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4-08 作者:刘运国 刘梦宁 张丽拉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成本与管理会计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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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广义而言,企业的总成本由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共同组成。企业总成本的变动情况由这两种类型的成本变动情况叠加决定,继而影响企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企业能否化挑战为机遇,完成转型升级,管控好总成本、具有核心竞争力是关键。
如果笼统地说前35年的改革是产品市场改革,那么改革的深化与攻坚阶段就是要继续深化要素市场改革,让市场来真正决定要素价格,让要素价格成为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的关键信号。本文将改革开放后的时间轴分为两段,从企业各投入要素成本内外转嫁的角度切入展开分析,分析的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一、1978年~2012年:“旧常态”下的要素成本转嫁
我们把自2012年开始的全面深化改革看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那么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到2012年这段时期可以看作是“旧常态”。“旧常态”相对新常态的特征是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起点低、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是要素驱动和投入拉动。
理论上,宏观经济总产出由微观企业产出“加总”形成。宏观经济总量要想增长,微观企业就必须要盈利。提高利润无外乎两种途径,要么提高价格,要么降低成本。前者需要有垄断或者定价权地位,而后者则是由...
广义而言,企业的总成本由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共同组成。企业总成本的变动情况由这两种类型的成本变动情况叠加决定,继而影响企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企业能否化挑战为机遇,完成转型升级,管控好总成本、具有核心竞争力是关键。
如果笼统地说前35年的改革是产品市场改革,那么改革的深化与攻坚阶段就是要继续深化要素市场改革,让市场来真正决定要素价格,让要素价格成为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的关键信号。本文将改革开放后的时间轴分为两段,从企业各投入要素成本内外转嫁的角度切入展开分析,分析的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一、1978年~2012年:“旧常态”下的要素成本转嫁
我们把自2012年开始的全面深化改革看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那么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到2012年这段时期可以看作是“旧常态”。“旧常态”相对新常态的特征是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起点低、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是要素驱动和投入拉动。
理论上,宏观经济总产出由微观企业产出“加总”形成。宏观经济总量要想增长,微观企业就必须要盈利。提高利润无外乎两种途径,要么提高价格,要么降低成本。前者需要有垄断或者定价权地位,而后者则是由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要素价格对于企业而言,意味着是生产所必须投入的要素成本。之前我国的经济能够保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投资拉动。从微观企业的视角分析,产品市场改革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得益于低廉的要素成本。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环境、能源动力、原材料等,以下展开具体分析。
(一)劳动力成本转嫁
劳动力成本一般是从社会角度看,其内容比从企业角度的人力成本广,包括企业生产的产品中用制造成本计算进入的直接人工成本、间接人工成本,还包括进入期间费用的管理人员工资福利费用等,即所有进入成本费用的劳动力成本。长期以来,我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了比较优势。
我国是人口大国,众多人口意味着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非常适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譬如传统的纺织服装业,一直都保持着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哪怕时间已经推进到2008年,香港制衣企业设在东莞的服装厂的生产成本也只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工厂的一半。此外,由于户籍制度、法制不健全等因素,企业雇佣工人时逃避为其缴纳社保、医保、教育附加基金等项目,甚至支付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所造成的低人工成本在一定历史时期极大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并且,就相对贫困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社会现实而言,这种扭曲是合理的、可承受的。但是,这部分受到扭曲的本应由企业承担的劳动力成本,诸如社保、教育经费被转嫁到了社会、递延到了未来。这种外化到社会的劳动力成本有些是有形的,如由国家支付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失业保障金等;有些是无形的,如农民工因公致伤、致残、致病后无法得到治疗,农民工无力承担子女学费致使他们辍学等。
(二)资金成本转嫁
资金资源是最重要的要素资源之一。资金成本或资本成本是企业筹集和使用资金发生的成本,包括债权资金成本和股权资金成本。30余年来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成就巨大,但是各类金融交易赖以运行的“基准”,如利率、汇率以及无风险的债券收益率曲线等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被管制,这些对资本成本有着重大影响。
改革开放后,国家为了重建金融体系,开始改变原有的资本分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先后重建了中、农、工、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上世纪90年代初又恢复了证券市场,外汇管理也逐渐放宽,人民币大幅贬值。但是,在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之前,金融市场化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大幅上升。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并没有让金融体系市场化,而是通过控制准入、放宽审批、压低利率和汇率等方式让金融市场成为补贴国有企业的主要渠道,通过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帮助减轻政策性负担,实现快速发展。这部分本该由国有企业负担的成本转嫁给了政府和非国有企业,尤其是对资金有迫切需求的中小企业,长期面临贷款难、资金贵的问题。此外,政府的各项补贴(包括银行出现呆账坏账时的补贴)必须由公共税收来承担,最终,转嫁的资金成本直接或者间接由社会公众所承担。
(三)土地成本转嫁
土地成本是企业使用土地所发生的成本费用。任何现代国家的土地制度都至少包含两大基本内容:一是土地的产权制度,二是对土地用途的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土地制度在保护产权和制定土地利用规划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一方面,这些问题表现在征收农民集体土地时,补偿水平总体偏低、程序不规范、权利人缺乏通畅的诉求表达渠道、解决利益纠纷的有效手段不足等,总体上表现出在房屋拆迁和土地转让过程中对产权人的合法权利尊重不够。同时,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不能同等入市,也不能够同权同价。另一方面,这些制度缺失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土地成本,在本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中发挥了低土地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尤其是促进了大批制造企业、代工企业的发展。较低的土地要素成本对于企业而言降低了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提高了利润,但对土地产权人的利益、耕地保护、节约用地等方面造成了很大损害和浪费。无疑,这种制度安排也使大量的土地成本由企业转嫁给了社会。
(四)环境成本转嫁
环境成本通常包括环境预防成本、环境保护成本和环境损失成本。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要素禀赋等现实条件的约束,中国在产业国际竞争力十分低下的条件下只能采取弱势者的竞争方式,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工业化扩张主要走的是一条“血拼”式竞争道路。中国经济(尤其是重工业)持续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总体环境状况不断恶化。在一定的工业发展阶段,人们宁可承受较大的环境污染代价来换取工业成就。换言之,在一定时期内,一国产业所能承受的环境标准的提升程度是有限的,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需要支付或者只需支付十分有限的环境成本。这些环境成本往往是企业难以承担的,即使有能力勉强承担此类环境成本,由于法制不完善、违法成本过低,企业也会在追求最大可能利润的内在动因驱动下,选择不将其纳入成本核算体系,而是转嫁给外部社会承担。
(五)资源成本转嫁
广义上,企业的资源成本一般包括生产厂商在燃料、动力能源方面消耗的成本费用,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所需各种原材料、部件等的成本。改革开放至今,政府仍然主导着众多要素资源的初始配置及要素价格的制定,特别是能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资源价格长期处于低估状态。
首先,能源要素价格扭曲导致了粗放增长模式的锁定效应。一方面,要素价格的低估使得本应被淘汰的落后产能仍然有利可图;另一方面,低成本要素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来获得利润,抑制了企业进行研发和技术投资的动力,进一步阻碍了地区产业升级及转型。其次,由于自然资源的国有性质,在政府官员监督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容易滋生企业寻租行为,从而以更低的成本获得生产要素。再者,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经济的增长,倾向于将要素优先配给辖区内企业生产,并对其他地区实行价格歧视。以上都加重了资源成本的转嫁程度。此外,由于经济体有限的税负承受能力和法制不完善,资源税、环保税等起步较晚。总体观之,绝大部分资源企业享受着低廉的资源要素价格,本应由企业承担的资源成本绝大部分转嫁给了社会以及原本脆弱的生态系统。
二、2012年之后:新常态下企业成本内外转嫁的规律
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的重要特征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要素成本普遍上升,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投入拉动、要素驱动转到创新驱动。
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短缺、环境承载力下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企业面临要素成本全面上升的压力。与此同时,把各个生产要素组织起来的组织成本、交易成本或者制度成本随着改革的深入有所下降。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能否在要素成本已经大幅度上升的压力下激励企业加快创新研发、完成转型升级,并且持续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将决定中国企业能否成功转型升级,也将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正因如此,2015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当前经济工作“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从长期来讲,对“十三五”时期或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
(一)要素成本全面上升
随着我国的国际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市场化方向改革不断深入、法治化进程持续加快,要素市场化成为完善市场体系的重点。市场体系是资源配置的载体。从政府控制转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具有特征性意义的是,资本、土地、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都要进入市场,只有通过在要素市场上的供求调节各种要素的价格,从而调节各个要素生产者所得到的报酬,才有可能有效配置各种资源,使相对宽裕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相对稀缺的资源得到经济地使用。这意味着,原先被压低了的要素价格都要调整回到市场价格,转嫁到社会的成本要重新内化于企业。要素成本在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转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
要素成本变化也带来新的成本结构。在高成本推动下,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发展速度放缓甚至遭遇瓶颈期,企业面临着长期增长动力转换的严峻考验。自动化是未来将劳动力成本维持在可控范围以内的关键,譬如,富士康正在推进让机械人代替当前部分岗位的人工工作。头脑敏锐的企业家出于节约成本的需要,就会更多地以资本代替劳动,改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来开发新产品并向新产业靠拢。因此,从企业要素成本的视角看经济转型的路径是:各种要素成本上升,企业根据价格信号不断自发地调整生产结构以适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从而带来整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经济得以转型成功。如何实现上述转型是我们所面临的重大难题,我国很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企业产品利润低,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缺失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产业升级的瓶颈。
(二)制度成本的变化趋势
如今,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所谓的“攻坚”是指改革集中到了深层权利关系调整和关键性制度建设的层面(樊纲,2006)。当前各种社会经济矛盾错综复杂,渐进式改革固然有其有利的一面,但也将疑难问题再三拖延,最凸显的就是市场调节与行政权力混合,权利寻租滋生蔓延。
此外,法治也从根本上影响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涉及到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的作用上,法治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二是约束具有垄断性质权力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行为。这通常是指政府不直接干预经济的情况,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等(钱颖一,2008)。换言之,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意味着放松管制,第二个作用意味着引入某些规制或规则。在市场经济中,要明确政府和市场分别扮演的角色,尤其是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这样制度基础作保障,才能使得企业的制度成本、交易成本持续下降。
综上所述,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让扭曲的成本转嫁结构调整回来。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调整不仅仅是成本内外转嫁的方向,还关乎转嫁的程度、转嫁的速度。不能狂飙突进,但也不可错失良机。不能继续极度消耗劳动力、资本、资源、能源、环境、社会和谐乃至政府公信力,也不能一步到位进行休克式的改革,直接将过渡期的企业推向悬崖。现在要做的,就是积极有序地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并实施有效的配套改革,创造条件让市场引导企业自发地调整生产结构,使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为有自生能力,并进一步强化其自生能力。同时,改革不能过度激化社会矛盾,所谓既得利益者的放权让利也好、加快法治进程也好,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约束与激励并举,从而逐步实现经济向一个更健康更合理的新常态的顺利过渡。
三、成本研究的新领域:新常态下,如何调整被扭曲的成本转嫁机制
(一)全面深化改革,规范政府行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降低企业过高的制度成本
市场价格决定缺陷、产权缺陷和法治缺陷,合力导致了企业面临不完备的要素成本结构以及巨大的交易成本。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企业外化了的要素成本将会重新内部化,同时使得企业制度成本下降,构成一个成本在企业与社会之间动态转化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将反过来指导市场规则的完善,引导市场价格的形成,保护市场竞争的充分,从而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在政府改革方面已经明确目标,如何改,关键是解决政府改革的力度和速度问题,解决政府“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具体内容,界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的边界问题,规范政府行为,更好发挥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
(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研究激励企业创新的契约机制,探索创新驱动下企业成本降低的新途径,解决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问题
对于企业而言,创新研发活动是有很大风险的。在成本方面,创新对企业的影响表现在三个阶段:前期投资创新研发形成的成本;创新研发项目完成后的必要辅助支出,包括员工培训费、设备调试费等;创新研发项目成功后边际成本下降。因此,在经过一次成功研发后,企业的成本结构会发生如下变化:固定成本上升,边际成本下降(郭晓曦,2004)。各企业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不同,创新研发的动力和能力也不尽相同。这个驱动转换的过程必将承载着剧烈的转型之痛,且没有任何企业能够置身事外,尤其是创业板、中小板中众多高科技行业的上市公司,都面临如何激励创新的巨大难题。未来相关领域的研究需要重新设计高管和关键员工的薪酬激励契约,将企业高管薪酬与高管所承担的创新风险进行匹配,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三)开展与成本相关的政策研究,研究促进制度成本下降和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相关政策措施
改革过程中,要处理好改革的速度、力度和相关阻力(稳定)的关系。这样,改革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适应我国转型经济特征的企业完全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转化就是一个动态转化的模型,需要相应领域的政府对策进行适度调适。这就需要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实施框架和措施。譬如,与土地成本相关的土地政策的改革和调整,与人工成本相关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政策的改革和调整,与资本成本相关的资本市场与金融改革政策的改革和调整,与税负成本相关的财税政策的改革和调整,与环境成本相关的环保政策的改革和调整等。
这里面要解决的问题便凸显出来:如何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稳定可承受程度统一协调起来?因此,学术界需要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解决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对“度”的把握和调适问题。只有深化改革使制度成本下降的幅度叠加上创新研发和智能制造使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成本下降的幅度之和大于原来外化到社会、现在重新内化到企业的各种要素成本所上升的幅度时,中国企业才能重新形成自己的低成本核心竞争力,走出转型期的困境。对于会计学者而言,尤其是成本管理会计领域的研究学者,不妨从企业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企业和社会之间转嫁的视角来找这个“度”,比如研究企业人工成本与社会保障成本转化的规律及其社会人力资源保障政策调整;企业资金成本转化规律与货币金融政策调整;企业土地成本转化规律与土地政策调整;企业环境成本内外转化规律与环境保护政策调整;企业税负成本与财政税务政策调整等,帮助实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政府作用的机制转换,推动企业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再到“中国创造”的经济转型。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372150>、<71572197>、<71032006>,财政部会计领军第三批特支计划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刘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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