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的智慧是预知，会计的灵魂是平衡。”这是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王团维从业20年来最大的感悟。2006年，王团维任山西电建二公司总会计师，针对当时公司管理运营方面的实际问题，实践了“人本──资本──成本”改革三部曲，全面推动了“科学理财、依法理财、清洁理财、和谐理财”系统工程的实施和探索；2011年，大同煤矿集团对漳泽电力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王团维带领团队反复调研、走访专家、查阅资料，经过多次修正，最终设计上报“无偿划转+定向增发+协议转让+配套融资”方案并通过审核，资产重组顺利完成，大同煤矿集团对漳泽电力的重组并购亦成为促进煤电协调发展的典范和样板。2013年，大同煤矿筹备设立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围绕关键关系创新财务公司商业模式，应中国财务公司协会邀请，在全国财务公司系统推广。2015年，王团维组建融资委员会对集团的金融负债统筹管理，有效化解了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并被授予“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称号。多年来，王团维在工作中始终保持勤于钻研、勇于革新的精神，用睿智与果断、勤勉与执着，诠释着一位优秀会计人的责任和使命。王团维认为，在企业“去产能、促转型”过程中，财务工作者是主力军，财政部对49名代表的表彰，是对全国千万财会工作者最大的鼓励和肯定。为进一步了解这位实践经验丰富、对财务工作有着强烈归属感的总会计师，记者近日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今年“两会”上，能源行业尤其是煤炭、钢铁等传统能源行业的发展倍受关注。请您站在财务的角度谈谈在煤炭企业去产能过程中，总会计师应该把握的重点是什么？

7号文件的下发，意味着政府主导的去产能开始，各省开始制定去产能的具体措施。山西省将通过“五个一批”，即淘汰一批、重组一批、退出一批、核减一批、延缓一批，退出1亿吨，今年率先退出2000万吨。5月份效果开始明显，2016年7月20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显示，5500大卡动力煤综合平均价格报收421元/吨，与上期相比上涨了4元/吨，与年初相比上涨了50元/吨，涨幅达到了13.5%。但对于同煤集团，环渤海价格指数需要涨60元/吨，才能弥补产量下降带来的影响。尽管用模型分析，秦皇岛5500大卡指数会理性恢复到550大卡上下波动，超过同煤集团的利润平衡点。从长期来看，降成本依然成为煤炭企业的重要任务。很多煤企把降成本的重担压给了财务部门，这对财务人员来讲压力非常大。

面对这种局面，财务部门首先要改变成本核算办法。煤炭企业的成本核算目前仍然采用完全成本法核算，这在逻辑上不能反映生产部门的真实成本，掩盖了企业的成本浪费。现在财政部已制定了煤炭行业的《产品成本核算制度》，正在征求意见，这个制度的出台顺应了煤炭行业现行产品成本管理的信息化、科学化、精细化发展趋势，值得期待。

其次财务部门要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职能分离改革和主辅剥离改革。现代企业的财务人员不能停留在算账、管账、用账层面上，要参与企业的决策，特别是重大的资产重组。目前煤炭企业的成本构成中，除了开采成本、洗选成本、运销成本、税费成本外，有很大一部分企业办社会的费用分摊到吨煤成本上，同煤集团的吨煤成本中，企业办社会的成本占到了40元左右。如果财务部门不参与到供给侧的改革中，很难保证改革的成本不付之东流。

再次要为去产能提供决策依据。去产能的过程是优胜劣汰的过程，是提产业集中度、资源重新配置、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这需要财务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与项目投资一样，去产能同样也需要经济、技术和科研的支持。如何评价煤炭行业产能是否先进？从财务的角度看，主要是在满足了环保达标、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装备水平、产品质量等条件后，商品煤的成本低于全行业平均成本，成本优势就是竞争优势，就是先进产能。所以要关停的不仅仅是僵尸企业，还有内含报酬率低于资金成本的在建项目、贡献边际小于0的生产矿井等。只有出清供给侧垃圾，才有可能实现新的供需均衡。

企业的经济产量是成本和价格的函数，当价格低于最低平均总成本时，企业就应选择退出；当边际成本大于价格时，企业应限制产量。这些经济学原理在去产能过程中的应用，离不开财务部门的参与。同煤集团“十三五”期间去产能1545万吨，涉及17个矿井。财务部门参与了全过程的分析，为决策提供了依据。

现在很多财务人员抱怨资产负债表“不干净”，这是由过去的决策和冲动造成的。“淘汰一批、重组一批、退出一批、核减一批、延缓一批”涉及到很多复杂的财务问题。生产部门、运销部门、技术部门等都可以在某一时点把工作移交或封存，但财务工作不可以。财务人员需要处理不持续经营条件下的债权债务、资产负债、资本关系等，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去产能工作的顺利推进。所以财务部门和财务人员的工作量会很大，工作的难度也会增加。

记者：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有两个字一直伴随着您个人的成长与发展，那就是“改革”。您在每个工作岗位上，都曾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改革，虽然推进过程艰难，但是结果都是令人欣慰的。请问您如何看改革？您的职业生涯中有哪些改革让您印象深刻？

王团维：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企业必须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的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调适自己，发展自己。特别是财务会计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必须与时俱进。变革必然要遇到困难，这就需要有周密的计划以及坚持不懈的精神，不能急于求成。我在电力施工企业做总会计师时，改革职工薪酬分配制度，推行绩效管理，涉及到每一个人，每一个部门，做了近三年才见到成效。据企业财务数据显示，确实达到了3个人干5个人的活儿，挣4个人的钱，劳动效率提高了30%左右，职工收入和企业效益同步增长。职工薪酬结构也由原来的“金字塔”变成了“橄榄球”。改革这件事情做起来比较难，关键是平衡。我对平衡的理解，不仅仅是停留在指标的平衡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内部与外部、财务与非财务、结果与动因、长期与短期”指标设计，达到职工心里的平衡，让团队大多数人看到希望，得到实惠，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KPI指标体系和评价流程要经过反复的问卷调查，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不停地调整和优化。

目前我正在进行的一项财务改革是将财务部门一分为三：会计部以成本会计核算和成本管理为目标，服务投资者和管理层，聚焦企业的经营活动；财务公司以资金管理和融资管理为目标，服务成员企业和金融机构，聚焦企业的筹资活动；资本投资公司以资本运营和市值管理为目标，对接资本市场和实现资本稳定回报，聚焦企业的投资活动。改革的逻辑起点是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因此财务部门必须随之而变。

记者：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勤于总结，先后在全国各类期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论文，可否介绍一些您在企业财务管理方面的最新研究心得？

王团维：我是一个实务工作者，在理论方面没有突出的成绩，仅仅是在工作之余有一些心得体会。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去杠杆”，我对经济下行期去杠杆一直存满忧虑。煤炭行业的黄金10年期中，商业银行不停地增加杠杆，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企业的非理性投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和创绿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能源转型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下的金融政策研究》显示，在2008～2014年3月期间，包括五大商业银行在内的16家上市银行向168家涉煤企业累计发放贷款5.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2008～2011年贷款保持稳定增长。2012～2013年大型煤炭企业的贷款增速提高，2013年的贷款总额比2012年增长204.5%，年增速提高45.6%，而且主要集中在煤炭采掘业。在2012年以前是加杠杆，负债增加，资产增加；从2013年开始变成“以贷还贷”。在全行业亏损的情况下去杠杆，意味着资产减少和负债减少，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团队研究过我国从1996～2014年杠杆率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有三段：一段是加入WTO之前我们国家杠杆率是上升的，第二段是加入WTO到本次全球危机这一段杠杆率稳定而且下降，危机以后，特别是2009年之后杠杆率逐渐上升，表明危机对于杠杆率的变化产生非常大的作用，这与我的基层实践是一致的。

现在主要的文献都用GDP负债率来衡量经济主体的债务风险，可以较准确地反映出经济主体的防范能力。所以有媒体报道：“七大国有煤炭集团负债总额超过万亿，体量相当于山西省2015年全年GDP。”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GDP负债率不能衡量经济主体的债务风险，只能比较不同主体的债务大小。

2015年我国全社会融资规模是138万亿元，GDP是67.67万亿元，我国的负债超过GDP2倍，《中国金融发展报告》蓝皮书公布的数字是超过2.5倍。日本的GDP负债率超过500%，日本的民众普遍认为经济好转。我记得郎咸平教授曾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中说GDP负债率达到300%就会进入金融危机。这引起了我对GDP负债率的置疑。分子是时点数，截止到每年12月31日的负债总额，分母是一个会计年度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额，本身没有可比性。而且负债的债期结构有长有短，不可能准确度量其债务违约风险。比如同煤集团的金融负债1600亿元左右，一年内到期的不到400亿元。只有这400亿元与当期的经营现金流流入有相关性。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及可转换债、可交换债、明股实债、永续债等的广泛使用，不能用一个简单的财务指标衡量企业的风险。

在实践中，我发现企业的杠杆有三个：第一个是财务杠杆=金融负债/权益，净资产是承担风险的能力，是股东对债权人的承诺，即反应股东投入撬动了多少金融资本。第二个是收入杠杆=金融负债/营业收入，即金融负债带来多少的营业收入。第三是经营杠杆=（营业收入-变动成本）/[营（业收入-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即营业收入对利润的敏感程度。所以去杠杆的根本出路是在控制负债适度增长速度的同时，保持营业收入、自由现金流、营业利润的增长。用数学的语言讲就是分母的增长速度大于分子的增长速度。这不仅与企业的资产结构有关系，与企业的权益负债结构和负债结构也有关系。单纯的去负债，容易引发企业的流动性风险。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我还没有深入研究。

记者：结合个人经历，您对现在年轻一代的企业会计从业人员有没有什么建议，以帮助他们在财务领域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