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义”、“利”辨析

义利中的“义”是我国儒家哲学和伦理范畴，是指通过内心的自我调节使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规范（标准），即思想行为符合道德理想。“义者，宜也。”（《中庸》）“宜，所安也。”（《说文》）“义”往往与礼、仁连用，与“善”联系。一般指公正合宜的道理，合乎正义、公益、情谊等。

义利中的“利”一般指利益、功利。在道德价值观中，常与“义”对举。墨家“尚利”，以“兴天下之利”为行为的价值取向，并用于作为区别善恶的标准。可见，“利”有公利与私利之分。而在财务与会计中，“利”可以体现在收入、收益、利息、股利、利得、利润等概念之中。

如何认识义与利并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即义利之辩（之争），是贯穿于我国哲学与伦理思想史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关于道德规范和物质利益的关系及人们如何对待两者的理论。其影响上下两千年、涉及各方面，其中就影响和涉及税收问题。

二、义利对立观

1.重义轻利。儒家始祖孔子及其后的孟子等均持此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论语》）“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夫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宋明理学家大多也认为义与利是互相排斥的，将仁、义、礼、智视为人的本性，认为是天赋予人的义理之性（宋代理学昌盛，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社会反而奸伪横生。宋人周密在其《癸辛杂记》中就曾写道：“邀利眼前，不顾身后”）；力倡仁义，讳言功利。从这种人性论出发，提倡“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程颐：“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遗书》卷十六）朱熹认为：“凡事不可先有利心，才说着利，比害于义。圣人做处，只问义边做。”（《朱子语类》卷五十一）

2.重利轻义

宋代功利主义思想家则是重利轻义。李觏主张：“人非利不生，曷何不可言？……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觏集·原文）王安石认为“理财”为治国之本，“理财乃所谓义也。”（《王文公文集·答曾立公书》）对传统的“义”作了全新的价值界定。明李贽：“夫欲正义，其利之也；若不谋利，不可正矣。”（《德业儒臣后论》）清颜元则将董仲舒的话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与董的认识正好相反。近代以来，西方的功利论传入中国。严复抨击儒家道义论，质问“功利何足病”？认为“民之所以盼盼勤劳者，为利进而”。梁启超更认为：“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驰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

三、义利双行观

南宋思想家、文学家陈亮认为义利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互不可分。仁义须功利体现，没有“生民之利”，仁义即无以存附。其提出“王霸并用，义利双行”的观点，并说：“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龙川学案》）主张农商并重和有利于富民商贾的措施，指出“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龙川文集·四弊》）肯定道德与事功不可分割，反对将义与利、理与欲对立起来，认为物质生活的欲求乃出于人的天性，“天理人欲可以并行”。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将陈亮的功利观归结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致陈同甫书》）即道德和功利可以统一。

四、税收角度的义利观

在义利之辩（之争）中，儒家重义轻利的道义论无疑占据着统治地位。按照《论语》的界定，君子应是才德出众的人，是干大事、当官执政、施仁政的人。因此，其主旨是论证“如何当个好官”。但若仅用“义”与“利”来划分君子与小人（贤与不贤），尤其是将两者对立起来，未免失之偏颇，似乎君子就不食人间烟火。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真君子应该知晓（重视、看重）义，但追求（逐）、看重利，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就一定是“小人”吗？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重视（关心）道德、法律（法制、法度）固然应是“君子”所行、所为，但重视（关心）土地、实惠（物质利益）就是“小人”吗？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为追求利益而行事，就必然会招致他人的几多怨恨吗？不尽然。与其看着他人富足而徒生怨气，倒不如自己去努力奋斗、勤劳致富。

笔者对孔子的“义利观”不完全认同，但也不会苛求前人。孔子对弟子的教诲也是用心良苦，因其时空的局限性，后人完全可以理解。同样，重利轻义的功利主义也有局限性；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更不足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难道人们仅仅为了利就蜂拥而至或各奔东西吗？总该有道德底线，精神富足比单纯的物质追求更具持久力、更有幸福感。其实，在《论语》中，孔子也不是完全排斥“利”。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利益、财富，人人都想得到，但如果不是以正当的方式得来，宁可不要。这说明圣人孔子也认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严格讲，纳税人通过税务筹划是希望“拥有”，而不是“取之”，因为企业创造的“剩余财富”本来就是“自己的”，纳税人不过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想办法让政府少拿走一点而已。）子曰：“富而可求也，谁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能够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方式）可以得到财富，当然应该乐意为之；否则，就不该去做。此言更是万般中肯。

早在孔子之前，我国春秋初期的伟大政治家、思想家管仲（管敬仲）就提出了“富民、富国、王天下”的财税思想，其许多深邃的见解和主张在今天看来，也非常令人叹服。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的物质利益决定观，礼义廉耻“四维”（《牧民》）的社会道德规范，“以人为本，本固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的人本主义思想，“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基石）民也”（《小匡》）的对社会分工（阶层）、社会经济结构的认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牧民》）的治国方略；他还强调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通过控制货币发行，调节物资余缺敛散，平衡物价，促进经济发展；提出“官山海”，即利用齐国山海资源优势，实行盐铁等国家专卖，开创了国家专卖制度的先河，时至今日，国家专卖仍是现代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特别在税收方面，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强调征税要有度有量，即“取民有度”的人。在《管子·权修》篇中提出了“取民有度”的税收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古人对税收负担和税收负担能力的关注，“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量度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从管子开始，历代思想家都强调国家（君主）必需实施德治，重民保民，勤政节省，取民有度。但因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对“有度”标准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如孔子认为征十分之一的税最为公正，而其他思想家对不同的税种提出了不同的税率，但都强调征税量（额）不能超过人民负担能力所允许的限度，体现了古人对税收负担和税收负担能力的思考和探求。管仲还提出了“薄税敛，毋苛于民”（《五辅》）的税制设计原则，主张灾歉减免要视具体情况，不同年景税率不同，将“度”落在实处。“相地而衰征”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一次重大税制改革，它根据土地肥沃（贫瘠）程度的不同而实行差异税制，即根据纳税人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体现了税收的实质公平原则。

纳税人的税务筹划就是在合理合法或守法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旨在最大化税收利益的行为，是坦坦荡荡的行为，我们不应将“义与利”对立，而应坚持“义利平衡”或“义利兼顾”。再则，追求税收利益也不是纳税人一方，政府同样也非常看重自己的税收利益。所不同的是，纳税人希望减轻税负，使自己税后收益最大；政府希望增加收入，使自己可支配财力最多。作为利益攸关方，重视自身利益是正常不过的事，但征纳双方都应该以税收法规为准，谁都不能破坏税收游戏规则，谁都不能只顾利而摈弃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诚信的基础作用主要体现为表率作用和引导作用。政府的诚信程度如何，往往就是一面镜子，带动和影响一大批人。政府讲诚信，公民就有凝聚力、向心力，国家才有号召力（陆江一，政府诚信与公民纳税意识，《中国税务报》2011年2月28日）。

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应受道德伦理的约束。在利己的同时，如果能够做到利他，这是道德标准的上限；如果在利己的同时，即使做不到利他，但也不能损（害）他，这是我们应该必须坚守的道德标准下限（底线）。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国家爱财，取之有度。

安贫乐道是一种境界，富而好礼也是一种境界！■

责任编辑 李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