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领域，恐怕再也没有哪门学科如会计学这样，既有着最为广泛的应用性，同时又不得不长期承受着无以复加的偏见与歧视了。人们常常以为，会计学只不过是一门应用学科，会计只不过是一个技术工具。面对这一偏见，长期以来，会计界人士不断地为会计进行辩护，然而，直到今天仍收效甚微。之所以如此，除了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外，还与学界不当的辩护方法有着很大关系。比如，有论者认为，会计是民主的“侍女”。这样一种论断，尽管有着为会计辩护的赤诚之心，却不免要收南辕北辙之效。笔者认为，会计绝非任人差遣的“侍女”，会计是不可侵犯的民主卫士！

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理解，至少包含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两个方面。所谓经济民主，就是人人平等地参与经济生活并享有经济利益；所谓政治民主，就是人人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并享有政治权力。无论是经济民主还是政治民主，与其被视为一个终极的目标，倒不如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在市场经济中，民主的进程，当然是离不开货币这一媒介的。对资金的掌控是会计的天职，作为“观念的总结与过程的控制”，会计必然承担着推进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功能，只不过我们一直没有正视罢了。

会计与经济民主

大量会计史研究已经表明，会计是促使商业社会兴起的一种重要力量。如果说，在游牧时代和农耕时代，会计的意义更多地限于对经济事项的记录，那么，当世界进入商业时代，即进入一个可以经由“数目字管理”的时代时，会计的重要性就迅速凸显出来了。由卢卡·帕乔利总结的复式簿记，历经五百多年而不衰，就在于它通过合理的（或理性的）记账方法与科目设置，以及贯穿始终的会计监督，使经济管理活动井然有序。而良好稳定的经济社会秩序，则是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寤寐以求的。1923年，哈特菲尔德（H.R.Hatfield）在为会计作辩护时，清晰地阐述了会计的奥义。他说：“会计的职能，是明确责任、是防止舞弊、是引导工业、是确定股权、是解决‘利润是什么’这个商业中的最基本难题；它为政府的财政运行提供便利、让企业管理者确保效率。”

会计与政治民主

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需要通过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预算来严格限制财政收支的范围。只有财政而没有预算、只有预算而不去落实或者虽有落实而没有监督，都意味着没有约束的权力，因而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目前，理论界和政策界已经达成高度共识，对市场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而言，则“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表明，预算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民主问题。

可以说，预算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灵魂。从近现代历史上看，预算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也就是民主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近代的国家，其之所以是“最早”，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自《大宪章》签署以来，历经伊丽莎白时代君权与议会的妥协以及其后的“光荣革命”，它不断地运用财政管理和预算制度限制了君主权力；特别是主要通过限制财力，最终把君主权力关进民意的牢笼。统治权从国王手中转到议会手中，王室财政转变为国家财政，预算成为政府合法性的象征，公民的自由越来越多，不自由越来越少，“富有的国王，贫穷的民众”现象也逐渐消失。德国弗赖堡经济学派的领袖之一——法学家弗兰茨·伯姆曾言，“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弗赖堡学派主张，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国民在其中自由活动的秩序框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政治自身的利益必须受到限制。这当然需要通过科学的预算制度来实现国家财政收入并进行合理开支，以维护和保障国家的生存，保护市场力量的自由发展。

那么，如何保证预算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呢？这就需要发挥预算会计（在中国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事业单位会计以及国库会计等）的重要职能了。理论上，如果预算会计对每一笔财政资金的来龙去脉都能够进行详细完整的记录，加以有效披露，并辅以问责制度，就能够将政府行为置于全体公民的监督之下。当然，这需要将一切财政收支都纳入预算，一切预算收支都作为总预算会计的收入和支出来进行核算。新修订的《预算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它明确规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新《预算法》还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外，经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预算、预算调整、决算、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表，应当在批准后20日内由政府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并对本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安排、执行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应当注意的是，需要将“可理解的”而不是语焉不详的预算会计信息加以公开披露，这可以说是发挥预算会计监督职能的重要前提。在公民知情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公众有权要求对偏离预算乃至违反预算要求的行为做出解释，并对违法行为提请追究行政责任。

显然，预算会计本质上具有民主治理的重要功能。民主的、科学的、精细的预算，实际上就是对政府权力边界的合理设定。因此，要想发挥预算会计的民主治理功能，就需要继续完善政府预算收支科目表和政府采购目录，提高财政预算管理的透明度，使公共财政资金的来源、流向和绩效始终受到监督，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与政治合法性。

会计与思想启蒙

会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预算事后的监督，会计人完全可以在预算制度的建立乃至民主思想的启蒙等方面发挥更多作用。这在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先例。比如，在“进步时代”（泛指1880-1920年）的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使得整个社会沉疴遍地：政治腐败、经济垄断、金钱至上、道德失范、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美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在这种危急形势下，有良知的知识精英包括哲学家、经济学家、自由作家、新闻记者以及公共会计师等勇敢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批判和改良社会的重任，他们的积极努力有效地促进了美国社会、政治生态的改进，为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打下了基础。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公共会计师们凭借他们独特的职业能力，成为改革运动耀眼的先驱。他们推动建立了美国的预算体系，重塑了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努力促进了公民意识的觉醒，重新激发了人们对政治的热情。

可见，作为民主的卫士，会计还有着普及民主教育、进行思想启蒙的社会功能。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是缺乏畅通有效的监督渠道，使得社会公众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自己的民主权力，直至对政治变得冷漠。提高财政和预算的透明度，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让理性在法律的保护下成为裁判者，在提升公民民主意识的同时，还可不断增进政治的合法性。这显然意味着，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会计具有无可比拟的启蒙价值。

王荆公有云：“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捍卫公民“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使政府行为始终“不逾矩”，为充分发挥会计的民主卫士职能准备了必要前提。在《宪法》和《会计法》的保护下，现时代的会计人是完全可以履行好民主卫士的神圣职责的。我们应该对此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