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里有一把算盘，不知有多少个年头了。听父亲说，这把算盘还是爷爷留下来的。爷爷是个“老算盘”，加减乘除自不必说，乘方、开方什么的也都会。因为爷爷算盘打得好，潜移默化中，父亲也学会了用算盘，加上爷爷的点拨，父亲年轻时就成了一个打算盘的好手。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农村成立了生产大队。由于各种人才非常缺乏，会打算盘又读过几年书的父亲就被大队选去做了“财粮员”，主管大队的财务账目和粮食分配等事宜。听父亲说，那时财粮员是很有权利的，上面拨下的钱款都要经过父亲的手，大队的粮食上交给国家或分发给队员也主要由父亲安排。虽然父亲很有权，但我们家却从没有拿过大队里的一分钱、一粒粮食。有时候，家里实在是没有吃的了，爷爷奶奶想向集体借一点粮食吃，可父亲从不答应。父亲说：“我是财粮员，如果管不住自己，那今后还怎么开展工作？社员们如果都来跟集体借钱、借粮，那我怎么办？”见父亲这样，爷爷奶奶也不好再说什么。

父亲做财粮员只做了一年的时间。后来政府开始重视培养人才，每个大队都成立了小学，父亲很快就被公社选拔去做了我们大队小学的教师。父亲虽然教书，但也没有离开他的老本行。学校领导知道父亲原是财粮员，就把学校的财务账目交给了父亲管理，这一管就是五六年。

随着文教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政府决定在文教系统单独建立会计室，原来公社政府里只有两名会计，要管理全公社的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账目，忙不过来。由于父亲在教师当中既会打算盘也比较会算账，公社就决定由父亲担任全公社文教系统的总账会计。从此父亲就离开了教师岗位，真正当了一名会计。

尽管父亲是个做事十分认真的人，又当过会计，但因为公社文教系统人数多，规模大，各种账目繁多，因此他刚接管文教系统的账目时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父亲每做一笔账目都是小心又小心，检查又检查，生怕出现什么差错。尽管如此，有一年年底，在盘底文教系统全年账目的时候，父亲还是发现了差错，少了5角钱。在现在看来，5角钱很小，可在当时却是个不小的数目。不用说少了钱自己要赔偿，出现长短款也说明账目有差错。父亲不敢大意，连续好几天不分昼夜把一年来的整个文教系统的往来账目、收入和支出核对了一遍，最终找到了账目出差错的原因，父亲为此高兴了好一阵子。

父亲为人耿直，做事情铁面无私，在他做文教会计的30多年里，为此也得罪了不少干部，与一些朋友的关系也闹僵了，但父亲却从没后悔。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农村里的绝大多数人家住的还是土屋。公社里有位跟父亲关系较好的老师，家里的子女多没有地方住，想砌三间砖墙房子，可他家里实在是没有钱，于是，这位老师想到了我父亲。有一天晚上，他特意带了一条香烟来到我家，父亲一愣：“你送香烟给我干什么？”这位老师说：“我家想砌几间房子，可家里实在困难，你看能不能先把文教上的钱借500元给我，我会尽快归还。”哪知，父亲严肃地说：“公家的钱怎么能够随便借，你还是把香烟带回去吧！”见父亲这样，这位老师不好再说什么，赶紧拿了香烟走了。从此以后，这位老师跟父亲成了陌路人。

又有一次，一位公社里的干部拿着一张20多元钱的发票想让父亲报销。父亲看了看发票，见是他自己买的东西，顿时就非常生气：“你这不是害我吗？自己买东西怎么能要求公家报销？”那公社干部听后只好没趣地走了。

尽管常常有人觊觎公家的财物，但在父亲严格把关下，在他任职的几十年里，文教系统的各部门没有出现过大的差错，各学校也没有丢失过财物。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各行各业都得到了发展，国家对教育方面的投入也不断加大。作为文教系统总账会计的父亲管理的财物也更多了。记得有一次，父亲从县里办完事回来，手提包里装着县里下拨的5000多元钱。回到家时父亲发现，5000多元钱被偷走了，父亲用了5年多的时间才还清这笔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父亲从文教会计的岗位上退了下来。父亲退休之后也闲不下来，村里村外都知道父亲是个会做账的人，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会请父亲去管账。有时侯，镇里有关部门有弄不明白的账目，还会来向父亲请教。父亲时常告诉我们，其实要做好会计账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认真细致和耐得住寂寞。

父亲有时也会自豪地说：“虽然我做了一辈子会计没有发什么财，但我问心无愧，因为我对得起集体也对得起家人！”这也许就是一个会计人最起码的做人准则吧。■

责任编辑 刘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