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规定，企业须在净利润之后增列“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与净利润相比，综合收益包含了已确认未实现的潜在收益，一定程度上成为企业的“利润蓄水池”。正确理解综合收益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下的盈余管理行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准确理解企业真实盈利状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实例梳理了企业利用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并提出了相应的管控建议。

一、其他综合收益内涵及其列报项目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对综合收益的解释是，“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所引起的净资产变动”。基于该解释，综合收益除了包含用来反映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已确认并已实现收益的净利润外，还引入其他综合收益来衡量企业与非业主之间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已确认但未实现的潜在收益。

笔者利用wind数据库中的原始数据，整理了自2009年以来我国A股上市公司合并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的相关数据（披露且数额不为0，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1）披露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企业数在逐年增加，说明对其他综合收益的重视在不断提高。（2）从其他综合收益的总额和平均数来看，不同年份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其他综合收益差异显著，存在正负值年度交互更替现象。（3）从相对值角度看，其他综合收益占净利润的比重忽高忽低，其他综合收益总额为正值时，占综合收益总额的比重明显更高。

通过分析其他综合收益的内涵和企业列报的真实数据可知，其他综合收益有规律的数据变动趋势与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和其对损益的潜在影响密切相关。企业可以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和企业真实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可选择、可调整性，利用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压低或抬高当年净利润。

基于其他综合收益的多样化的盈余管理行为与其所包含的众多项目有直接关系。相较于FASB，我国《企业会计准则》（CAS）除了提出在利润表中增列综合收益项目外，并未对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具体内容做出详细规定。因此，准则上的不完整性进一步便利了企业的盈余管理。根据其他综合收益的内涵和我国会计实务的现状，其他综合收益主要包含如下内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可供出售外币非货币性项目的汇兑差额；金融资产重分类形成的利得和损失；现金流量套期形成的利得和损失；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存货或自用房地产转换成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形成的利得和损失；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有关的所得税影响形成的利得和损失。

二、基于其他综合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

笔者通过对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内容的理解，结合真实案例梳理了基于其他综合收益的各种盈余管理行为，并对选择不同盈余管理行为的企业特点进行了分析：

（一）将金融资产初始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通过控制处置时点影响报告利润

这一盈余管理行为多发生在存在较多投资行为且主营业务利润波动较大的企业。例如，雅戈尔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比远大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在2010年和2011年，其投资收益占营业利润比高达59%，超过主营业务的贡献，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公积大幅波动。2008年在出售所持有的中信证券和海通证券致使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大幅缩减之后，公司于2009年迅速填补大量新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依靠其公允价值变动储备了近24亿元的其他综合收益，使其在之后几年主营业务表现平平的情况下实现了利润平滑。

（二）利用会计政策主观判定金融资产的重分类类型和时点

管理层可以根据持有意图或客观环境的变化对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与其他综合收益相关的金融资产重分类往往涉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时被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的部分成为投资收益的储备。金融资产重分类的背后隐藏着管理层基于利益考虑利用会计政策的“空子”进行盈余管理的逻辑，具体而言：（1）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一种情况为“持有意图或者能力发生改变”，明显是基于管理层的主观判断和决策，而另一种情况则是发生除企业无法控制、预期不会重复发生且难以预计的独立事项以外的事项，其中的主观“预期”也是会计政策利用点。（2）初始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而公允价值无法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在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可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公允价值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所涉及到的估值技术依赖于管理层的主观判断，使其能控制重分类的时间。（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则同时包含了以上两种盈余管理逻辑，持有意图或能力的改变，或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不再能可靠计量都可以成为重分类的理由。

这一盈余管理行为多发生在存在多类金融工具投资且在一段时期内财务表现较差的企业。例如，2008年上半年钱江生化主营业务利润亏损2964.1万元，为改善巨亏状况，8月3日，公司将持有的参股公司宏达经编3.74%的股份解禁，以备及时套现。该金融资产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8月1日收盘价11.98元计算，钱江生化所持有的初始投资成本仅412.87万元的4016940股，因为解禁后的重分类，为公司储备了近4400万元的其他综合收益。钱江生化并未在2008年一次性出售所有股票，而是在2009年大量出售，实现投资收益2289.45万元，完成了从2008年亏损7895.95万元向2009年盈利2516.16万元的飞跃，摆脱了被ST的风险。

（三）利用职业判断操纵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时点

这一行为主要发生在投资标的股价波动较大的企业。例如2008年，平安投资富通1.13亿股，成本238.74亿元，受金融危机影响，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市值持续下跌，平安试图在第三季报中延迟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将市值下跌全部借记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但安永在审计财报时指出市值缩水超过一半，应当进行减值测试，确认资产减值损失。至此，平安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确认时点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被修正（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四）利用公允价值套期和现金流量套期的会计处理差异操控套期保值的初始确认与后续计量

在初始确认时，套期保值可依情况划分为公允价值套期和现金流量套期，前者套期浮动盈亏计入“当期损益”，后者计入“资本公积”。两者对净利润和净资产的不同影响成为管理层利用套期保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并未对公允价值套期和现金流量套期的初始确认做出明确的限制性区分。此外，预期交易的初始确认中套期的实际抵销结果在80%-125%之间被视为高度有效，这一大跨度的范围确定以及预期交易是否“很可能”发生，都是基于主观判断的会计估计，为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

在后续计量上，预期交易状态转变时，现金流量套期可转化为公允价值套期，而对套期有效性进行后续评估时，基于主观判断的套期实际抵销结果脱离80%-125%时，现金流量套期也将被终止，已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也将转为当期损益。归根结底，后续计量仍然依赖于管理层的经验判断，进一步为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

这一盈余管理行为主要出现在存在大宗交易的企业。例如2012年，同属利率互换套期保值，东方航空公司将一部分合约（LIBOR浮动利率转为固定利率）确认为现金流量套期，而把另一部分合约（固定利率转为浮动利率）确认为公允价值套期。由于计量方式的差异，二者对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表3所示），而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浮动盈亏在未来将可以影响当期净利润数额。

（五）利用投资性房地产成本模式与公允价值模式的计量差异进行投资性房地产的重分类和计量模式的转变

若房地产用途发生改变，企业可以对房地产进行重分类。非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便是管理层基于其他综合收益利用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转换日房地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差计入“资本公积”，待处置时转入“当期损益”。管理层在这一转换中拥有极大的自由选择权：（1）房地产用途改变所必须的“确凿证据”指董事会或类似机构的正式书面决议和房地产发生了实际状态上的改变，换言之，只要企业做出了变更决策，计量模式便可以随之改变。（2）投资性房地产中已出租建筑物的定义本身缺乏合理性，“正在建造或开发过程中将来用于出租的建筑物”与“已出租”的概念自相矛盾，使作为存货或开发产品的房地产可以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3）准则并未强制规定投资性房地产所采取的计量模式，只要满足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企业可以自由选择采用成本模式或公允价值模式，且当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也可选择由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转换日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所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成为企业的“利润蓄水池”。

这一盈余管理多出现在经营资产用途发生改变且在某一段时间财务面临较大压力的商品流通企业。例如最初主营百货的昆明百大使用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领域，2003年企业资产负债率达到112%，面临巨大偿债压力。2008年，企业将部分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转变为公允价值模式，导致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由1.68亿元上升为6.71亿元，扣除递延所得税负债后，净资产直接增加3.77亿元，资产负债率大幅下降。

（六）利用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与权益法的转换将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作为利润储备

企业可以通过改变股权投资持股比例或委派董事、监事或高管人员对投资企业产生重大影响，实现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与权益法之间的转换，使被投资单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额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并通过选择适当的处置时点使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利得和损失转出，影响当期损益。

三、利用其他综合收益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管控建议

（一）监管部门应完善其他综合收益的强制披露政策

FASB规定，企业可以选择将综合收益作为企业业绩表现的一部分披露于利润表中，或披露于所有者权益表中。而《国际会计准则》（IAS）于2007年提出编制单独的综合收益表并详细列示各项未实现利得和损失的要求。在我国，综合收益信息仅列示于净利润之后，且大部分财务报表也并未在附注中对其他综合收益信息进行阐述。因此，要对企业基于其他综合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管控，首要的便是进一步推动综合收益准则的国际化趋同，加大其他综合收益的披露程度，编制单独的综合收益表，将各项未实现收益信息清晰列示，以如实反映企业其他综合收益的具体情况。

（二）在资本市场上加大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宣传力度，提高投资者对其他综合收益信息的理解能力和处理能力

其他综合收益自引入利润表以来，并未得到投资者的重视。一方面是由于其他综合收益仍存在衡量项目不统一及披露混乱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投资者缺少对其他综合收益的深入理解。因此，应加大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宣传，使投资者更准确地了解企业真实盈余的构成和其他综合收益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以识别隐藏在其他综合收益背后的盈余管理行为，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三）独立审计应加强对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审计力度，及时识别企业的重大盈余管理行为

独立审计的价值在于改善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提高财务会计信息的决策价值，有效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是独立审计应尽的义务。因此，独立审计应扩大审计范围，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纳入审计重点，以及时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并提醒管理层和治理层及时修正。

（四）企业内部应平衡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制衡关系，加重除净利润的其他指标在衡量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者努力程度上的比重

在衡量管理者业绩时，净利润权重过大会加重管理者通过操纵其他综合收益转出为净利润的动机，因此应调整绩效考评方案和薪酬契约，加重股价和综合收益等除净利润之外的指标在绩效评价中的比重，充分利用多种信息的信号作用，规范管理者行为。

责任编辑 张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