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全先生是国际知名的预算管理专家。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领导职务达38年，通过制度控制预算经费，使当时教科文组织风清气正，世人皆知；他曾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倡议通过加强预算管理和制度建设来遏制贪腐，促进发展；他出资设立杨天全奖学基金，奖励品学兼优、家境贫寒的学子；他远离故土，服务世界，心系祖国，造福桑梓，是一位怀着“万里异乡月、卅载壮士心”而艰苦奋斗的学者型国际官员。

只身离乡行万里，

长途跋涉求真知

杨天全出身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南城镇一个清寒的书香世家，原名杨汝豹，1918年10月2日生。父亲杨效彝开一私塾教书，因学生少收入不足养家。在南城镇小学毕业后，杨天全上不起中学，就在一家慧明公司当学徒，但不久该公司经营不善倒闭了。当时中学正在招考，家中千方百计筹集学费，他又拼命突击复习功课，考进了连云港东海中学乡村师范科。1930年入学后，他夜以继日，勤奋攻读，课余还阅读鲁迅、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文集，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聘为灌云县立第一小学教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在课余积极搜集资料编写《抗日教育》一书，大力宣传国共合作、抗日救亡之道。1937年卢沟桥事件以后，他还开展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编写了《小学书法教材及教法》一书，公开出版。南京失守后，学校解散，就回了老家。

回到连云港南城镇，杨天全既不能继续教书，也无法求学深造。在万分苦闷之际，他读到了苏曼殊“笼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的诗句，受到很大启迪的他决心只身一人，离家外出，奔向广阔天地。离开连云港后，他先到郑州，再经信阳到达武汉，一路遭日机轰炸，死里逃生。在武汉他考取了十八路军战时服务团、中央警官学校、复旦大学三个单位，最后选择去复旦大学会计系学习。此时的复旦大学已迁至重庆，他从武汉一路颠波，越过千山万水，于1938年秋到达重庆北碚。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天，就去拜见了吴南轩校长，聆听教诲。他学习、考试成绩过人，屡屡获得奖学金，可以维持自己生活；他从不缺课，老师把常用的参考书借给他，因而得以尽情阅读；他读得多、学得深，常常协助老师讲解作业题，因而也能得到老师更多的指导。勤奋的杨天全只用了两年时间就读完了大学四年的必修课。

在尚未取得毕业证书时，杨天全受附近立信会计学校之邀讲授会计学，半年后因其教学有方被聘为该校教务长。立信会计学校由此声望大增，扩大招生，于是又大量聘请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同学前来担任教学工作，立信会计学校的毕业生也大受欢迎，供不应求（杨天全直到晚年还兼任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校务委员、成都立信会计学校名誉校长）。

在复旦大学就读期间，杨天全还努力学习进步书刊，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受托编写了《中国战时青年》一书。他经常选学复旦大学张志让、陈望道、潘振亚等革命前辈的课程，向他们求教人生道路问题。杨天全后来回忆，在重庆北碚嘉陵江畔的四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师生关爱，友朋情深，才智增长，事业顺利。几十年后每念及此，仍然心怀依恋之情。

预算监控制度化，

联合国卅年无贪污

当时的国民政府为准备抗战胜利后改进中国预算制度，由主计处商请美国联邦预算局，派杨天全到美国参观、考察。经过一年多的审批，他于1944年横渡太平洋，熬过六昼夜的行程，到达华盛顿。他在美国联邦预算局每日工作14小时，了解和研究美国预算制度，参观联邦政府的有关单位，还专程赴加拿大考察该国财政部、审计署、统计局及有关机关。他同时在美利坚大学业余读了三门课。经美国联邦预算局和美利坚大学教授推荐，他于1946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行政学院。他在工作之余刻苦学习，次年就获得硕士学位。在完成考察任务后，杨天全曾向主计长征求回国工作的意见，由于抗战胜利后人事关系变化，未获答复。1947年夏秋之际，通过友人介绍，他到纽约联合国总部财务局任会计专员，同时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郊区成功湖畔，而纽约大学则在纽约城市中心，每天往返奔波，总是迟睡早起。1949年，杨天全终于在出色完成会计专员工作任务的同时取得了博士学位。

此时联合国组织机构和人员有些变动。杨天全被调到设在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工作。1949年4月，他携妻带子（杨天全的妻子吴菊英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儿子杨善海现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工作）横渡大西洋到达巴黎。在教科文组织先后任预算专员、预算局处长、副局长、局长，直到1987年退休，一干就是38年。退休后还继续担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特别顾问。

杨天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该机构成立不到两年。当时墨西哥外交部原部长保尔氏波刚刚就任总干事，组织机构、人事安排、工作制度等都在筹建中。杨天全利用在美国考察、工作所积累的经验，在预算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他建立了“事业预算制”，以“项目预算”代替“科目预算”；制定预算标准（定额），开展成本分析；实施人员编制的规范化；推行预算外资金和预算内资金综合利用；对预算执行数、预算估计数同预算法定数开展认真细致的分析；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办法，如财权与事权分离、三人共同签发支票等。这套预算管理制度执行多年以后，教科文组织的事业计划和预算书已成为联合国各专门机构普遍采用的标准模式，经历30多年的使用，十多次各国专家的审查，均认为可行可靠。后来，杨天全总结工作经验，编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算制度之特征》（英文版）一书。

杨天全有一个重大功绩，就是在其任职期间，联合国多年来没有发生贪污案。香港某时报记者李隆汉曾对杨天全进行过采访，报道题目是《感言联合国三十年没有贪污案》，其中一个问题是，“请问杨天全先生，联合国各类机构庞杂，经费开支浩繁，官员中有否贪污现象？”杨天全答称，“在我供职的30余年间从未耳闻贪腐，这并非说联合国就是一个‘君子国’，而是制度使然”。“我在教科文组织当过多年预算局长，比如召开一个小型会议，造出预算开支15万美元，可我这个预算局长见不到钱，因为还有一个平行的财务局，那个部门需要有三位官员共同签字才能开出支票来”。杨天全不无感慨地说：“联合国的官员并不是圣人，面对巨额钞票，要说一点欲望都没有，那恐怕不实在，但是要想拿，又无法下手。”李隆汉评论说：“好一个‘无法下手’，这沉甸甸的四个字，振聋发聩，启人心智。联合国之所以30年没有贪污案，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杨天全尽心尽力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服务，深得四任总干事（分别是墨西哥人、美国人、法国人和塞内加尔人）的信任。他在任内五次升迁，职务级别达到联合国聘用人员的最高级。他曾于1973年、1978年及1980年三次陪同总干事爱姆保到中国访问，前两次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接见。

出谋献策促发展，

参政议政热情高

杨天全在国外数十年从事的是国际性事业，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心始终如一。1986年3月起，他先后被推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已进入古稀之年的他，每年不顾年高体弱，路途遥远，坚持从巴黎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回国后抓紧时间进行专项调研，多方了解情况，积极准备发言，献计献策。

1987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杨天全专门谈预算管理问题。他说，预算是治国理政的一种工具。预算要做到决策稳妥可靠，项目详细具体，数据精打细算。无论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国有和民营企业，无论是来自政府拨款、企业经营利润还是私人捐助，都必须编制年度预算，经法定机构批准，才能付诸执行。一切收支都应按照预算行事，才能控制人员编制、约束费用支出、规范项目建设，从而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他特别指出，预算也是权力的体现，必须加强预算立法工作。政府的预算必须受立法机关控制，政府的税收征管权、预算经费拨款权、纸币和债券的发行权和管理权，必须由立法机关决定，没有立法机关的授权，政府寸步难行。杨天全和众多有识之士的建言，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经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反复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终于在1994年4月经全国人大八届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次年1月1日开始实施。

1988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杨天全提出了关于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度的议案。他认为，对公务人员的录用、升降和辞退要有严格的规定，既不能随意进人，也不能该降的不降、该退的不退。他建议适当增加公务员薪金，同时坚决杜绝基本工资以外的无标准的各种“福利”。

1989年杨天全提议政府要增加税收以丰国库。他曾多次呼吁要设法增加财政收入，使应由政府支付的费用（如义务教育方面的费用）不需要靠某些单位“创收”来支持。他认为，我国从1978年开始，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年下降，这与国富民强的宗旨是不相符的，因此主张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增值税、烟酒税、汽车税），使有钱的人出钱、钱多的人多纳税，这有利于国家建设。

1992年，杨天全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提出要培养大公无私的会计人员、保证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对于农业生产，他指出粮食总产量近年虽有增加，但人口增长迅速，人均粮食占有量未增反降，远低于世界粮食组织要求的人均415公斤的水平，必须引起重视。

1993年，杨天全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着重谈了教育问题。他指出，按联合国的标准，一国的教育投入应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我国当时仅占2%，而我国用于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之和已与全国教育支出总额齐平。为深化价格改革、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可将原来用于两种补贴的预算改用于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他还呼吁，教育要从幼儿教育抓起，着重树立少儿的是非观，培养善心、良心，为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心理素质打好基础。

出资建立奖学金，

眷念桑梓赤子心

筹建杨天全奖学基金。为表达对家乡的一片赤子之心，杨天全拿出毕生积攒的十万美元建立了杨天全奖学基金。1995年成立了基金会理事会，委托其侄杨善纯担任基金会秘书长，负责办理存款转账、提取利息、发放奖学金等工作，奖励对象为品学兼优、家境贫寒的学生及教学成绩显著的教师（初步限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南城镇的师生，逐步扩展至其他地区），以杨天全捐赠之十万美金作启动，可再增加。每年评选一次。第一届授奖仪式于1996年9月8日在连云港市南城镇举行，杨天全因远在法国，特打电报致以庆贺并对师生表示希望。当地媒体作了专题报道，受到地方父老乡亲的赞许。

强调建设富强国家，中华儿女人人有责。长期身在海外的杨天全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语深有感悟，他多次强调，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无论何时何地，所有的炎黄子孙都应为祖国振兴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只有祖国强大了，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才能挺起胸膛。本着对祖国的一片痴情，他经常利用参加政协会议的机会，对国内各种政治经济问题表达看法、提出建议，并强调要充分发挥华侨、外籍华人在国内经济建设方面的作用。

思乡心切，不老的中国情。离开故里近半个世纪，祖国总是杨天全心中一块梦绕魂牵的土地。他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虽然年事已高，但我这颗爱国心永远不会衰老，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这种难以割舍的中国情变得越来越强烈”。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他欢欣鼓舞，立刻与我国驻法大使馆联系，与我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接触，对他们的工作尽可能予以协助。

从杨天全写的二十余首诗作（大部分还是用毛笔书写的）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那浓浓的赤子心、中国情。现选录两首于后。

《思归》：花香鸟语三月天，故园迢迢路几千。风尘荏苒催人老，白头归去是何年。一九九二年于法国南部康城。

《中秋有感》：年年客地度中秋，今夜月明人更愁。千灯万火家何在，回忆故旧涕泪流。一九九一年中秋节于法国南部康城。

如从1947年夏到联合国总部财务局算起，直至退休后又担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特别顾问3年，杨天全总共在联合国工作达43年。他晚年因患癌症自法国回上海养病，于2000年2月24日病故，享年82岁。2000年8月31日其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特派代表、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的代表参加了杨天全的骨灰安放仪式。

杨天全先生的一生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但他不屈不挠，勤奋开拓，从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一直跨越式发展成为联合国高级官员、预算管理专家，其成就完全植根于他艰苦奋斗的毅力和高尚无私的情操。他自述的座右铭是：“诚心待人，虚心处世，潜心格物，则世间无难境矣”，“以困难试我之心智，以失败炼我之毅力，则境中无难事矣”。杨天全先生一生做人做事的高风亮节，正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 刘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