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3-24 作者:张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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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编者按
200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世纪交接,千年更替,《财务与会计》于新千年第一期推出“迎新特刊专稿”,系统地对上世纪我国会计行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并推介了30位意气风发的中青年会计学人组成“迈向21世纪的中国年轻会计、财务、审计学人第一方阵”,可谓“行世纪决算,组世纪方阵”。如今,历史的时针指向了2014,这对于《财务与会计》来讲,又是一个充满意义的节点,因为35岁的她将要迎来全新的自己:自2015年1月起,本刊将吸收合并《财务与会计》(理财版)的精华内容,改为全彩半月刊,以一种更优质、更高效、更“悦”读的全新面貌与大家见面。同时,着眼财务理论研究与创新,创办《财务研究》,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为中国第一本专注于财务学的学术期刊。值此特殊时刻,本刊编辑部再次推出一组“迎新专栏”,对“第一方阵”成员进行回访。他们是近十多年来会计领域变革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品尝了会计理论研究和实务发展的艰辛和喜悦。编辑部特邀请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感悟,以凝聚广大读者、作者朋友,并激励、鞭策新一代年轻会计学人和实务工作者,在《财务与会计》及《财务研究》的成长壮大之路上,留下大家新的共同足迹。
备受中国会计人崇敬...
编者按
200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世纪交接,千年更替,《财务与会计》于新千年第一期推出“迎新特刊专稿”,系统地对上世纪我国会计行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并推介了30位意气风发的中青年会计学人组成“迈向21世纪的中国年轻会计、财务、审计学人第一方阵”,可谓“行世纪决算,组世纪方阵”。如今,历史的时针指向了2014,这对于《财务与会计》来讲,又是一个充满意义的节点,因为35岁的她将要迎来全新的自己:自2015年1月起,本刊将吸收合并《财务与会计》(理财版)的精华内容,改为全彩半月刊,以一种更优质、更高效、更“悦”读的全新面貌与大家见面。同时,着眼财务理论研究与创新,创办《财务研究》,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为中国第一本专注于财务学的学术期刊。值此特殊时刻,本刊编辑部再次推出一组“迎新专栏”,对“第一方阵”成员进行回访。他们是近十多年来会计领域变革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品尝了会计理论研究和实务发展的艰辛和喜悦。编辑部特邀请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感悟,以凝聚广大读者、作者朋友,并激励、鞭策新一代年轻会计学人和实务工作者,在《财务与会计》及《财务研究》的成长壮大之路上,留下大家新的共同足迹。
备受中国会计人崇敬的杨纪琬先生在世时曾说他是“会计迷”。我也有同感。夫人经常调侃道,“聊起其他话题,你们常说烦。但你们这些人凑在一起谈会计,却没个完。”
我这个“会计迷”的会计人生迄今为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前在上海财经大学(以下简称上财)会计系为学、为师的18年;1997至2007年间任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后又兼任国际部主任的10年;其后赴伦敦任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理事,至今7年。在此主要想就第三阶段的经历谈谈我本人在亲自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过程中的部分经验与体会。
为何让中国参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已越来越国际化。于是,西方常有人说,应让中国按规则行事。简言之,就是要按他们制定的规则行事。历史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极大受益者,从这种意义上说,按国际通行规则行事是应当也是值得的。但中国并不愿照单全收他人制定的规则并受之制约,特别是当这种规则明显不适用甚至有损自身利益时。因此,尽管西方国家想方设法阻碍,中国始终积极努力争取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机会与主动权。
IASB及其前身,即于1973年成立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加在一起的前3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包揽的历史。唯一长期参与的发展中国家是南非,但南非在IASB的代表者往往是控制该国经济的白人,因此,人们一般并不视南非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曾任这两个机构咨询委员会成员多年,但在关键位置一直没有代表。2005年,IASB决定给予中国一个受托委员会成员的位置,首任此职的是财政部前部长刘仲藜。第二年,IASB又决定从中国找一位理事,这也是第一个人们心目中的发展和转型经济国家的代表。
对IASB此举的原因进行探究,我觉得首先是因为中国在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持续高速发展令人瞩目,中国经济越来越开放,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大国(至少在总量上)。谈世界经济离不开中国,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也不能没有中国。
其次,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会计改革也一直在稳步推进。尤其是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放弃了适应计划经济需要的前苏联式的会计制度,代之以和国际接轨的基本会计准则和以此为基础且大为缩减的行业会计制度。更为重要的是,2005年,中国决定抛弃准则和制度双轨制,代之以与国际会计准则(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及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统称IFRS)实质趋同的全套新的会计准则。此项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并迅即在上市公司中全面实施。而在那时,除欧盟、澳大利亚等外,其他大国还没做出中国这样的果断、明确、全面之举。给中国以IASB的关键位置,既是对中国成就的肯定,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借中国推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进程的考虑。
为何我被选上
2007年年初,我的上海财经大学和清华大学博士生及家属聚在一起,庆贺我们夫妇生日,同时为我饯行。席间,李志文教授说,“自上世纪90年代初认识为国以来,从未感觉他在钻营什么,或为什么位置而在做什么准备。但1996年证监会找他去任首席会计师,2006年IASB找他去做理事,竟然都顺利成了,而且人们对此都感觉非常自然和适合。”IASB和财政部选择我的理由我不得而知。仅凭自己的感觉,或许包括以下几方面。
先说技术。得益于上财11年为学的经历,尤其做娄而行和石成岳两教授7年硕士和博士生经历,以及在澳大利亚一年的留学经历,自己不仅深深爱上了会计,而且倾注全部精力学习钻研。特别是阅读了大量全球主要国家会计理论、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发展史的文献,之后又在上财为硕士和博士生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并因此于1989年获得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全国高等院校优秀青年教师奖。因此,当1996年证监会请我接任首席会计师时,我打心里喜欢这一岗位。彼时的我觉得,凭自己的知识,我能做好这一工作。10年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加之后兼任国际部主任的经历又丰富了被IASB看中的条件。也正因为这10年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经验,当被推荐为IASB理事候选人时,我发自内心地对这一岗位充满了热爱。
再说为官。1996年秋,证监会找我接任首席会计师时我向导师娄先生请示,他提了两个疑问:一是上财会计系怎么办?二是您会当官吗?坦率地说,我曾是一个单纯的书生,没有在政府机关的从政经验。突然间到证监会这样的机构担任敏感且技术性强的正职,确实有风险,但对此我并不胆怯。除以上技术背景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娄先生的引导下,再加上上财会计系在国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我曾有十多年和会计相关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尤其是曾无数次向同校师长杨纪琬老先生,及其首位博士弟子、证监会创始首席会计师汪建熙请教,彼此间关系也非常融洽。而且,我和他们在为学、为师、为官、为人方面又非常相近,有他们作顾问、作后盾,我对面临的挑战并无丝毫畏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证监会10年,所担负的职责都做得非常顺手。尤其是自己十分清楚相关部门有矛盾是必然的,但只要注意协调,求同存异,肯定能将事情办好。我觉得自己在此间给相关部门的印象是较正面的。正因如此,财政部非常支持由我这样一个非财政系统出来的人出任第一位来自中国的IASB理事。同样,IASB在遴选时,也注意并认可了我的为官经验和业绩。
最后说为人。我6岁失去父亲,和其他四个哥姐一起,在母亲含辛茹苦下的养育下成长。自小母亲便教导我们一些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包括胸怀大志、勤奋好学、为人朴实、助人为乐、公正处事等,之后我又从娄尔行、杨纪琬、石成岳、汤云为、汪建熙等长辈、学长处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为人之道,并身体力行。因此,我感觉,我在为学、为师、为官各阶段总体给人以“好人”的印象,或至少没有投机钻营、争权夺利、损人利己、狂妄自大等坏名声。一个机构需要“好人”,人人都愿与“好人”相处,这点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一样的。我在证监会任首席会计师与国际部主任期间,曾和IASB主席、委员和受托人等在不同场合都有许多交往。我想,IASB选中我也一定程度基于在与我的交往中看到了我的为人。
如何扮演好角色
自2007年7月1日起任IASB理事以来,转眼已7年。回顾自己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的历程,作为第一个来自中国的IASB理事,虽然我不属“官派”性质,也不是中国政府的“代表”,但自己始终将自己视为祖国的“代表”,我一直竭尽全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尽可能真实而全面地向IASB的同行展示出新时期中国的新风貌。我将自己行为处事的基本原则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做人为先。如前所述,我始终将做人视为成功的首要条件,来IASB也一样。这点在同事间每年的书面互评中充分得到体现:“为国是一个儒雅,公平待人的人。”“为国是IASB中最友善易处的人之一,他非常机智地提出不同的意见,从不强词夺理,即使被迫这样做时。”“我总可将为国列为极个别可私下坦诚交流的理事之一。”
二是专业至上。IASB是制定国际游戏规则的机构,由于各国、各企业所处环境不同,对许多关键技术问题意见分歧相当大。理事们唯有专业至上,按既定的概念框架和原则,才有可能完成建立全球高质量会计准则的重任。当然,这并不是说准则的制定呆板,因为依我之见,概念框架本身给理事们相当大的判断空间,需要处理好相关性和可靠性,成本与效益、形式与实质、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等间的关系。准则的质量、公认性、最终的实施效果,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理事们权衡的好与坏。
三是坚持原则。准则不同,其对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影响就会不同。因此,各国、各企业总会想方设法对国际准则的制定施加影响。在关键、敏感的问题上,IASB面临的政治压力非常大,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表现得更为突出。IASB的行事规则是,大家对所有技术问题充分发表意见,然后理事们一一进行投票,获简单多数同意,即可通过;征求意见稿、最终准则的出台则需三分之二委员同意。对此,我本人的行事原则是,对技术问题我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发表意见,在必要时也可能坚决投票反对,但对于征求意见稿和最终准则出台否决权的行使,我则是万分审慎。7年来,我仅用过4次。我坚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以后也一直将为此而感到骄傲。
四是据理力争。专业至上、坚持原则意味着IASB的十几个理事在工作中要保持独立的立场,决不能盲目听命于本国政府的指令,或受本国利益集团的摆布,否则,不可能建立全球公认的高质量会计准则,但这决不意味着理事们可视本国政府和利益相关者的关切、立场于不顾。相反,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听取并充分向其他同事反映来自本国的关切和立场,必要时,还应以合理的方式据理力争。对我这样一个来自语言、文化、经济、政治背景截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理事来说更是如此。基于此,我竭尽全力,以致在IASB的7年远较在证监会的10年更为辛苦、疲惫。
欣慰的是,我可以非常自由、高效地通过各种方式向国内上下各方请示、汇报、讨论、交流,包括负责会计工作的两任财政部领导王军、余蔚平,两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杨敏,财政部、证监会、保监会等政府机关的同行,交易所、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各主要高校、各国家会计学院的同行等。以至于随我访问中国的IASB同事纷纷说:“为国,怎么在中国谁都认识您,而且您办事如此的方便。”仍存误解的人则常说:“为国,您是否是中国政府的代表?”
五是维护尊严。自履任以来,我一直将维护祖国的尊严视为自己的天职。国际游戏场有其阴暗、狡诈的一面,有时也会出现在不同场合对其他国家的想法、做法予以讥笑、丑化,甚至人身攻击者。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飞速发展,整个国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仍存在许多弱点、缺点以及应予改进的地方,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人在不同场合不友好地借题发挥,有时甚至还存在有意歪曲、诋毁者。对此,我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坚决捍卫祖国荣誉与尊严,绝不使这样的人或事有机可乘。
中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还只是开始,我们对业已形成的国际游戏规则还有进一步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巩固和扩大中国在国际游戏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影响也仍有不太短的路要走。就我本人而言,我深感自己的外语、专业水平仍需不断提高,但我对7年间在IASB所做的一切问心无愧。■
责任编辑 张璐怡
作者简介
张为国,现任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理事,是获此任命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获此任命的第二个亚洲人。曾任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兼国际部主任和会计部主任,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中国审计准则委员会委员,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先后多次获各种奖励和荣誉,包括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全国优秀青年教师奖(1989),上海市高校青年教师奖(1991),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5),及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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