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四因素制约2011年投资较快增长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表示,制约2011年投资较快增长有以下四个因素:一是2010年新开工项目的数量减少将影响2011年投资的增长。我国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平均为3年左右,开工的第二年是投资的高峰期,一般占投资的比重在40%以上。2010年前三个季度新开工项目的数量同比是下降的,虽然项目平均投资规模扩大,使新开工项目的计划投资额同比增加24.5%,如果全年都保持这个水平,新开工项目对2011年投资增长的贡献只有10%~12%,而2009年新开工项目对2010年投资增长的贡献超过20%。二是制造业竞争激烈,缺乏投资热点。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能力都处于过剩状态,国际竞争的不利地位将使一些产品的竞争转向国内,继续加剧国内的竞争。面对国内外的竞争,我国企业虽然努力通过自主创新、引进技术和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竞争力,但仍然有许多企业找不到能够盈利的投资方向,这种现象在2011年仍然会影响一些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三是民营企业的投资环境仍然没有获得有效改善。虽然国家在2010年再次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但落实相当困难。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没有改变“玻璃门”、“弹簧门”的状态,一般制造业没有投资的热点,中小企业...
▶四因素制约2011年投资较快增长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表示,制约2011年投资较快增长有以下四个因素:一是2010年新开工项目的数量减少将影响2011年投资的增长。我国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平均为3年左右,开工的第二年是投资的高峰期,一般占投资的比重在40%以上。2010年前三个季度新开工项目的数量同比是下降的,虽然项目平均投资规模扩大,使新开工项目的计划投资额同比增加24.5%,如果全年都保持这个水平,新开工项目对2011年投资增长的贡献只有10%~12%,而2009年新开工项目对2010年投资增长的贡献超过20%。二是制造业竞争激烈,缺乏投资热点。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能力都处于过剩状态,国际竞争的不利地位将使一些产品的竞争转向国内,继续加剧国内的竞争。面对国内外的竞争,我国企业虽然努力通过自主创新、引进技术和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竞争力,但仍然有许多企业找不到能够盈利的投资方向,这种现象在2011年仍然会影响一些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三是民营企业的投资环境仍然没有获得有效改善。虽然国家在2010年再次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但落实相当困难。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没有改变“玻璃门”、“弹簧门”的状态,一般制造业没有投资的热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然继续,估计这些问题在2011年仍难以获得有效解决,继续影响占全社会投资50%左右的民营企业的投资。四是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增长继续放缓。经过30多年的快速建设,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已趋于完善或饱和,近几年的投资增长一直比较缓慢。虽然这些地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将有所作为,但发展这些产业与需要大量投资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相比,在投资的数量上还有一定的差距。
▶走向资本强国须跨三道坎
著名经济学家韩志国认为,要从资本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必须跨越三道坎:第一道坎是实现从行政管制向市场选择转变;第二道坎是从银行作为资源配置的主渠道与主机制向由资本市场配置资源转变;第三道坎是从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向信用基础的基本完善转变。中国从资本大国走向资本强国任重道远,需要从体制、机制和政策等诸方面推进全方位的变革,没有这样的变革,中国股市的资源配置机制就很难形成,资源配置功能就很难发挥,资源配置效率就很难提高。就当前的情况来说,最为迫切的是有效实现三个方面的重大转变:一是要从消极的股市政策向积极的股市政策转变;二是要从危机型的股市政策向发展型的股市政策转变;三是要从单纯的“圈钱”政策向全方位的资源配置政策转变。这三个方面的转变,相互关联,缺一不可。不完成这样的转变,中国股市的市场机制就很难发挥作用,也就谈不上跨越和发展。
▶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消费需求的引擎之一
芝加哥大学知名金融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2010年11月30日表示,通过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中国有望在未来5~10年内成为全球消费需求的引擎之一。在谈到未来的经济增长时,拉詹说,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然在制定五年计划的国家,显然中国更清楚经济的基本面,并在制定五年计划时有所侧重。他说,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显然意识到了不能过度依靠借外债来发展经济。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更清醒地意识到不能依靠其他国家的消费来增加需求,因此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从依靠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促进经济增长转向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在谈到制约未来中国内需增长的因素时,拉詹说,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偏高是一大瓶颈。他指出,中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居民家庭储蓄过多,而是大量社会资源向企业倾斜,导致企业利润偏高,企业存款大量增加。因此,拉詹认为,中国经济的再平衡问题应该是考虑如何将企业的部分利润返还给居民家庭。他说,中国目前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