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4-08 作者:吴大新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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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史是连续的,是割不断的。然而,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却常常忽略了这一点。这尤其表现在对待西欧中世纪史的态度上。长期以来,“中世纪”是野蛮、恐怖、蒙昧、闭塞、没落等的代名词,并被想当然地冠以“黑暗时代”之称。这种看法,或许是受到爱德华·吉本(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等学者的影响。在他们眼中,中世纪要么是一个伟大文明崩溃后的裹步不前,要么是一个新文明兴起前的漫长蛰伏。难道近代商业文明会在一夜间诞生于这样的废墟上吗?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商业本非西方的专利,但在经历漫长的农耕社会后,为什么是西欧而非别的地区首先进入商业社会?复式簿记是商业的产物;就威尼斯复式簿记而言,我们也难以想象,在经历数个世纪的停滞后,某种记账方式会在1494年的某一天突然地达到“成熟”状态。显然,要想了解复式簿记的历史,须对中世纪做一番新的认识。
一、关于中世纪的历史分期
尽管历史是连续不断的,但为了研究的便利,我们仍然需要对它进行分期。通常,人们会把那些具有标志性的史实作为某段历史的界碑。由于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重要程度可能采取不同的判断标准,因此,历史分...
历史是连续的,是割不断的。然而,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却常常忽略了这一点。这尤其表现在对待西欧中世纪史的态度上。长期以来,“中世纪”是野蛮、恐怖、蒙昧、闭塞、没落等的代名词,并被想当然地冠以“黑暗时代”之称。这种看法,或许是受到爱德华·吉本(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等学者的影响。在他们眼中,中世纪要么是一个伟大文明崩溃后的裹步不前,要么是一个新文明兴起前的漫长蛰伏。难道近代商业文明会在一夜间诞生于这样的废墟上吗?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商业本非西方的专利,但在经历漫长的农耕社会后,为什么是西欧而非别的地区首先进入商业社会?复式簿记是商业的产物;就威尼斯复式簿记而言,我们也难以想象,在经历数个世纪的停滞后,某种记账方式会在1494年的某一天突然地达到“成熟”状态。显然,要想了解复式簿记的历史,须对中世纪做一番新的认识。
一、关于中世纪的历史分期
尽管历史是连续不断的,但为了研究的便利,我们仍然需要对它进行分期。通常,人们会把那些具有标志性的史实作为某段历史的界碑。由于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重要程度可能采取不同的判断标准,因此,历史分期常常不容易取得共识。对于中世纪的开端,学界已达成一致意见,即公元476年西罗马的政变。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还应注意到,确立了某一个界限,绝不意味着之后与之前的历史就被截然区分为“新”和“旧”。陈衡哲先生(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先驱)对此曾作过生动表述——“历史上的分期,正如昼夜的分期一样:中午确是白天,半夜确是夜间,但在那暮色苍茫或是晨光熹微中,谁能执定哪一分钟属于夜间、哪一分钟属于白天呢?但这个模糊不明的苍灰天色,却又是划分昼夜的最好界限呵!”
在公元前后各约五百年的统治中,古罗马曾出现过如恺撒、渥大维、戴克里先等有领导力的统治者,并一度实现了所谓的“罗马的和平”,但极盛之时也就是衰败之始,帝国后期可谓内外交困。日耳曼人废黜西罗马的末帝,就像推倒一堵摇摇欲坠的残墙那样简单,欧洲历史由此进入中世纪。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罗马文化的灭绝。虽然战争在所难免,但通常所说的“蛮族入侵”却并非文明的浩劫。实际上,历史学家早已指出,古典世界与中世纪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明显的断层,换句话说,“蛮族”与罗马帝国之间更多的是延续与融合。古罗马人在使用“蛮族人(barbarian)”一词时,仅仅是指“缺乏罗马文化”或“没有基督教信仰”,这个词也是当时的日耳曼人对他们自己的称呼。因此,蛮族人只不过是罗马文化的陌生者而非破坏者。在大迁徙时期,蛮族就已经相当罗马化,而他们在学习罗马文化的同时,也在影响着罗马人的生活。4世纪末的罗马军队,实际上是受罗马人指挥的蛮族部队,而罗马西部军队的指挥权,也常常被一位具有日耳曼血统的将军掌握。到5世纪初,即使在罗马首都,日耳曼的风俗习惯也被视为是“时髦的”。为阻止日耳曼风尚的迅速蔓延,罗马皇帝霍诺里乌斯甚至发布过三条法令,禁止人们在罗马穿着色彩鲜艳的无袖外套、宽大的裤子以及以“蛮族人”的方式蓄留长发。所以有历史学家曾这样说:西罗马帝国并没有灭亡,它只是静静地睡着了。
不过,关于中世纪与近代的界限,则有多种观点:常见的如东罗马帝国的灭亡(1453年)、哥伦布到达美洲(1492年)等,其中,陈衡哲先生以14世纪初年为界的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
“第一,因为1321年,是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死亡的年岁;……但丁是中古文化的结晶,同时也是近代文化的一个先锋……第二,因为这个时候,适是教皇的权力全盛将衰,国王的权力起而代之之际……第三,因为第十四世纪开始时,西欧的列国已经成立,已经能代替中古的封建制度,来维持社会的秩序了……第四,因为宗教改革和大发现这两件事,虽然要到了第十六世纪初年才大显著;但在第十四世纪时,已东现一芽,西抽一苗,随事随地,都可以找到他们势力的存在了……第五,因为城市的发达,以此时为最盛,而平民的参政权,也是在这个时候得到的。第六,各国方言的成为文学,也是近代文明的一件大事,而但丁即是第一个能运用方言作为优美文学之人。十四世纪初年,《神曲》(Divine Comedy)的出现,实是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大纪元。因此种种原因,所以我把第十四世纪的初年,作为中古和近代的分界。”
这一观点也可从恩格斯那里获得支持。他说,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他标志着“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在确定了中世纪历史分期的前提下,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中世纪经济社会的主要特征。
二、中世纪文明的主要特征
中世纪实现了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日耳曼文明的融合。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法兰克王国(日耳曼诸王国之一)的国王查理曼被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皇帝,这意味着一个统一的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出现。不过,封建割据仍在继续,而伊斯兰教势力也不断威胁教皇的统治。直到936年,撒克逊邦的奥托一世成为国王后,才开始平息纷争的局面,并将伊斯兰势力驱赶出罗马,他也由此在962年被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为罗马皇帝。奥托复兴的这个罗马帝国,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神圣罗马帝国(TheHolyRoman Empire,即德国史上的第一帝国)。
实际上,这个帝国既不那么“神圣”,也不那么“罗马”:一方面,它是前述三种文明的混合;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教权与王权的冲突。这种冲突其实早就存在,矛盾则集中在主教叙任权的归属。而对于公元800年的加冕礼,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与其说是教皇为查理曼加冕,倒不如说是查理曼使利奥成为教皇。之后教皇与皇帝的冲突愈演愈烈,有时双方甚至兵戎相见。1046年加冕为皇帝的亨利三世,就曾多次废黜教皇。希尔德布兰德继位为教皇(即格列高利七世)后,决心振兴教会的权威,他在1075年颁布了《教皇敕令》,用27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归纳了自己的权力,其中包括:只有教皇才可以废黜和恢复主教;只有教皇一人可以根据时代的需要制定新的法律;任何人都不得修改教皇的判决,而教皇可以修改所有的判决;教皇可以废黜皇帝;皇帝必须亲吻教皇的脚等。这当然引起了皇帝的激烈反对。随后,教皇宣布开除亨利的教籍,但亨利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据说在雪中赤足三天以请求教皇的宽恕),并在1084年出兵占领了罗马,主教叙任权之争由此达到顶点。随后,教皇发起了十字军运动,这也可视为教皇权威的某种展示。可以说,教权与王权之间的持续的斗争,是中世纪政治的最突出特点。
在经济方面,中世纪仍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常以“封建主义”(feudalism)来描述中世纪的经济,并以庄园制作为其同义词,进而由此认为中世纪的经济是封闭落后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西罗马灭亡后,各地区内部的贸易尽管有所衰退,但并未中断,地区性市场也始终存在,尤其是从约10世纪起,城市开始成长,工商业也进一步发展,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封建主义”这一概念涉及政治制度、法律、经济等方方面面;按照马克·布洛赫的解释,其要旨在于“依附关系”与“等级制度”。在西罗马帝国解体的过程中,日耳曼人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势必要对其进行重新分配,这种分配结合了罗马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日耳曼的军事组织形式。日耳曼人将得到的土地分封给军事组织“战友团”的首领,这些首领再将土地及居住其上的穑夫(serf)分封给属下的武士,谓之“次分封”。在这种层层分封中,因土地占有和人身依附关系而结成封君封臣关系,但这种依附关系并非以个人对个人的强制形式出现。5世纪,日耳曼法兰克族在欧洲大陆西部建立了法兰克王国,是欧洲最早的封建制国。随着军事征服,封建制度逐渐向东向南传入,后又传入英伦三岛。在“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素”的长达四五个世纪的融合过程中,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二者的所有特征。这也就意味着,由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每一地的封建制度又都各具特色。总体而言,封建制度至9世纪大致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而逐渐解体。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本身有着复杂的演化过程,各国并未呈现整齐划一的封建制度。因此,“封建社会”这一术语只能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更不能拿它与西欧之外的地区作牵强的比附。现在仍大有市场的苏联“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理论,试图以公式化的形式来“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显然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严重歪曲。
中世纪文明的特点当然远不止此,但从政治经济这两个有代表性的侧面,大致也能提供一个概观。无论是基督教、封建主义还是罗马政治法律传统,都不免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因素,但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基督教传播的平等、至善、和平等理念,封建制度为社会输送的契约观念和个人反抗的权力,罗马政治与法律重视社会效能的传统有机地结合,构成了商业发展的有利环境。可以说,优越的地理环境(几大文明的交汇处)以及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的分权,为欧洲商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
三、现代会计的中世纪源头
复式簿记通常被视为现代会计的起点,而复式簿记又孕育于商业之中。那么,商业又是如何从一个农业为主的中世纪兴起的呢?过去流行的观点认为,“蛮族入侵”使得商业绝迹,直到10世纪商业才开始缓慢复兴,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商业绝迹”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不但阿拉伯、东罗马等以商业为主的文明通过商路对西欧形成持续的刺激,就是在西欧内部,也始终活跃着一批特殊的商人阶层。查士丁尼在554年的国事诏书中,就提到了当时众多的商人们。查理曼在公元794年和806年,曾先后发布过关于谷物、酒、牲畜等价格的法令。可见,货币流通与商业交换是仍然存在的。这其实不难理解,政治制度或许可在短时间内改头换面,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绝非一日之功。中世纪商业在10世纪左右的明显进展,其动力主要源自其社会内部,如人口增长、技术改进等方面。
中世纪人口在7世纪到12世纪间曾两度出现缓慢增长的趋势。第一次增长大致在7世纪到9世纪,第二次增长在10世纪到12世纪左右。到公元800年前后,人口已恢复至罗马帝国时期的最高水平,11世纪的数字已经翻了一番。导致人口增长的因素很多,至少包括局势的安定、农业装备与工业技术的改进等。从6世纪到9世纪,西欧出现了一些农业技术发明,并得到推广,如水磨、重犁、马蹄铁和挽套等。前述封建制度的成熟,使得社会秩序趋于安定,也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人口增长引致了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产出,这比以往更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供需的良性互动毫无疑问构成了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商业和商业阶层不断壮大,并不断瓦解着封建经济:一方面,效率提高节省了劳动力,使一部分人有可能从土地的束缚中脱离出来,去从事商业等其他行业;另一方面,新开垦土地随人口上涨而不断增加,使得封建关系有所松动,人口流动开始频繁起来。这正是城市得以兴起的必要前提。亚当·斯密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提供生产资料的农村耕地的改良,必先于只提供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都市的增加……所以,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城市。”相较农村而言,城镇更多地表现出开放社会的特点,自由发展的机会显然更多。除了地中海的传统贸易路线外,北方的香槟和弗兰德斯的集市圈更成为12世纪欧洲经济的中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教会和世俗君主们也都表示出对商业的鼓励和保护的态度。比如,在教会内部,对高利贷的讨论发展出了“利息”理论,将利息视为对债权人损失的补偿。这可称得上是社会心理的重要转变。在德意志,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时期制定了《公安条例》、《巴伐利亚合约》,给商人以特殊的保护。顺应社会对商业的需求,商人行会、商人法庭也开始出现,到12世纪,商人们甚至自己开办学校,传授经商知识。
商业是冲破闭塞的手段,它的进展不断开阔人们的眼界、扩大人们的交往范围,给中世纪欧洲带来了新气象。而对西欧商业影响最大的事件,当属十字军运动了。自1095年后的约200年时间里,教皇发动数次大规模的十字军运动,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教权与王权斗争的产物,最终并没有实现它的原初目的——夺回圣地耶路撒冷,反倒让商人阶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当然,它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当时的人所无法看到的。十字军运动是第一次全欧洲运动,以下几个方面恐怕不足以概括它的深远影响:它带回了商业知识(包括粗浅的复式记账法)、阿拉伯科学和医学,不久就取代了繁琐的罗马数制;它引起了12世纪罗马法的复兴,使得商法第一次逐渐被人们视为一种法律体系;它使得骑士阶层的人数减少,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它使得意大利的几个城邦(如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更加繁盛,为文艺复兴埋下伏笔……总而言之,它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使欧洲接触并吸收了更高级的文明。甚至可以说,十字军运动之于中世纪,就像哥伦布抵达美洲之于近代的意义一样深远。
总体而言,中世纪的商业呈现出一种加速发展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创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如康曼达)和法律体系等不断出现,社会流动性开始增强,下层的逐利精神开始突破传统伦理的约束,并逐渐占据上风。尽管14世纪之前的商业簿记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复式簿记的特征,但无论如何,复式簿记的种子,已经埋进中世纪商业的深厚土壤里;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它生根、发芽,只等待威尼斯人来收获它的果实了。
责任编辑 刘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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