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4-08 作者:吴大新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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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编者按]会计史是会计发展的整个历程,又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为我们推开了认识人类文明的一扇窗。不同时代各有其不同的时代课题,并因之表现出其独有的精神气质,因此,会计史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对这种时代精神进行刻画。复式簿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在欧洲,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社会上层与下层两大观念的交流碰撞,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下阶层的逐利观念逐渐挣脱了上层宗教伦理的束缚,使“个人利益”终于在近代获得解放。这种要求兼容财富与美德、以严密计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职业观念,可简单地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而与这一观念兴起相伴随的则是社会的重构。复式簿记就是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显然,要建立复式簿记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某种对话,就需要放宽视野,认识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背景。又由于复式簿记的传播和改良历经不同国家与地区,因此,本系列拟对中世纪欧洲、近代以来威尼斯、西班牙、尼德兰、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以及中国会计发展的历史背景作一简要勾画,并尝试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复式簿记会首先诞生于意大利北部城邦?为什么在传播过程中,它并没有在所有的国家得到重大改良?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复式簿记会被...
[编者按]会计史是会计发展的整个历程,又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为我们推开了认识人类文明的一扇窗。不同时代各有其不同的时代课题,并因之表现出其独有的精神气质,因此,会计史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对这种时代精神进行刻画。复式簿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在欧洲,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社会上层与下层两大观念的交流碰撞,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下阶层的逐利观念逐渐挣脱了上层宗教伦理的束缚,使“个人利益”终于在近代获得解放。这种要求兼容财富与美德、以严密计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职业观念,可简单地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而与这一观念兴起相伴随的则是社会的重构。复式簿记就是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显然,要建立复式簿记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某种对话,就需要放宽视野,认识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背景。又由于复式簿记的传播和改良历经不同国家与地区,因此,本系列拟对中世纪欧洲、近代以来威尼斯、西班牙、尼德兰、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以及中国会计发展的历史背景作一简要勾画,并尝试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复式簿记会首先诞生于意大利北部城邦?为什么在传播过程中,它并没有在所有的国家得到重大改良?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复式簿记会被这种簿记所取代?在何种情况下,会计才能闪耀着人文精神?历史总是寓于现实之中。希望本系列文章的刊发能够启发大家在研究和看待会计史时放宽视野,不仅要从政治的背景,还要从社会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背景等多视野来理解会计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从而更好地发挥会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何谓“欧洲会计”
读欧洲史,给人的第一观感大概是:不休的割据、连绵的战争、频繁的饥馑……经济社会似乎总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难怪史家会说: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敲打出来的。正因如此,“和平”也就成为萦绕着思想者头脑的近乎永恒的主题。欧洲向何处去?悲观主义者为之作感伤的挽歌,冷静的思想家则试图从“病理”入手,开出医治社会痼疾的药方。这其中,最著名的也许要属大哲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方案”了。
二战后,法国和德国这一对宿敌达成了历史性的和解,欧洲永久和平的理想终于初现曙光。契机在于欧洲六国(法、西德、意、荷、比、卢)的“煤钢联营”计划。通过“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合作方案”)的“输血”,西欧国家开始恢复元气。联邦德国在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后,已经有权建立自己的工业经济了,但鲁尔重工业基地的重建让法国实在难以放心。为此,在1950年,法国经济学家让·莫内和外交部长舒曼提议筹建欧洲六国的“煤钢联营”,试图对德国的工业力量加以限制,而当时的西德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物质上均孤立无援,只能接受法国的这一安排。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六国政府于1951年4月在巴黎签订了有效期为50年的《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即《巴黎条约》),煤钢共同市场宣告成立。1957年3月,六国又在罗马签署了无限期的《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和《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合称《罗马条约》),将共同机构进一步扩大。欧洲民族国家的团结姗姗而来,康德的理想初步实现了。这的确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欧洲共同体的出现也给现代会计带来了新的课题:它直接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国际会计。《罗马条约》提出了实现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四大流通”的雄伟目标,这就意味着,欧洲一体化必须协调具有很不相同的文化传统和极为复杂的经济体制。这显然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要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共同体内部必须有一种可靠的、同质的财务信息流。基于此目的,共同体开始着手起草一系列“指令”(EEC Directive,由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通过)来进行各国公司法的协调。
不过,《罗马条约》还包含着一种至今也无法克服的矛盾,即“民族主义”与“欧洲主义”的矛盾(英国退出欧盟即是明证),这使得“指令”这一立法方式存在“先天不足”,即其本身就是成员国间政治妥协的产物,一些不易达成共识的问题更难以考虑在内。这样,会计协调就只能在曲折中缓慢前行。为此,共同体在2002年7月批准通过《欧洲共同体第1606/2002号条例》,但该条例(EEC Regulation)仅仅要求在欧洲的上市公司应于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采纳国际会计标准。这就意味着,这些上市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以及非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仍只需按照公司法指令加以编制,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欧盟层面的会计制度和各成员国的会计制度(Accountingin Europe)共存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的“欧洲会计”(European Accounting)。这是会计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现象,当然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然而,何以会计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欧洲会计”的简短历史并不足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认识,要想了解事情的缘由,就需放宽视野,到更久远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二、何谓会计史
说到会计史,通常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是过去发生的所有的会计事件;二是对会计史实的记录与描述;三是对会计史实的理解与阐释。由于人们对“绝对”的过去只能作“相对”的认识,因此,第一种会计史永难求得,而人们对已经认识到的那部分进行记录和描述,就形成了第二种会计史。这种会计史特别强调对重大事件的描述,如卢卡·帕乔利的《算术、几何、比与比例通论》于1494年出版、亨利·哈特菲尔德于1923年写下了著名论文《簿记之历史性辩护》等。这种历史虽然也涉及史实背景和意义,但仍不免体现出流水账式的主要特征,因此可称其为会计的编年史。由于史实无法自动给出解释,因此,对于“事情何以如此”这一问题,这种历史就难以增进人们的认识,这恐怕也是世人对会计史多有诟病的主要原因。
与前二者不同,第三种会计史强调会计史实的背景与因果。强调背景意味着必须“知人论世”,否则,就难以理解“何以某人会在某时某地做出某事”。每一时代的会计发展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乃至宗教等有所关联,与前后期的会计也有呼应与伏脉,一旦把会计从孕育它的时代背景中抽出来,就必然会忽略某些相当重要的方面。强调因果则意味着要研究会计的历程。会计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告诉我们会计这个“人”的成长、发育、成熟的历程。因此,会计史不是会计史实的堆积,不是种种会计思想的介绍,不是各色会计著作的编年纪事,更不是给一些会计学家作传记,尽管这些都是会计史研究的重要“原材料”。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探究每一时代的会计所面临的课题,梳理会计发展背后经济社会的演变,理解其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今人之所以要研究历史,无非是要给过去的事实赋予新意义,以便把今人现在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这种解释当然就是研究者所给出的他认为合理的因果关系。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历史的镜鉴,来认识和解决现时代的课题。显然,历史是以当前为参照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会计史就是当代史。
会计史也是思想史。会计史之所以有意义,是每一时代的研究者的思想活动所赋予的。要了解会计的历程,研究者需要神游既往的精神世界,尽力去理解每“一个时代的集体心灵”,并把过去的会计史实和思想组织成一套发展体系,这套体系,当然也是研究者运用自己的抽象和想象所构建的体系。因此,要书写作为一种历程和一种思想活动的会计史,就必须放宽视野,通过时间的纵深和空间的广博来展现历史的光影交互。这显然不仅要从政治的背景,还要从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文化的背景等多视角来理解会计所反映的“时代精神”,这就涉及会计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了。
三、会计史的历史观
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一个人,无论他的智力、阅历、眼界如何,在看待具体的历史问题时,总要对其进行判断或解释,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对待历史的态度有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分,后者当然是需要摒弃的。人类历史并非线性发展,尽管物质世界或可算得上不断进步,但精神世界的曲折反复又岂能胜数?也许正因如此,人们才会竭力鞭挞丑恶、追求美好的未来。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人们承认历史是可以被创造的。就会计的历程而言,更体现着人们的创造力。会计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见证者之一,尤其是自近代以来,会计的地位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于会计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甚至可以说,一部会计史,也就是一部经济社会简史。这样,对会计的历程,或可以文明史的观点来看待。
所谓文明,要而言之,就是进步的、向上的,指向真、善、美的一切东西。文明是动的。在各民族的交流中,不同的文明相互碰撞、优胜劣汰,而新文明则随之而生。由于新文明是兼收并蓄的,因而它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就注定要不断扩张,这个扩张的过程也就是世界历史逐渐形成的过程。
历史之成为世界史,商业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它是冲破闭塞的最强有力因素之一。复式簿记是应商业的需求而生的,它随着商业中心的转移而不断传播,并逐渐得到改良。综观近代会计史,我们不难发现,哪里有兴盛的商业,哪里就会有崭新的精神面貌。因此,追踪复式簿记的“足迹”,也就是在追踪那个时期世界历史的潮流。这是会计史应持有的世界观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世界史的会计史,是以各国、各地区乃至不同专题的会计史为基础的,绝非单个研究的简单汇总。
文明又是总体的。为了讨论的便利,人们将其区分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几个层面,但实际上,文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从来就是相互影响的,任何历史事件都是与更宽泛的背景相联系的。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会计的历程或许只有在置于“文明”这一整体中才能得到正确认识。单纯的“就会计论会计”又怎能体现“会计的文化意义”呢?
四、会计史的方法论
一般而言,历史研究是问题导向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始终具备一种“问题意识”。先有问题的提出,然后有“求其端、讯其末”的行动,最后才有可能获得对事物的新认识。提出新问题,意味着研究者并不满足于现有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问题导向首先表明的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实际上,只有当人人持有怀疑态度时,知识才有可能持续增长。
这里的“问题”,当然是研究者本人所关心的问题,因此,问题的提出,必然要体现研究者的兴趣或偏好,可以说,“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然而,一方面,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来认识问题,另一方面,对历史的认识又是永无止境的,因此,要想获得对某一问题较全面的认识,就只能利用所有可利用的方法、允许从所有可能的角度进行探索,这就是所谓的“史无定法”。依照吴承明先生(中国当代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的解释,所谓方法,就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客观对象的视角,或者说是一种思路。他认为,在历史研究中,不仅各种具体研究手段,而且一切理论都应视为方法;方法本身没有高下之别,而只有运用是否得当的问题。如果只允许使用一种理论或一种方法,那么自然也就只(允许)有一种结论。如此,我们的认识也就中止了。显然,这样的研究,无非是把活的理论变成死的教条。
这样看来,会计史研究或应首先关注“如何提出好问题”。好问题当然应是真问题;因为对真问题的研究可能会得到真答案,而假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到真答案的。好问题可大可小;但无论是否为“大哉问”,研究都应从大处着眼。这至少应体现在,研究者的探索应多少有助于理解乃至解决时代课题。当然,视野的开阔与研究的具体并不矛盾,反而是相符相成的。在当今世界各文明交流碰撞之际,比较研究的方法恐怕是必不可少的。这既包括中西比较,也包括西方不同国家间的比较;除了比较中西之异,也要比较不同文化的共性。这样才有可能更接近以史为鉴的目的。
然而,当我们把视野放宽、置身中西文明的冲突中时,就自然会遇到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地位问题。冷静地处理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或许还可以增进我们的历史使命感、强化我们的问题意识、破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另需注意的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会计史研究主张“史无定法”,自然使得会计史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它至少要求研究者具备某种程度的文、史、哲、政、经等方面的素养,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显然,中国的会计史研究水平的提高,还有待于越来越多有历史使命感的学人加入。
五、“复式簿记与资本主义精神”系列的主旨
本系列中的“复式簿记”特指诞生于13~15世纪意大利北部城邦的复式簿记;这种记账方法,经由卢卡·帕乔利在1494年前后的总结,已经包括了当今世界各国正在使用的簿记中的绝大部分要素。而“资本主义精神”一词,则部分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学界至今没有共识。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定义为:一种利用交易机会获取预期利润的行为,它需要依赖(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它是以严密的计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它明确而审慎地追求经济成功。而资本主义精神则是一种以职业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它是整个现代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
关于复式簿记的历史作用,一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维尔纳·桑巴特、马克斯·韦伯等人积极肯定复式簿记的历史贡献,认为它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持反对意见者,如B.S.亚梅、杰克·古迪等,则认为复式簿记的历史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到底是复式簿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还是资本主义孕育了复式簿记?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上述两种观点都建立在同一个历史事实之上,即复式簿记诞生于13~15世纪的意大利北部城邦。不过,限于研究主题,他们都忽略了复式簿记与其背后的制度乃至精神层面的关系问题。因此,本系列文章首先要探讨的是,为什么复式簿记会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城邦而不是别的地方?
另一个公认的历史事实是,海运和贸易的发展会自然而然地使经济最强盛的国家或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而且,这个经济中心还会伴随着经济霸权国家的兴衰而不断转移。从历史上看,最早出现于南欧,16世纪末转移到北欧,18世纪晚期转移到英国,20世纪初又转移到美国。而会计学界则普遍认为,会计是反应性的,其改良通常是与一个国家商业活动和国力的急速增长而进行的。但在15世纪的西班牙(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其簿记知识却落后于其他国家。迈克尔·查特菲尔德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并没有做出解释。另外,中国的商业发展在宋代达到较高水平,明清时期江南(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再度出现繁荣,但为什么中国的簿记与西方同期相比远远落后,且在其后为西式簿记所取代?
或许有人会问:复式簿记(作为一种器物)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联系呢?实际上,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必然有其深厚的历史凭借。如果我们不否认蒸汽机的背后有某种精神的存在,那我们也不应否认复式簿记所体现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同时也会体现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与制度变迁相互作用,而这正是复式簿记形成、发展的大背景。因此,本系列文章无意重复会计事件的历史,而是旨在简要勾画会计事件所反映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尝试探究复式簿记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本系列文章所要体现的是,在何种情况下,一个社会才能使会计充盈着人文精神。
责任编辑 刘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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