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升级应注意五个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王忠宏认为，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注意五个问题：一是避免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对立起来。要克服“传统产业就是落后产业、新兴产业就是先进产业”的认识误区，统筹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不仅重视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也要重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坚持融合发展、协调发展。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传统产业仍是我们的支柱产业和就业主力。通过优化结构、改善质量、加强技术改造、增强配套、淘汰落后，传统产业仍然可以焕发新的活力，转化为新兴产业。二是在重视技术创新的同时，重视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换代的中心环节。应大力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加大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的研发、应用推广力度。同时，应重视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三是对新兴产业发展要保持耐心，不能急于求成。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出规模加快壮大、产业集聚发展、市场主体活跃、技术创新加快等良好势头。尤其是今年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产出增幅明显快于整个行业，对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客观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加上其不确定性强、风险高等特点，要真正成为支柱产业、主导产业尚需时日。应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对处于积累阶段的新兴产业保持耐心、包容，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避免拔苗助长、急于求成，鼓励各地立足实际探索发展道路。四是关注数字化制造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数字化制造将使规模经济变得不明显，企业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柔性生产，个性化定制、小批量生产、本地化生产将逐步显现。它将改变一些外资企业因劳动力成本等因素而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的做法，一些外资企业会回流到本国；也会促使一些国外企业为贴近市场需求加速向中国转移。制造业数字化的兴起，赋予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新的内涵，也凸现了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应引起高度重视。五是改善制度环境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要下大决心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切实营造支持创新、政策相对稳定、准入和竞争公平的环境。可选择部分政府部门开展试点，缩短审批时间，减少审批事项。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深入推进财税体制、垄断行业、生产要素价格、国有企业、金融体制、对外经济、收入分配等改革，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让市场机制成为产业发展的检验者和筛选者。

►利率市场化须培育银行利率定价制度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曾刚表示，对我国来说，要想稳定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仅在于逐步扩大利率浮动的区间，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培育起符合中国国情的银行利率定价制度。是采用美国无协调的“优惠贷款利率”制度，还是日本式的“弱干预”制度，或是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大银行牵头的有协调的“优惠贷款利率”制度，还需作进一步探索。当然，以我国的银行体系结构及监管模式看，以五大国有银行为主导实施有协调的利率定价，或许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也存在客观的障碍。比如，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统一协调的定价是否能反映各地实际的资金供求状况？大银行承担“做市商”职责，是否会对其市场竞争力产生过大损害？总之，从目前来看，有关利率市场化运行机制的探索已然开始，但还远未成熟。在该机制得到明确和完善之前，不能期待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存款利率市场化会有太快的推进。

►当前宏观调控应从五方面把握好方向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陈炳才认为，首先，宏观调控不应过分看重经济增速指标。随着基数增大，经济潜力越来越弱，增长水平将趋向下降，这是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增速只要能适应劳动力增长和人口自然增长，就应是合理的。过分追求高增速，反会被其所累。其次，可以考虑适度降低关税。进口增速下降，意味着国内结构调整的力度和进度都不够，因此应主动加大结构调整的政策支持力度，适度降低关税，在税收政策上对新能源、低碳产业给予支持。同时，辅之以适当的汇率升值以刺激进口，尤其是鼓励技术和设备进口，以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第三，坚持稳健货币政策不动摇。今年5月份以来，由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信贷增长幅度扩大，信贷增长超过经济增速和物价上行之和，得益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没有导致通胀上行。但是，信贷和投资的过度扩张，尤其是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宽松，将导致财富更加集中，并有可能引发投机。因此，未来依然存在通胀压力，货币政策调控尚需保持谨慎。货币政策的重点不应频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而应多用利率政策。在降低贷款利率的同时，重点缩小1年期、2年期的存款和贷款利差。目前存贷利差在3%左右，利差太高，应降低到1.8%～2.5%之间。第四，稳定投资要严格控制房地产投资。目前投资增速依然过高，产能过剩压力大，不应再过分刺激投资、鼓励投资，除公共项目投资外，其他投资都应由市场自身决定，对产能过剩行业，要严格控制信贷和投资。房地产应是投资控制的重点，对保障房、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可以适当鼓励，而商品房、写字楼等投资，应坚持信贷规模控制和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松动。第五，多用财政政策，少用货币政策。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使用频繁，而财政政策使用有限。目前，要兼顾和多用财政政策，继续结构性减税和物流业税制改革，以降低税负。此外，可考虑在收入分配和房地产交易环节上进行税收调节，不能追求超过名义经济增速的税收收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