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3-19 作者:本刊记者 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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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第25届理论研讨会于2012年5月19日~20日在南京召开,本届研讨会以“低碳经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创新”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政府机关、高等院校及实务界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财务成本与公司治理”和“会计、审计与内部控制”三方面内容展开研讨。
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姜涛指出:董事会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项的管理机构,上市公司是否披露社会责任信息、采用何种形式披露、在多大程度上披露都取决于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食品类上市公司应积极应对公众和媒体关于食品质量和安全问题的质疑。增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和谐程度,有利于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设置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监督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及其信息披露,通过提高薪酬激励董事会成员勤勉工作的积极性,就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专门讨论,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
对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动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具有一定的差异。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张...
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第25届理论研讨会于2012年5月19日~20日在南京召开,本届研讨会以“低碳经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创新”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政府机关、高等院校及实务界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财务成本与公司治理”和“会计、审计与内部控制”三方面内容展开研讨。
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姜涛指出:董事会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项的管理机构,上市公司是否披露社会责任信息、采用何种形式披露、在多大程度上披露都取决于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食品类上市公司应积极应对公众和媒体关于食品质量和安全问题的质疑。增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和谐程度,有利于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设置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监督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及其信息披露,通过提高薪酬激励董事会成员勤勉工作的积极性,就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专门讨论,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
对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动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具有一定的差异。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张正勇指出:媒体关注程度、行业敏感度、顾客远近度、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在国有控股公司和民营控股公司中,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动机具有一定差异性,无论是民营还是国有上市公司,以上关于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动机的各类显著影响都不再存在,因此,动机的影响效果仅限定在公司是否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这一决策层面,对于公司决定自愿披露后的信息披露水平高低并没有显著影响。
湖南商学院会计学院郑玲认为,如何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让企业以积极的愿景实施环境战略,是资源价值流转会计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其根本目的是实现资源(能源)节约、经济价值增值与环境负荷降低三赢。以流量管理为指导思想,以实现环境与发展的协调为目标,将企业视为一个物质流、价值流和信息流“三流合一”的系统。企业的成本是由价值流所耗费的资源所决定的,并在物质流、价值流、信息流中伴随着新价值的创造和各种资源的消耗,通过对价值流的分析和优化可以找到更多的成本控制机会。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王竹泉提出企业是企业契约选择者的集体选择达到一种可接受的均衡状态,财务报告使用者是所有与企业经济活动相关、与所有者价值创造与实现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并非仅限于企业的资金提供者股东与债权人。2010年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报告主体》征求意见稿从经济实质而非法律形式上界定了财务报告的编报边界。但在实践中一些新型业务主体的权益资本所有者早已不限于物质资本提供者股东,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所有权的现象已不罕见,这类企业的所有者主体拓展至多类利益相关者。企业的初始账面价值等于其所有者投入资本的初始价值,通用财务列报正是要展现这些经济活动的静态财务状况、动态收益获得,并同时描述经济活动的财务状况变动来从不同侧面共同反映立体化的经济活动,这些会计信息也就构成了通用财务报告的主要列报内容。
目前企业忽视产品质量、员工福利、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等影响资本市场长期稳定的事件频频发生,央企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对市场的完善有重要作用。对此,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余海宗指出要从企业自身到国家政策制定等多方面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保障提出要求。政策制定部门要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明确资本市场各主体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中的权利和义务;加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监督;建立统一的社会责任报告编报标准;完善相关激励考核机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程亭认为,国家生态环境和公民环境权利保护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关注的重要问题,环境审计在保护国家生态安全和公民环境权利中具有一定作用。我国环境审计工作体系的设计应以确保政府和企业受托环保责任的履行为己任,其工作安排要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保持一致,以保护国家生态安全和公民环境权利为其终极目标。各级政府审计机关应切实履行在环境审计中的职责,构筑起环境政府治理的“免疫系统”。CPA审计组织在环境市场治理中将环境审计融入相关审计与鉴证业务,在财务报表审计中要关注环境事项,将环境审计嵌入内部控制审计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同时要探索提供排放审计服务,逐步形成完善的环境审计工作体系,推动我国环境审计的进一步发展。
财务成本与公司治理
山东财经大学会计研究中心夏宁提出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而与行业绩效负相关,薪酬──业绩敏感度与企业风险负相关。夏宁指出,随着企业风险的加大,企业薪酬──业绩敏感度下降,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制定高管薪酬时虽然考虑了企业绩效,也同时考虑了企业面临的风险因素,尤其在经营环境风险比较大的情况下,弱化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联系,减轻了高管承担的薪酬压力。夏宁建议,在保障高管权益的同时,企业还应考虑高管阅历、企业产品的市场结构、企业自身经济实力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提供适当的工资弹性提高高管人员的工作动力,加强股权激励,强化高管整体意识,综合多方面影响因素制定合理的高管薪酬契约,控制委托代理矛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何威风认为,管理者晋升到更高职位不仅使其获得更多薪酬,而且可以获得更多的荣誉和在职消费,这使得管理者可能存在晋升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与获得更多薪酬相比,管理者可能更为关注是否获得晋升,这是因为晋升有可能带来巨大的货币和非货币利益,因而,在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相对业绩考核中,管理者为了获得晋升就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治理企业盈余管理不仅需要良好的薪酬机制,更需要设计合理的晋升激励机制。
北京工商大学何玉润指出,企业管理层利用“权力”影响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管理层权力越大,股利支付率越小;不同所有权性质下,管理层权力对企业现金股利影响不同;中央企业中管理层权力对现金股利的影响最为明显,“内部人控制”最为严重。同时提出几点政策建议:一是必须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建立促使企业理性分配的市场机制。二是必须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三是必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企业绩效考核制度的约束机制。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杨艳通过研究多元化战略资源配置与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得出:处于成长期的企业,集中优势资源的专业化更有利于股东价值创造,而对于成熟期的企业,相关多元化和一体化更有利于提高经营绩效。企业进行业务领域战略选择时,必须考虑企业自身所处发展阶段的资源与能力条件的匹配性,根据自身所具备的资源和能力来确定其发展目标,制定其战略选择,避免盲目实行多元化扩张。杨艳认为,我国企业多元化经营失败多、成功少,关键是许多企业忽略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的资源和核心竞争优势的限制,盲目实行多元化经营。因此,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关键是,必须考虑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而提高多元化战略潜在的利益可能性,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
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是内部资本市场研究的起点也是终点,而内部资本市场效率除了作为理性经济人行为结果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参与人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东南大学会计系陈菊花认为,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效果如何并不能完全从传统理论中得到解释。从投资者及管理者非理性这一全新视角研究影响内部资本市场资本配置的影响因素、揭示其内在联系,提出改善内部资本配置效率措施非常重要。
安徽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王明虎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对不同区域企业的信贷政策有显著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从信贷融资比例看,东部地区银行信贷融资比例比中西部地区明显要高;从贷款利率来看,东部地区贷款利率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银行业竞争逐渐增强,由此产生了对区域信贷政策差异的抵消作用,监管部门应继续放松银行业的进入管制,增强银行业的竞争力度,放松金融价格管制,推进利率市场化。全面改善区域金融布局,实现区域金融的逐步均衡。
会计、审计与内部控制
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一直是国内外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高质量的企业内部控制能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企业风险、减少内幕交易、抑制公司的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池国华指出:我国31个省域企业内部控制整体质量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越低(即经济环境越好)的省域其企业内部控制整体质量越高;社会诚信水平越高的省域(即社会环境越好的省域)其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科技投入水平越高、政府对科技活动的支持力度越大、研发机构与企业合作水平越高(即整体科技环境越好)的省域,其企业内部控制整体质量越高。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韩晓梅针对企业内部控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在企业信息化与内部控制的关系中,内部控制是目的,信息化建设是手段。企业的信息系统应与内部控制系统有机结合,信息系统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载体和工具。企业信息化建设必须以修订和优化内部控制为前提。企业应当首先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流程重组和控制优化,并在信息系统中反映和融合重新设计的内部控制。另一方面,企业也可能通过推动信息化来促进内部控制的发展。信息系统中内含的控制程序可能包含了内部控制的先进理念和措施,因而对企业内控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河海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刘笑霞认为,近年来,我国监管部门不断推动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合并等方式尽快做大,尽管有从外延上提高事务所规模以适应较大规模的审计业务的要求的考虑,但从根本上说,是希望我国本土事务所通过合并实现内涵发展,从而提高自身竞争力。因此,本土所合并后是否能够显著提高审计质量,是判断该政策合理性的重要依据。研究表明,我国事务所通过合并后并没有实现审计质量的显著提升,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自愿性合并动机的缺乏和合并后内部整合的不足。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合并对审计质量的负面影响将会有所减弱。因此,对于真正希望通过合并来做强的事务所,在合并初期,原先在技术、管理和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不同事务所之间存在较多的摩擦或产生合并不适应症,从而导致审计质量的下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一定内部整合之后,事务所内部摩擦力减小,合并带来的短期负面作用将逐渐减弱,但这需要时间的检验。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闫焕民从会计师事务所签字会计师这一新的视角出发,提出了研究签字会计师变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问题。他指出,所谓的换“所”不换“师”式变更,可能意味着签字注册会计师个人与被审计单位管理层之间存在着某种超出普通工具性关系的特定的人际关系──私人关系,这种特殊关系的存在可能会对其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审计质量受损。同时,签字注册会计师对“老客户”相对更加了解,可能有利于专业胜任能力的发挥;继任会计师事务所也会格外关注这种特殊变更及其人际关系,要求CPA保持应有的谨慎性和独立性,有利于确保或提高审计质量。通过建立检验模型和自选择分析模型,可以证明换“所”不换“师”式变更及其背后的私人关系,会对审计质量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需要引起继任会计师事务所、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的足够重视。
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王兵指出,当受处罚的注册会计师的客户经历了显著的负面市场反应,受处罚注册会计师的客户相比该事务所所审计的客户经历了更显著的市场反应,受处罚注册会计师市场份额会降低并且受处罚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会降低。在中国,审计报告是要求审计的注册会计师签名确认并且对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包括警告、罚款以及最高对注册会计师实施暂停两年审计上市公司的资格。从市场反应、审计收费、市场份额三个方面进行审计师声誉机制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后,可以得出对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处罚的经济后果主要表现在受处罚注册会计师客户的流失的结论。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孙光国、郐宾指出,在会计准则的多年变迁过程中,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利益诉求在系统中往往占据优势。但在我国却缺乏会计信息的真正使用者,投资者进行决策时缺乏对会计信息的充分运用;与此同时,使用者发表自我利益诉求的意愿不足、渠道狭窄,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在变迁诱因方面,政治、经济、法律和国际环境因素都对会计准则系统形成冲击。我国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参与准则制定的程度较低,使用者提供的变迁动力稍有不足,因此,我们应该先解决会计准则变迁的内在动力问题,才能探讨会计准则的演化路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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