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01-06 作者:李心合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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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进入新千年以来,公司财务理论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但整体观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却少得可怜,众多的研究以极其牵强附会的方式总结其在细枝末节上的所谓创新性。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找到甚至不会寻找财务学理论创新的研究路径。
一、超越新古典分析范式
财务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对这门学科的研究需要具备三大基础,即跨学科基础、实践基础和思维基础,其中思维基础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范式。也许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财务学的研究需要跨学科的、广泛的知识基础,但很少有人关注思维范式基础,以致于当问起其所采取的方法论原则是整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是形式主义还是实体主义、是自然主义还是历史主义、是新古典主义还是其他什么模式时,很多人都茫然不知。对财务细节问题的过分关注使研究者忽视了在整体上选择和遵循的方法论基础,这几乎是国内财务学研究的通病。
当前主流的公司财务学研究所选择的范式是新古典主义分析范式。说起新古典主义分析范式,至少在经济学上,常常与经济人、理性、稳定均衡、边际分析、最大化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并且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是奉行资本至上或资本雇佣劳动逻辑的,因而其实际上是个体主...
进入新千年以来,公司财务理论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但整体观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却少得可怜,众多的研究以极其牵强附会的方式总结其在细枝末节上的所谓创新性。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找到甚至不会寻找财务学理论创新的研究路径。
一、超越新古典分析范式
财务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对这门学科的研究需要具备三大基础,即跨学科基础、实践基础和思维基础,其中思维基础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范式。也许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财务学的研究需要跨学科的、广泛的知识基础,但很少有人关注思维范式基础,以致于当问起其所采取的方法论原则是整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是形式主义还是实体主义、是自然主义还是历史主义、是新古典主义还是其他什么模式时,很多人都茫然不知。对财务细节问题的过分关注使研究者忽视了在整体上选择和遵循的方法论基础,这几乎是国内财务学研究的通病。
当前主流的公司财务学研究所选择的范式是新古典主义分析范式。说起新古典主义分析范式,至少在经济学上,常常与经济人、理性、稳定均衡、边际分析、最大化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并且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是奉行资本至上或资本雇佣劳动逻辑的,因而其实际上是个体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分析范式。尽管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至今仍位居主流,但超越新古典的经济学却在异军突起,如出现了基于制度的整体主义经济学、社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利益相关者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而公司财务学至今仍沿着单一的新古典路径发展,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步入多元化的轨道,是财务学界值得思考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公司财务环境和活动的一系列变化正日益挑战着主流的新古典范式和以此构建的公司财务学知识体系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诸如:资本市场和公司财务环境系统的复杂性和可持续发展使我们不得不采用系统的或有机的方法,而无法恪守个体主义方法论;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创造,而不是新古典范式中主流的资源配置;新奇问题的不断凸现要求我们更注重定性研究并与数量分析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持续的经济变迁和公司财务转型需要我们把“生生不已”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硬把它塞入到均衡分析的框架中。而一旦我们需要和能够超越新古典的分析范式,就会发现公司财务学理论还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二、让假设逼近真实世界
正如爱因斯坦以两条基本原理——光速不变原理和协变性原理——便可推导出狭义相对论的所有结论一样,公司财务学知识体系的构造也是以一系列基本假设为前提或出发点的。美国财务学专家爱斯华斯·达莫德伦(Aswath Damodaran)曾在《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一书中将支撑公司财务学的基础性假设归纳为四个方面,即:有关股东与经理相互关系的假设——目标一致性假设;有关股东与债权人相互关系的假设——债权人得到完全保护假设;有关经理与金融市场相互关系的假设——有效市场假设;有关公司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假设——社会成本为零或零嵌入性假设。但可以肯定地说,公司财务学的基础性假设并非只有这四项,诸如公司系合法虚构、资本稀缺性、资本雇佣劳动、理性经济人、股东财富最大化、收益性与流动性相统一、均衡性、公司与市场二分性等,也都是公司财务学的基础性假设。这些基础性假设实际上也是新古典分析范式的重要构件。
从科学和哲学角度看,假设的提出要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即要依据那些反复被验证过的客观事实概括,而且其所假定的只能是在此基础上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推测,且在被客观事实验证之前还只能称其为科学假说而非科学理论。换句话说,合理的假设应是逼近真实世界的。不过遗憾的是,公司财务学的多数假设是远离真实世界且存有争议的。关于这一点,达莫德伦在《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中曾有这样的描述:“经理会把股东利益置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上吗?债权人能避免股东从他们身上牟取利益吗?信息可以自由流入金融市场同时金融市场对这些信息做出恰当反映了吗?社会成本少到可以不计的程度了吗?答案是:“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
实际上,位居新古典核心地位、作为公司财务学核心假设的理性经济人是备受争议的,因为它把现实世界沉淀在人类心灵中的那点自私放大到无限,并说成是与生俱来的,但至今也没有什么遗传学证据来证明这点。相反,人类学却早已说明:人性并不是一个先验存在,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定的环境和关系决定了社会活动中的人性。生物学中对于血亲的和非血亲的利他主义倾向的研究和实践,也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严峻挑战。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也曾一针见血地批评了经济人假设: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现实的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则非常愚蠢。因此,如果我们不分时间、地点和环境,不考虑其他学科的最新发展,以“经济人”这种超历史的、超现实的、永恒的、不变的人性作为考察、研究、解释公司财务行为的出发点和动因,并从中引申出理论和模型,其适用性和意义是可想而知的。
此外,现实世界里的公司也不是法律上的一个假设或虚构,它是一个具有个性特征和利益目标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实体;收益性与流动性的关系在现实世界里也是背离统一性假定的,我们所能看到或感觉到的普遍现象是彼此的分离和由此导致的大量坏账损失;公司与市场二分性假设显然把客观上存在的政府或政治的作用给忽视了,而其作用和影响力事实上已经越来越大,如在美国次贷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就可见一斑。
可以看出,支撑公司财务学的基础性假设多半是背离或远离真实世界的,而以这些未经证实或无法证实且远离真实世界的假设为前提所推导出来的理论尽管在形式上具有科学化的特征,但却是以理论脱离现实为代价来实现的。而倘若我们改变一下思维方式,或是更新一种或几种财务学假设来重新推演理论,其重大创新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拓展新的研究对象或领域
关于公司财务学的研究对象,学界曾先后出现货币收支活动论、货币关系论、资金或资本运动论、分配关系论、价值运动论和本金投入与收益论等多种观点,所有这些观点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忽视了财务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或领域上的内在联系或相关性。这涉及到财务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学界对此有归属于管理学科和经济学科两种提法。英国财务学专家彼得·阿特勒尔(Peter Atrill)认为:在发展初期,财务管理是被当作会计学的一个分支。不过,如今财务管理越来越受到经济理论的影响,以致于当代财务管理经常被看作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更准确地说是经济性交易,而交易的前提是资源具有稀缺性。实际上,财务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具有相通性。资本是公司财务学的核心概念,而资本具有显著的稀缺性,这使得资本需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因而公司财务学所要研究的正是资本市场中的资本交易行为。
资本交易是一种内涵很丰富的活动,具有多重属性。主流的公司财务学如同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一样都侧重研究交易的价格或价值属性,并且是在给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研究资本交易的价格和资本资源的配置问题。正因如此,财务学真正成为一门成熟而科学的学科的重要标志就是1964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提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和模型,它第一次使财务学专家能够描述和量化资本市场的风险程度,并能够对之进行具体定价。但对资本交易的研究并非仅能局限于交易的价格。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历程,19世纪经济学关注的主题是交易的“价格价值”,但20世纪以来在交易的“价格价值”继续作为经济学的主题而雄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同时,制度主义者将交易的“规则”或“制度”、行为主义者将交易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产权学派将交易中的“产权”和“成本”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从而开辟了新的制度主义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并且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成长起来的经济学,通常是按照“二分法”将交易视为“纯经济性”的行为展开研究的,而崛起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新政治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又将交易和经济政策形成中的“政治过程”和“人与环境的互动的制度化过程”纳入分析对象,从而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这说明对交易的研究可以是多角度和全方位的。而作为经济学分支的公司财务学,至今仍只是关注交易的单一属性——资本交易的价格价值。倘若我们能够借鉴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路径来对财务学进行研究,也许会有很多新的财务学分支学科诞生,而这种借鉴事实上又是必要和可能的。
四、突破数理分析的局限
阿马蒂亚·森曾将经济学的发展归纳为两种根源或方法,即“伦理相关方法”和“工程学方法”。毫无疑问,在经济学基础上生成的公司财务学所选择的是“工程学方法”。一方面,国内外主流的财务学家往往都是致力于构建理想的财务数学模型,力图采用标准的公司经济模型来描述公司的财务行为;另一方面,国内外的公司财务学教科书中所能看到的几乎也都是复杂的形式推理和逻辑计算,完全把人、社会、制度和文化等社会要素排除在外。鉴于大量数学模型的应用,公司财务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数量科学。对此,麦金森曾提出告诫:切记,财务学是一门定量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财务学更倾向于数学化。并且随着主流财务学家们无可奈何地发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在现实的公司财务活动中起着不容忽视、无法替代的作用,求解最优值的数学工具也就变得愈来愈复杂,大有与数学家比划身手、一较高下之势。
排斥数学方法的应用显然是错误的,而一味追求或过分依赖数学工具也是一种异想天开的精神活动,并且会导致理论脱离现实。因为,数学模型充其量只是反映一种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虽能帮助推演,但逻辑正确,结论却未必正确,结论正确与否还须依赖于前提。因此,如果不对研究对象做质的研究,对有关假设做质的分析,那么依靠数学所得的结论充其量只是一种纸上谈兵的推理和一种超越现实的虚构。而财务学毕竟是一门致用之学,其理论成果终究要应用到现实中。对现实的观察不难发现,很多财务政策的分析和制定实际上并没有、也不能依赖那些被财务学家们夸夸其谈的数学模型,如同行为金融学倡导者希勒(Shiller)曾批评的那样:过多地依赖这些原始的模型并把它们作为政策讨论的基础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因为这些模型只适用于那些能够用精确的科学方法来解决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或很多企业的财务决策中,非定量的分析乃至直觉、经验和判断事实上更有现实作用。
论及数理分析,自然绕不开实证方法的运用,因为实证研究是数理分析的延伸。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的推动下,实证研究被推到了财务理论研究的前沿。在我国,以20世纪90年代资本市场的崛起为契机,实证研究被引入到财务学研究并迅速蔓延,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时尚或潮流。不过,籍此就扬言实证研究跃升成为了“主流”,也不免会让人质疑。因为综观西方公司财务理论的发展历史,构成主流财务学理论核心要件的理论模块和学术思想几乎都是规范研究的成果。而财务学大师的诞生也几乎都是因为采用规范研究提出了具有重大创新和影响的学术思想。米勒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与《公司所得税及资本成本:一个纠正》,斯科特的《最优资本结构理论》,詹森和麦克林的《公司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迈尔斯的《资本结构之迷》等一系列经典的财务学文献,无不是规范研究的杰作。因此,即使我们肯定实证研究的意义,欣赏实证研究的成果,推崇实证研究的风尚,但将实证研究摆放到主流位置却是不适当的。
同样,审视国内财务学界,实证研究的洪流其实并没淹没规范研究,相反正是那些所谓传统的规范研究开创了公司财务理论研究的中国式创新之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值得我们骄傲的就是嵌入制度的、或制度视角的、或把制度作为内生性影响因素纳入财务学分析框架的研究成果,而这些成果主要还是规范研究的成果,并且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制度背景和跨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此外,诸如国家财务论、所有者财务论、出资者财务论、财务分层论、产权财务论、利益相关者财务论、制度财务论等规范研究新理论的提出,都是中国财务学界对国际财务学理论发展的特殊贡献。
责任编辑 陈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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