征,故被视为近代第一部代数学著作。帕乔利在该著中还单设一篇,详细记录了二百余年来流行于威尼斯的复式分录记账法,并由此在不经意间得到一顶新的桂冠——“现代会计之父”。实际上,在当时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共和国如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地,也有各具特点的复式记账法问世。从对现存历史档案的研究结果看,复式记账法在某些城市的应用甚至要早于威尼斯。然而,之后能够在欧洲传播开来并通行于全球的却是威尼斯式簿记。后来者何以居上?这要从意大利的历史说起。
一、现代欧洲的长子
作为罗马遗产的直接继承者,意大利被誉为“现代欧洲的长子”,并非言过其实。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这个为现代世界作出诸多贡献的“国度”,竟然长期处于分裂之中。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宣告了分裂之始,直到1870年意大利才重新实现统一,因而史家大都认为,在这个期间,根本无法书写一种“意大利史”。从地理上看,意大利南北狭长,导致治理上的不便。1...
1494年,卢卡·帕乔利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法通论》在威尼斯出版,该书是百科全书式的意大利文巨著,对于当时的数学知识和商业应用知识,巨细靡遗收录其中。由于该书在论述方程式时使用了许多简缩语,体现出符号方程式的早期特征,故被视为近代第一部代数学著作。帕乔利在该著中还单设一篇,详细记录了二百余年来流行于威尼斯的复式分录记账法,并由此在不经意间得到一顶新的桂冠——“现代会计之父”。实际上,在当时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共和国如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地,也有各具特点的复式记账法问世。从对现存历史档案的研究结果看,复式记账法在某些城市的应用甚至要早于威尼斯。然而,之后能够在欧洲传播开来并通行于全球的却是威尼斯式簿记。后来者何以居上?这要从意大利的历史说起。
一、现代欧洲的长子
作为罗马遗产的直接继承者,意大利被誉为“现代欧洲的长子”,并非言过其实。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这个为现代世界作出诸多贡献的“国度”,竟然长期处于分裂之中。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宣告了分裂之始,直到1870年意大利才重新实现统一,因而史家大都认为,在这个期间,根本无法书写一种“意大利史”。从地理上看,意大利南北狭长,导致治理上的不便。12世纪时,神权和世俗王权之间已进入了公认的相互独立的阶段。当时,意大利北部由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而中部和南部则是教皇的势力范围。但这种地理上的分裂和权力上的制衡,却造就了意大利独特的人文环境,成为创造新文化的重要前提。
新文化率先出现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中(如比萨、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博洛尼亚等)。到12世纪,尽管在法律上仍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但这些城市已不再具有封建性质,通过自己选举和更换执政官,它们成为独立的共和国。毫无疑问,这里是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富于世俗性的社会。马克思曾称赞说,城市共和国“善于经商、很富有、热爱自由。”自由的最大障碍是皇帝和教皇。平时相互竞争的各城市联合起来,与这两个强大的势力展开斗争。城市共和国的兴起,还源于10世纪以来农业生产力和人口的增长以及由此造成的过剩农村人口(包括工匠、手工艺人和商人等群体)的出现。这带来了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变革,其结果是徒弟成为师傅、工匠成为企业家、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商业并发财致富。当人人都面临新机遇时,也就意味着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在这一时期,作为充满机遇的宝地,城市成为社会向上流动的最重要载体。富裕起来的市民通过与封建贵族的斗争获得特许状等方式,争取了越来越多的权利和自由。不仅如此,他们还组建行会、自己推选城市管理者,使城市变成了一个自治的政治和社会单元。
皇权、教权与城市之间复杂的矛盾斗争,产生了一个重大后果,即它成为罗马法复兴的重要推动力。主教叙任权之争不但是政治和军事斗争,更是空前激烈的言论、思想和法理斗争。对皇帝而言,他希望征伐意大利“师出有名”,因而需要某种理论对抗日益膨胀的教权;对教皇而言,他不但希望获取世俗权力,也希望为教权的至高无上寻得理论根据。这样,庞大精密的古罗马法统就成为他们共同的凭借。尤其是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古罗马查士丁尼大帝治内所编纂的《民法大全》真本的发现,更是激发了众多北意大利法学家的竞相研究,这不但使法学成为显学,还推动了欧洲大学体制的建立(如博洛尼亚大学即是最早由专业的法学院蜕变而来)。罗马法的复兴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商业的兴起。实际上,商人就是城市的主人。富有的商人作为统治阶级,通过与中小商人和富有的手工业者合作管理着城市。务实的商人热衷于利润和冒险,他们追求实用知识和管理技能,希望城市自由而有序。而罗马法恰恰是城市和商业发展所需的现成法律。罗马法复兴再现了法的精神与威严,是一次关于理性、正义、平等、权利等意识的思想启蒙。可以说,没有对罗马的最重要遗产——城市和罗马法的继承,就不会有其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的辉煌灿烂自不待言,况且人们已经赋予它过多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布克哈特指出,文艺复兴的成就乃在于“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但他却无视中世纪的成就,因而也就割裂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的必然联系。另需注意的是,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一种新文化,还与当时的数学复兴有着密切联系。由于市民热爱城市,因而自然要建设和美化城市;由于市民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因而他们的艺术自然要表达人的尊贵与神圣。这就需要在建筑、绘画、雕塑中运用数学。因此,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透视法和比例的重视,是不难想象的。帕乔利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神圣比例》,就集中讨论了黄金分割、正多面体以及由之产生的半正多面体等内容。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都对文艺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尤以佛罗伦萨的成就最为突出。然而,在政治上,佛罗伦萨却久为内讧所困,于是,在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生活的时代,不少城市共和国竟然出现了一股研究和模仿威尼斯法制实践的风潮。同样是共和制,威尼斯何以备受瞩目?
二、自由的长女
威尼斯地处亚得里亚海最北端的潟湖之中,由一群躲避战乱的难民在公元5世纪兴建而成。这里无土可耕、无铁可铸甚至无清水可饮。然而,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威尼斯竟一跃而成为地中海的商业中心,并一度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海上帝国。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曾说:“凡事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她的容貌像一个梦,她的历史像一段传奇。”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也赞叹道:“威尼斯,自由的长女,闪烁着自由之光的童贞城市……”由不毛之地到人人向往的“天堂”,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奇迹之一了。
威尼斯的地理有助于解释它的兴起。由于地处潟湖、航道复杂,因此既可以免于陆上的攻击,又能有效地进行海上防御;而严酷的海上生存环境,则培养了市民的坚忍、团结和冒险精神。从一开始,威尼斯人就“靠水吃水”,通过生产和贩卖食盐而逐渐站稳脚跟。公元6世纪的人提到威尼斯,就一直称它是航海和商人的市镇。而它的运作更像是一个公司。当自产的食盐不够供应时,则由政府出面订购其他产地的盐,并通过种种精明手段隔离买方和买方,自己专做中间人。对粮食等物资的供应也是如此。政府还以武力为后盾,勒令所有的商船必须在威尼斯卸货,从而形成一个垄断市场。
由于地处意大利的边缘,威尼斯有着相对于其他北部城市独到的优势,加之它专心于商业,外交手段也灵活务实,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它可以既不受北方皇帝的制约,也无需仰仗南方的教皇。另外,它在名义上隶属于东罗马帝国,因而可以获得便利的通商条件,也就有着更多的商业自由。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势力的对抗中,威尼斯由此能够以比较中立的身份同时与双方进行贸易,并不断扩充实力。而在十字军运动中,威尼斯的海上力量更是教皇不得不倚重的,它也因此从十字军的运送与补给中获得巨大利益。特别是在13世纪初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人居然伙同十字军掉头洗劫了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成为“八分之三个罗马帝国”的领主。之后,在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战争中,威尼斯终于打败了地中海的另一支重要力量——热那亚,从此统治了地中海和黑海,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帝国。
威尼斯的强盛从其财政收入即可见一斑。在15世纪时,仅威尼斯及其市辖区的财政收入就接近法兰西王国,跟西班牙、英格兰不相上下,远超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市。更重要的是,威尼斯的“国”富是建立在民强的基础上。那些酷爱自由的市民,几乎个个都是吃苦耐劳的能工巧匠,他们身上充满了团结、进取、守法、爱国精神。巨大的兵工厂最能体现威尼斯人高超的经营管理水平。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基地,兵工厂已经接近流水线生产:战舰的所有部件都采取模块化的形式储存,以确保战时的及时装配。有了这层保障,威尼斯人可以在六小时内装配好十艘全副武装的战舰。不仅如此,兵工厂还有着细致的分工和严格的质量控制,甚至每一位麻绳编织工人的线轴都有特定标识,以辨别出自何人之手。在航海过程中,船只的任何部位出现问题,都会追究相关生产人员的责任。另外,威尼斯还是欧洲较早使用机械时钟的城市之一。时间观念的产生是重视效率、产量和利润的自然要求,因此,可以这么说,准时敲响的上工钟声就是在宣告新时代的到来。
历史学家常把威尼斯比作一个大公司,在这里,人人都是股东。因此,威尼斯的社会比其他地方都要平等。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威尼斯的贫富差距是最小的,其精英群体(贵族和非贵族的富人)约占城市总人口的5%,远高于其他城市。不仅如此,由于人人都可以通过经商致富,这种经济上的平等和开放的社会流动通道也有力地促进了民主意识和文化发展。威尼斯是一个共和政体,它融合了君主制(总督)、贵族(元老院)、民主(大参议会)和权力制衡等诸要素。总督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但他的权力被分散,就连收到的礼物都受到严格限制。显然,威尼斯人不但反皇帝、反教皇,也痛恨专制。与其他城市贵族间的倾轧不同,威尼斯的贵族充满了对城邦的责任感。这里还有别处所没有的宽容与守法意识。显然,在这样一座城市中成长起来的市民,对公共事务会有更多的重视,也有着更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献身意识。彼特拉克(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曾被邀请至威尼斯定居)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建造在大理石上的城市固然坚固,但是建立在城市和谐基础之上的城市更加坚固。”威尼斯之所以成为共和主义的旗帜也就可以理解了。
威尼斯对文艺复兴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且不说它的海外远程贸易所催生的对实用知识(如数学、簿记)的需求、对更高级的东方文化的吸收,公正的司法、发达的印刷业以及慕名而来的各地学者和商人,更使得威尼斯成为创造和传播新知识的重要阵地。到15世纪初,威尼斯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中心——交易广场上显示世界时间的机械钟昭示着这一点,它的殖民地也遍布地中海和黑海,然而,在威尼斯海上霸权逐渐达到顶峰的过程中,危险却始终如影随形。
三、威尼斯的衰败
1416年,威尼斯与奥斯曼土耳其的舰队发生了一次遭遇战。尽管土耳其舰队被轻易地击溃,但这预示了严峻挑战的到来。在之前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无休止战争中,奥斯曼部落就趁机西进,一度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人出于商业利益考虑,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股势力间保持中立。尽管始终保持小心谨慎,但它却无力阻止奥斯曼土耳其的凌厉攻势。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了,威尼斯成为对抗伊斯兰势力的最前线,但在之后的五十年中,它节节败退,最终与土耳其签署了屈辱的合约,只能无奈地放弃对地中海东部的统治。威尼斯由盛而衰的历史反映了它与地中海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动以及相互依存各方的成败进退。在霸权消退的过程中,威尼斯不但经受着外部世界的冲击,其内部也出现了停滞乃至倒退。
威尼斯人曾受益于蒙古帝国的统治,横跨亚洲的通道使得马可·波罗得以成就传奇。但随着蒙古帝国在14世纪末的崩溃,原有的商路和市场已不复存在,威尼斯人只能由南方商路通过开罗和亚历山大港与东方进行贸易,但这条路线也开始面临严峻挑战。1499年,一则消息震惊了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达·伽马从印度绕行好望角回到欧洲。长期以来,威尼斯靠与东方的中转贸易获得巨大利益,但相对威尼斯商人所面对的层层障碍(关卡、课税),葡萄牙人避开地中海、撇掉大量中间商,以极低的成本打破威尼斯的垄断。一项资料显示,1496~1498年,威尼斯人从贝鲁特港运出的胡椒以及其他香料平均每年有270~420吨之多,而1501~1506年锐减至45吨。实际上,葡萄牙人早就打算挑战威尼斯的地位,他们派出大量商业间谍,刺探威尼斯的商业情报和航海技术秘密。新航路的发现,预示着一个旧贸易系统的崩溃和一个新贸易模式的兴起,作为联结东西方两个经济系统的核心,威尼斯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威尼斯的衰败当然更应从内部寻找根源。精明的商人、英勇的水手和有责任心的贵族共同缔造了海洋帝国。然而,当威尼斯强盛之后,上层社会开始变得固步自封,选举权日益集中在少数贵族手中,并在实际上成为了世袭制。之前,政府曾规定所有的年轻贵族都要到商船上接受最严格的商业训练,到15世纪时,那些发迹的人却再也不愿让孩子去当见习水手。当威尼斯拥有4万人口时,其成年男性大都是经验丰富的水手,而随着人口(尤其是移民)的增加,合格水手的数量越来越少。这个曾养育出马可·波罗的城市,正沉醉于自己的辉煌,过去的进取心和爱国精神正在慢慢消失。面对土耳其的海上失败并非因为兵力弱小,而在于元老院出于金钱利益变得短视、任用了无能之人。当贵族都丧失了勇气和责任感,又怎能指望水手们为国捐躯呢?
威尼斯的衰败也预示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主导未来世界的,将不再是城市共和国,而是民族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威尼斯的失败,也是意大利长期分裂的苦果。城市共和国之间相互倾轧,为了战胜对手,无不用其极。热那亚人为战胜威尼斯而开门揖盗,为土耳其人提供帮助。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马基雅维利的哀叹了。这位长期背负“邪恶导师”骂名的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家,深深地理解他的时代:没有统一的国家,一切无从谈起。而在当时,葡萄牙人发现了至印度的新航路;英法结束了百年战争,其民族国家已现雏形;热那亚人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率先抵达美洲;在腓力二世时期(1556~1598年),西班牙成为地中海新的统治者,其国力达到巅峰。那么,在那里,商业和复式簿记将会得到怎样的发展呢?
责任编辑 刘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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