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09-07 作者: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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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台
让我们再次将时钟拨回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
先生1921 年出生,与厦门大学同龄,当时是花甲之年 ;在今天来看,这是一个行将退休、含饴弄孙的年龄。但是,1978 年之后,社会秩序...
登台
让我们再次将时钟拨回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
先生1921 年出生,与厦门大学同龄,当时是花甲之年 ;在今天来看,这是一个行将退休、含饴弄孙的年龄。但是,1978 年之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教授可以从事教学、科研,这一代知识分子进入了他们的黄金十年甚至二十年。
先生不仅研究进入一个黄金时期, 他作为大学教授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草木葳蕤自生光”。
1978 年,因为 1977 级大学生的到来,大学在逐渐恢复正常秩序。1978 年9 月,厦门大学恢复了中断很久的职称评定工作。先生于当年底晋升为教授。厦门大学同批晋升为教授的,基本上都是后来成为厦门大学各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1980 年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按照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提供的信息,方毅担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1981 年5 月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研究生教育全面恢复。实际上,在1977 年恢复高考后,研究生教育就已经启动了。厦门大学校报1979 年3
月 26 日报道,学校已经启动研究生招生工作。其中,会计学专业下设两个方向 :社会主义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和管理会计。1980 年,先生招收了第一批硕士生,共 5 人,他们分别是林志军、唐予华、谢琳琳、费忠新和黄志邦。
在教育部关于学位条例的文件发布后,各个高校开始了博士生导师的选拔工作。与今天三十多岁的年轻博导不同,1981 年是 1949 年之后第一次设立博士生导师制度,因此,早期申请成为博士生导师的候选人,年龄普遍偏大,且当时需要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属的学科评议组来评定。厦门大学当年递交到教育部的候选人有多少、是谁,笔者多方求证未果。但是,按照先生的回忆,他本人不在其列。
中国向来有“墙内开花墙外香”一说。1981 年 6 月 14 日,《光明日报》公布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名单。经济学评议组成员共13 人,先生的名字赫然在列。先生曾经回忆说, 当时他也很吃惊,以为是重名。葛姓, 不是大姓 ;名字,也不是常见字 ;记忆所及,整个经济学界应该没有其他人。很快,教育部的相关通知下达,要求先生于7 月去北京开会。
经济学科组总共13 人。他们是 :方明、孙冶方、关梦觉、宋涛、陈岱孙、罗元铮、骆耕漠、陶大镛、蒋一苇、葛家澍、詹武、腾维藻、薛暮桥。从研究领域来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后合影。前排左起 :黄忠堃、余绪缨、裘宗舜、娄尔行、葛家澍、陈仁栋、朱谱瑞;后排左起:谢琳琳、蔡淑娥、费忠新、林志军、黄志邦、李登河、唐予华。位,不具备担任博士生导师的能力。在经济学大组讨论时,当时的组长就对应用经济学组的人说,你们要大胆、开放一点。由于先生是唯一非经济学领域的学者,组长就说 :葛家澍,你就可以是会计学的博士生导师。先生谦虚地说,会计学博士导师,我觉得上海财经学院娄尔行教授更合适。尽管娄老师的资料没有能够提交到学科评议组,在会上,就直接确定为会计学博士生导师。当时,没有移动通讯工具,打电话也不方便。先生没有、也不会在会议结束就给娄老师打电话的。就如同先生是通过《光明日报》知道自己入选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一样,娄尔行老师也是通过文件才知道自己成为首批博士生导师看,除了先生,其余基本都是经济学大类的,包括世界经济、农业经济等。13 人中,超过半数来自社科院 ;北京之外的只有腾维藻(南开大学)、关梦觉(吉林大学)、葛家澍(厦门大学)。结合这13 个人的背景、所在学校、地域等因素,很难解释先生为什么能够入选。先生本人对他为什么能够入选这个名单也一直不知情。可能的原因,或许与上世纪 60 年代初他参与编写统编教材有关。当时经济学组的召集人是于光远,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担任经济史教材的主编。教材编写过程中,在王亚南校长的帮助下,先生还就会计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召开了一个小型讨论会,于光远、顾准等都出席了。也因为如此,他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被经济学界所认可的会计学家。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1963 年,高教部批准增列研究生招生计划,厦门大学会计学科是当时唯一被批准招收研究生的会计学科,先生是当时高教部批准的、会计学科领域唯一可以招收研究生的导师。这个 13 人小组的名单里,先生是唯一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当然,也正因为入选这一大名单,成为后来评选
博士生导师的评委,他们也自然成为全国首届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全国第一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共 24 名,社科院 8 名 ; 2 名及以上的院校有中国人民大学(4 名)、北京大学(2 名)、南开大学(2 名)。
1981 年,厦门大学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认定批准的博士导师一共 7 位, 其中,文科只有 2 位,除先生之外,还有历史系傅家麟教授。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说另外一个类似于“八卦”的段子了。
我自 1987 年毕业留校、担任先生的专职助手后,至 1994 年我博士毕业、慢慢淡出助手工作前,先生几乎所有的外出我都随行。一路上,也会聊聊天。关于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的事情,先生说过这么几件事情。我不是一个博闻强记之人,加之对很多名字不是特别熟悉,所以,先生说的事件、人名记忆不是特别清晰,但是,大致的事件轮廓还是有印象的。
当时在北京开会期间,经济学评议组先是分成两个小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组。应用经济学组的专家们自己表示,他们个人都没有读过博士学
的。上海财经大学的张为国老师曾经具体介绍过这一事件,这里就不重复了。而据汪一凡教授介绍,1963 年先生成为当时高教部批准的唯一招收会计学研究生的指导教师,有娄尔行教授推荐的影响。如果后一个传闻属实,文人,在这里不是相轻,而是相扶。他们共同支撑起一个繁荣、和谐的会计学科。
上述事情也充分展示了先生的胸怀。自古文人相轻,但是先生他们这一辈知识分子之间惺惺相惜。正是他们这种相互提携、相互支持,让我国会计事业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得以快速发展。
1982 年秋天,林志军在读完硕士、通过答辩后,考取了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会计学科博士生培养大幕就此拉开。这不仅是厦门大学会计学科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也是中国所有高校会计学科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 实际上,林志军也是新中国第一位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先生事实上开启了新中国会计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模式。
1962 年,进京编写全国性教材,先生于不惑之年,首次登上全国性舞台, 并将厦大会计学科的声誉带到北京 ;
1981 年,耳顺之年,先生登上的不仅是全国性舞台,他还是舞台中央。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在葳蕤生光,他还把厦门大学会计学科、乃至经济学科带到了全国“头部”位置,他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厦大会计”成为中国会计学科的金字招牌,成为厦门大学的名片。
当年,厦门大学选择了少年家澍 ; 王亚南校长对青年家澍耳提面命、衣钵相授 ;现在,先生带领厦门大学会计学科登上全国大舞台,让厦大会计成为厦门大学的一张名片。如果王亚南校长能够看到这一切,无论是作为校长,还是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奠基人,他应该足以欣慰。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是一个大舞台, 但在这个舞台上,先生能够发挥的空间有限。当时的制度安排下,他能够做到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为会计学科争取到更多的博士生导师、更多的学位授予点,让会计学科在当时经济学科强势话语体系下,获得多一点的存在感和生存空间。除此之外,他没有办法做更多的事情。这时,一个新的、实体舞台已经呼之欲出。
1977 年大学秩序恢复常态后,厦大经济系师资力量雄厚,加之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学科发展迅速。1977 级,厦门大学全部本科生1 019 人,经济系209人,占全校学生数超过1/5 ;到1982 年
年初,师生员工已经超过 1 600 人。因此,学校筹划在经济系的基础上,建立经济学院。按照《厦门大学校史》(第二卷,1949 ~ 1991)的介绍,1981 年 3 月底向教育部申请将经济系改为经济学院,教育部于同年9 月中旬正式批准成立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1982 年 5 月 24 日,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正式挂牌成立。先生自1960 年起就担任经济系副系主任,鉴于先生当时在学术界的影响,他
成为首任院长的当然人选。当时经济学院院长的任命不是厦门大学自己直接能够决定的,需要报请福建省政府批准。一份档案资料显示,1982 年 3 月, 厦门大学把申请报告提交给当时的福建省政府文教办公室,福建省委的批复于当年11 月下达。因此,在1982 年5 月举行的经济学院成立仪式上,先生以学院行政主要负责人的身份亮相。
先生出任经济学院首任院长,为厦大经济学科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大力引进年轻教师队伍, 并为年轻教师的发展提供空间 ;开展对外合作,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CIDA)签订协议,选派年轻老师参加中加项目,赴加拿大学习,并率先引入北美MBA 教育理念 ;适时根据社会需要扩大经济学院的相关专业、为经济学院教师谋取更多的发展空间等。在他的推动下,通过争取财政部、石油部等的合作与专项经费,建起了经济学院大楼,经济学院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提升 ;师资队伍快速增长 ;博士点从原本只有会计,到财政与金融、统计学、经济学,硕士点覆盖了几乎所有专业 ; 经济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人数增长迅速。在随后不久到来的全国首次重点学科评审中,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会计、统计、财政三个学科跻身全国重点学科。1988 年教育部通过的第一批全国重点学科,经济学项下只有 20 个。其中,中国人民大学6 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各3 个重点学科。
先生不仅仅是一个孜孜于教学和科研的教授,在经济学院院长的位置上, 他是一个深谙教学规律、创新经济类学科教学的教育家。比如,他亲力亲为, 确立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体系,并通过毕业生、进修教师、日常交流等方式,输出了厦门大学会计系研究生培养方案 ;他所主持编写的会
计学系列教材,惠及数代会计人员。
先生从高中时代起,读书就特别曲折,高中所学知识最多的是来自一所临时中学—— 江苏省立第二临时中学。1940 年入读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一个从零起步、白手起家创办的学院。进入厦门大学后,当时的会计学科,陈德恒教授学自美国,萧贞昌教授学自德国,加之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规模不大,同一级学生相互都很熟悉。这种教育路径让先生的脑袋中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束缚。同时,开阔的胸怀也让他在做决策时,不是患得患失,担心年轻人成长起来、自己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是像当年王亚南校长勉励自己一样,去把学科发展好、把所在团队建设好。他在主政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时,寻求一切可以提升经济学院师生水准的方法,包括早年刚刚打开国门,就和加拿大的相关院校合作,选派年轻老师出国学习。这里,想特别介绍一件先生作为院长所推广的经济类大类教育改革 :引理入经。
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我国的大学很早就分文科、理工科。受这种文理分科思想的影响,1977 年恢复高考后,采用文理分科考试的办法。为什么如此,请教高教专家,也没有明确、具体的答案。可能的解释是 :当时大批适龄学子数理化、特别是理化基础差,为了给他们一个读书、升学的机会,高考设立了文理分科制度。高校的专业分为文科和理科两大类,分别针对文科考生(加考历史、地理,不考物理、化学、生物)和理科考生(加考物理、化学, 不考历史、地理)。这样,那些理科相对较弱的考生,也可以通过背诵这一苦功夫,登入大学之门。当然,应试教育和高考指挥棒使得高中学子开始就是以高考为导向,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就分文理科,针对高考课程的要求设计课程, 并以考试训练为核心。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跟全国大部分
经济学科一样,都是面向文科招生。我曾经咨询过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相关教授,没有找到 1977 ~ 1987 年全国各高校招生的数据,无法断言当时财经类招生的文理科分布 ;电话咨询了多位来自不同高校(包括综合性院校和财经院校)1985 年之前毕业的教授, 大部分人的印象是 :早年财经类招生以文科为主。在先生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任上,创造性推出“引理入经”方案。
推出“理转经”的大背景,或许与那个时代有关,包括将经济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推向科学化程度。按照第一届“理转经”的学员、康奈尔大学讲座教授、曾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洪永淼教授的介绍,1985 年第一届福特班招生时,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只有 3 名同学入选 ;为此,先生通过“引理入经” 的方法,鼓励全校其他各专业、特别是 理工科各专业的研究生前去报考,以至1986 年人民大学福特班上有 11 位来自厦门大学的同学。当年洪永淼就是以物理系一年级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到“福 特班”学习中,学习结束后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同 时,经济学院的研究生也开放让理工科 的研究生通过考试转专业,进入经济学 院,由此打开了“理转经”大门。这一举措,跨越了学科、招生指标、入学考 试通道等多种限制。当年,厦门大学充 满朝气,改革进取 ;先生也大胆创新, 这一举措直接带来了经济学门类培养 模式的变革。
在研究生培养领域尝试取得成功的同时,先生继续推动其在本科教育领域的变革。1986 年,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招生正式向理科生开放。以会计系为例,1986 级入学的学生,会计专业两个班,审计专业一个班,已经文理兼收。也从这一年开始,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各学科全面兼收文科考生和理科考生 ;同时,全国高校特别是财经院校开始面向
理科招生。“理转经”从在厦门大学的一个小范围尝试,变成高校的常规做法。
通过“引理入经”,扩大了经济学院学生的来源,使得经济学院可选择的生源对象增加,这自然会提升经济学院学生生源质量,对整个经济学科的发展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
先生还尝试过推动学生按照学分制修满学分,提前到三年毕业。就在这一政策下,1982 年入学的万建平提前一年毕业。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在先生的思维中,可以随时打破常规、没有禁区。当年文理科分科招生是教育部的大政策, 将经济学科纳入文科招生也是全国几乎统一的政策。当先生看到这种方式的缺陷后,不是墨守成规,也不因为这是国家统一政策就不去改正,而是积极探索, 尝试修正,并寻找到可行的方法。他首先通过在研究生培养中试行、探索,觉得可行了,再推广到本科生招生中。在他担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期间,利用这个舞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确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在先生的带领下,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经济学科, 在当时全国高校中居于领先地位,很多措施都有“开风气之先”的示范效应。
对今天稍具会计知识的人,会计准则耳熟能详,似乎与会计天然不可分割。但是,回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实务中能够采纳会计准则,简直是“天方夜谭”。
197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也是在这一年,先生“恢复名誉”一文公开发表,会计界可以稍稍摆脱一点记账方法阶级性的无谓争论,实务中,可以有限推广使用,到 1991 年 11 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并于1992 年7 月1 日正式施行,不过十多年。并且,这一次会计的改革走在其他相关领域的
前面。可以说,会计实务界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会计准则,这也就是在准则发布的同时也发布了会计制度的原因。第一项具体会计准则要迟至 1997 年 5 月22 日才发布、施行。
为什么会计准则能够在 1991 年面世?这其中,包括先生在内的一大批会计学者的努力发挥了推手的作用, 直接推动了财政部会计司制订、发布会计准则。
1980 年,《会计研究》创刊。创刊号上,刊发了李宝震老师的《论社会主义会计原则》一文,这是当时国内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中,可以检索到的最早讨论会计原则或会计准则的论文。同一时期,关于会计原则 / 准则的论文并不多。除了对国际会计准则(当时也有译为“标准”)的译介外,关于中国会计原则/ 准则的论文,都程度不同地强调会计原则的社会主义属性如群众性原则、易懂性原则等。
1981 年,先生发表了《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用严谨的学术语言表明, 资本主义的会计准则同样可以为我所用。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关于会计原则 / 会计准则的论文不同之处在于,这篇论文将会计准则定义为“人类共同创造的科学技术……不管……由哪一国哪一地区的人民所创造,一旦推广流传,它就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换言之,与借贷记账法没有阶级性一样,会计准则同样不应该有阶级性。他还进一步断言,“现代会计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会计这门科学发展的一个总趋势将会更加打破国与国的界限”。
同年底,在《财会通讯》第11 期上, 先生将其给当时研究生讲课的提纲整理成文,以《当代资本主义企业财务会计准则的形成与发展》为题公开发表 ; 同一时期,还有如徐政旦、吴诚之的
《关于确立我国企业会计准则问题的探讨》,《会计研究》上也陆续刊发关于国
际会计标准的译介类文章,上海市会计学会会计准则研究组还于 1981 年 6 月17 日举行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主题就是会计准则问题,包括要不要在中国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会计准则,并提出若干准则如群众性、易懂性等适合中国国情的准则。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会计实务一直执行的是统一会计制度,借贷记账法逐步成为实务中主导的记账方法。随着中外合资企业的增多,对基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的会计原则/ 准则的需求明显增多。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当时学术界对会计原则/ 准则的研究,仍然处于中国是否该采用、如何体现中国特色等的阶段。比如,当时的一个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会计人员总体素质不高,还是统一会计制度更加合适 ;会计准则应当体现中国特色,如政策性、群众性等也应该是中国会计准则的一部分。源自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通常都被冠以“资本主义”的,我们能否采用,仍然有禁区。众多研究集中讨论究竟应该叫会计准则、会计原则、会计标准,还是其他什么名字。
相比而言,先生关于会计原则的研究,还是一如既往地从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视角切入,推动会计准则研究的学术化。从《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开始,先生对会计准则的研究,就是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的演变出发,并明确说明,包括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在内的会计理论,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同样应该为我所用。在先生和一大批追求学术和学理的研究人员的带领下,到上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公开发表的关于会计原则/ 准则研究文献中,诸如群众性、政策性一类带有强烈时代色彩、不具备科学内涵的标签性原则逐渐淡出、乃至消失。尽管如此,会计准则仍然停留在学术研究和思想解放层面。当时人们普遍
认为,它距离中国会计实践还很遥远。然而,1991 年 11 月 30 日,财政部
就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这个过程非常短,之间,又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甚至都延缓了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当时,连股份制都不能公开讨论,学界转而用现代企业制度来代替股份制术语。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会计准则的快速发布?
历史,就是由一系列事件所组成。它们表面看起来是偶然 ;如果认真追究,背后有其必然性。这其中,中国会计学会、先生在内的会计学术界充当了推手作用。
1980 年 1 月,中国会计学会在佛山召开成立大会。在第一届理事会上,先生被选为理事 ;1983 年,中国会计学会换届,先生和娄尔行教授、阎达五教授都出任副会长 ;1987 年,中国会计学会第三届理事会成立,先生和娄尔行教授等继续担任副会长。这一次,中国会计学会仿照美国会计学会的做法,下设了多个专业研究组,如会计教育研究组、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组等。先生担任会计教育研究组组长、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组副组长。其中,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组对推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订,作用至为直接。
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组当时可谓“阵容豪华”,组长娄尔行教授,副组长先生和阎达五教授。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组成立后,活动频繁。其中,1989 年1 月7 日至12 日在上海石化总厂举行的第一次研讨会,一定意义上直接促生了我国会计准则从理论讨论走向制订、发布与后来的执行。在这次会议上,会计学者们仿照美国会计学会专题研究组的形式,通过了若干带有一般性的结论和建议。如 :不要再争论究竟用哪个术语,建议使用“会计准则” 一词,并可以分若干个层级 ;在我国, 建立会计准则确有必要 ;会计准则和
会计制度可以并存。其中,会计制度由政府管理部门制定,具有强制性 ;会计准则则是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由会计团体负责,没有强制力,主要作用是为制定会计制度提供理论依据。会计准则的研究方法,可以分别不同类型的准则,分别采用演绎法和归纳法。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分工计划,内容涉及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如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等基础性问题 ;具体准则如外币业务、真实性等 ;专题性准则如当时具有紧迫意义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关于物价变动的披露等。其中,对“股份有限公司会计”课题,要求完成的成果以专题研究报告形式发布,其余课题的研究成果, 以会计准则建议书形式发布,并提交给主管部门。
作为组长,娄尔行教授承担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外币业务会计”等项目 ;先生承担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课题。同时,该次会议还设立了时间表,要求在当年9 月底之前完成研究工作,提交研究成果。之后,将在一定范围内征求各界人士意见。1989 年年底前后举行第二次会议,审议各课题负责人的研究成果,并以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组名义向中国会计学会呈报相关研究成果。按照相关资料介绍,在1987 年会计
学会换届、成立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组之日起,财政部会计司就开始启动会计准则制订工作。具体行动上,1988 年10 月,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成立会计准则组,并召开会议。副司长余秉坚带队参加1989 年1 月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组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提议, 建议学术界将精力集中到基础理论研究上来。当时的会议上,教授们意气风发, 也对会计准则项目颇有信心。因此,会议仍然按照事先预定的方案,将各项目分工下去,并约定了年底完工的时间。
1989 年 1 月会议之后,就是中国人的春节。大学,春节是寒假,学生基本都回家了 ;教授们,忙于各种文字“欠账”,特别是像娄尔行教授和先生,当时都是著述、教学任务繁重。当时,我在担任先生的科研助手。记得他和博士生魏明海、林燕参加上海会计准则研讨会回来之后,也在放假前最后一次课程上提到这次上海会议以及相应的任务。按照计划,开学后,将全面布置完成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调研和之后的课题研究报告。
与此同时,会计司会计准则课题组也快速推进会计准则的研究与制订工作。1989 年3 月,提出《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初步设想(讨论稿)》和《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需要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征求意见稿)》;1989 年4 月上旬, 在湖北省襄樊市召开了“1989 年全国工作座谈会”,会上提出修改《会计改革纲要》、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草案)提纲(讨论稿)》、总结推行责任会计等。这之后,会计司会计准则课题组分赴全国进行调研、座谈。笔者还记得, 当时余秉坚副司长带队到福建省境内调研,在厦门大学和厦门市财政局召开座谈会,我全程陪同。当时曾经有代表说, 会计准则制订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期望一蹴而就。这句话,当时余秉坚副司长颇有感触,也在之后两次调研座谈的总结会上一再强调。在余秉坚副司长拜会先生并就会计准则问题进行座谈时, 再次当面向先生提出,会计教授们能否集中精力去研究会计理论,将会计准则制订的工作交由会计司的人负责。
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人。面对余秉坚副司长的提议,先生淡然一笑,没有正面回应,而是说,会计学会所做的事情,可以很好地为会计司的准则制订提供一些支持。比如,会计学会关于财务会计基础概念和概念框架的研究,能够为会计司制订会计准则
提供较好的依据。
由于会计学术界的推动,会计司加快了会计准则的研究与制订工作。会计准则研究组于 1990 年 4 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草案)提纲》; 1990 年 5 月,在海口市召开沿海六省市会计准则研讨会,就上述提纲进行讨论 ;1990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草案)提纲》(讨论稿)以财政部的名义发布,并在当年 11 月举行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进行了公开讨论 ; 1991 年 11 月 30 日,经国务院批准,《企业会计准则》正式发布,并于 1992 年 7
月 1 日施行。
可以说,没有包括先生在内的学术界的推动,包括研究支持和早期带有思想解放性的理论准备,1991 年年底发布会计准则、1992 年 7 月起在我国逐步采用会计准则,难以想象。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年代,也是会计学科面临各种转型与冲突的年代。这一阶段,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出现。
在设计、构思本文、查找当年先生的相关活动资料时,我曾经拜访了当时会计系的一些老师,包括当年对厦门大学和会计系老师们比较了解的一些老师。其中,姚立中老师接受邀请,和我们聊了一个上午,包括姚老师本人的一些事情,也包括他和葛老师的交往过程。在聊到后来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创立、发展一事时,姚老师特别强调 :刘峰,要写写先生当年参与创立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的事情。我有点不解,问姚老师 :事务所,主要是常勋老师在创立、推动,先生当时只是副主任会计师,参与而已。这有什么值得特别书写的地方?
姚立中老师 1941 年出生,今年也
是 80 高龄,有点重听。在讲述当年他是如何一步一步地从江苏泰兴的农村考到厦门大学中文系时,语速缓慢,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味中 ;说到在厦门大学的生活、包括他曾经担任厦门大学干部审查小组组长的经历时,也是不急不徐。但是,当说到事务所这段岁月,姚老师的语调和语速都提升了。他说 :刘峰,你要知道,葛老师当时在厦大会计学科,影响力最强 ;他的长项主要是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 ;事务所办起来,常勋老师的影响力就会大大提升, 其他一批平时研究能力一般的老师,也会因此获得新的话语权,葛老师的“亮度”可能会减弱。如果葛老师的胸怀不能包容一切,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不可能在 1988 年顺利开办,更不可能在后来发展迅速、并成为国内较早获得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听到这里,我也豁然开朗,对厦大会计学科之所以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能够成为全国会计学科的金字招牌、厦门大学的闪亮名片, 也有所理解。是啊,先生作为当时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文科委员会的主席,他的这种胸怀,成就的不仅仅是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也包括厦门大学会计学科、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甚至不夸张地说,当年厦门大学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先生在其中的影响力,不应被低估,更不应被忘记。
先生对厦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圉于资料不足,也因为个人立场的问题,我不能、也不便在这里置喙。作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1982 年恢复设立时的首任院长,先生对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贡献,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官方资料中,虽不能“刻石永记”或“必书”“直笔”,但其贡献和影响持续数代学者则是大家的共识。厦门大学经济、管理学科目前活跃的一批正值盛年的学者,都是当年先生作为院长录用并选拔去海外
或其他渠道学习的受益者。先生对厦门大学会计学科的贡献,前无古人。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将厦门大学会计学科带到国内顶峰,厦门大学会计学科在上个世纪80、90 年代在国内的影响之大, 成为当时厦门大学的一张名片。
回到 1988 年上半年。受到当时全国会计界兴办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厦门市财政局下设的厦门会计师事务所于1984 年 10 月成立,先生被聘为顾问。1985 年,当时的上海财经学院成立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娄尔行教授任董事长,徐政旦教授任主任会计师。此后, 各地高校纷纷成立会计师事务所。
1987 年春,因为年龄原因,先生从经济学院院长位置上退下来,在会计系任教授。当时,会计系的部分老师酝酿成立以厦门大学会计系为依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就在这一年,会计系的几位民主党派教师,联合厦门市其他几位民主党派成员,发起了由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四个民主党派联合创立的嘉信会计师事务所 ;当会计系的部分老师在酝酿成立会计师事务所时,姚立中老师是当时具体的操盘手。他带着这个设想去拜访先生时,尽管他对先生比较了解,知道先生为人豁达,胸怀广,但是,事务所一旦设立,常勋老师因为过往的经历,势必成为当时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的首要人选,先生的光环地位或许会受到影响。姚立中老师甚至私下在想,要不,这个事务所的主任会计师之上,再设立一个委员会或董事会,请先生当董事长,这也是国内其他高校事务所的普遍做法。出乎姚立中老师意料的是,先生不仅积极支持创办事务所,还用自己 1948 ~ 1949 年在当时会计系黄雁秋老师创办的私立广大计政所兼职、担任厦门商业银行破产财团清算人的经历,鼓励姚老师办好事务所。同时,也主动提出来请常勋老师担任事务所的主任会计师,他本人可以充
任顾问等一类虚职,必要时,为事务所站站台。
按照姚立中老师的介绍,在事务所实际兴办过程中,先生不仅主动支持, 还在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发展过程中给予莫大的帮助,特别是当年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认定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时,第一批上榜事务所中没有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当时,资本市场刚刚兴起,厦门市虽然经济不够发达,上市公司数量不多,但是,能否担任上市公司审计,是当时事务所的一项重要指标。先生出门沟通、协调,让相关决策机构通过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底稿等,进一步了解、把握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水准和质量,帮助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顺利获得证券事务审计资格。
上个世纪 90 年代,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发展迅速,成为当时业界有影响力的高校事务所。它增加了厦门大学会计学科这一金字招牌的成色和含金量。这其中,先生的影响力和鼎力支持,功不可没。
宗师,自然要开宗立派。这里的开宗立派,不是指武侠小说中的那种武当、少林设立一个山头、形成一个存在物理空间的门派和一批信徒 ;而是类似于Thomas Kuhn 在“科学革命理论” 中所提出的“范式”(paradigm)及其因为共同遵从某一范式而形成的科学家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的领袖人物,自然可以称得上是宗师。换个表述,作为宗师,必须要有其核心的理论观点,这个理论观点能够“滋养”足够多的后来学者。而这些后来学者同样也能成为有影响的人。按照这一标准,先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开宗立派,不仅将厦门大学会计学科带上舞台中央,他自己也是这个舞台中央的主角。
让我们先将时光倒流,看看这之前的每个阶段。
上世纪30 年代,兴化县城。那个算命先生指着少年时代的先生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喝一大碗墨水”。祖母非常开心,她 4 个孩子,到了孙辈,这是唯一一个看起来可以承继葛家“文脉”的人选。因此,少不了多给算命先生几文赏钱,也从此更加关注并督促先生的学习。或许出于天性,亦或许是由于祖母和父亲的叮嘱,先生读书,一路都是学霸级,没有让祖母操心。但是,那个时候日寇侵略、国家动荡,求学之路坎坷,高中,一个人成长关键的时期,因为战争而中断、辍学在家,最后,在一个临时中学毕业。彼时,先生对未来应当没有具体的计划。
1937 年秋,先生赴镇江中学求学的路上,父亲的叮嘱就是 :专心读书, 不要参与政治等其他活动,将来上个大学,学门技术,可以傍身。到了 1940 年秋天,先生和几位来自兴化、东台的年轻学子颠沛流离,前往武夷山的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求学,期望值一降再降,只求有书读就好。此时,先生唯一的期盼应该就是 :通过学习,能够“苟全性命于乱世”。
1942 年秋天,先生背着行囊,从武夷山麓来到山城长汀。这时,先生的想 法或许比较简单,就是经过辗转,终于 上了一所正规的、有声誉的大学,期待大学毕业后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安身立命。当时,中国还处在战争之 中,日本侵略者的炮火随时会越过武夷 山的屏障,厦门大学为此曾经做过迁址 上杭、武平的预案。1945 年,以商学院第一名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此时,先 生脑中应该会想起祖母、也会飘过那个 “喝一大碗墨水”的场景。但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让年轻教师对未来忐忑。静 下心来“喝墨水”、做研究,只是隐隐的 一个梦想,在夜深人静时偶尔会浮现。
当时,先生已经在厦门大学任教,因为前途不明,还没有进入到“喝一大碗墨水”的状态。
1950 年,曾经担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王亚南先生执掌厦门大学。或许,王亚南校长的“在大学教书,一定要做研究”灌顶了当时迷惘中的先生。上个世纪50 年代初起,先生进入了研究的高峰期。但是,同一时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先生脑海中,考虑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给家人提供一个平平安安的生活环境。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学位制度恢复。1981 年,国务院公布了学科评议组成员名单 ;很快,经过国务院核准通过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名单公布。厦门大学于1982 年2 月组织了博士生入学考试。先生批改当年报考考生的考卷,并招收了他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林志军。
研究生培养、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培养,对先生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受家庭条件的限制和时代的局限,先生本人没有读过研究生, 也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因此,当他作为第一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在评议、审批博士点和博士生指导教师时, 他觉得自己不够博导资格。当然,最后学科组集体意见认为,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在先生提名娄尔行教授担任博士导师的提议获得通过后,他才稍觉心安。
印象中,先生提到过,在这次讨论会上,针对研究生培养,当时存在两种模式 :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前者强调课程和集体培养,有点类似工厂的流水线、规模化作业,后者是师傅带徒弟模式,个性化培养。两种模式各有千秋, 不作统一规定,由各个学校、各个导师自行选择。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硕士研究生是按照招生点审批,博士研究生
则是按照指导教师来认定,当时也有一个形象的说法 :前者是“认庙不认僧”,后者是“认僧不认庙”。
因此,在先生的主导下,厦门大学会计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硕士研究生借鉴美国模式,集体授课、论文个别指导 ;博士研究生培养则以导师为主, 邀请其他导师协助。在实践中,逐步成为后来持续相当长时期的厦门大学会计学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其中,硕士研究生的课程会因为年轻老师的陆续加入,逐渐调整课程的内容和授课方式。
现代社会的教育界,所谓开宗立派,典型标志之一就是博士生培养。从1982 年先生招收第一个博士生开始, 他就在不断尝试、探索之中。
1982 年秋天。这时,先生已经从鼓浪屿复兴路77 号搬到厦门大学凌峰楼, 一个位于半山腰的三室一厅的房子。上个世纪80 年代初新建的房子以居住为主,客厅不足 10 平方。就是这个客厅, 成为当时先生给博士生上课的“课室”。
会计学方向的博士生培养,在当时的中国,几乎都是“摸索中前行”。1982 年,林志军在硕士毕业后,成为葛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林志军博士说 :
在国家恢复了本科生高考和研究生培养教育制度后,我有幸和其他 4 位同学通过入学考试成为葛老师的首批硕士研究生。葛老师非常重视对会计学研究生工作的探索,亲自拟定培养计划和专业课与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计划, 每周为我们亲自讲授专业课,以他的渊博知识和前沿研究成果对我们进行认真教导,细心传授,使我们在学业和研究能力方面得到明显提升。1982 年硕士生毕业后,我又有幸成为葛老师的首位博士生,既使当时只有一位学生,葛老师仍然付出大量心血,认真准备博士生课程教案,每周两次授课和研讨,细节历历在目。葛老师是会计学泰斗,又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学识跨越经济、
会计和管理领域,著作等身、研究成果裴然,全部无私传授,作为他的学生实是有幸,受益匪浅。
在厦大的研究生学习期间,葛老师不仅传授专业知识,还非常注重对我们分析问题和研究能力的引导和培养。他鼓励我们对不同学派理论和学术观点开放式探讨、不抱门户之见、敢于争鸣, 在探索过程中追求真理。记得当年硕士生学习阶段,我在《会计研究》发表一篇论文,观点不完全和导师的学术理论相符。葛老师仍然充分肯定,鼓励我进一步查阅文献,继续寻找理论依据,提升对相关学术问题的认知和拓展。
1985 年1 月,先生招收了第二批博士生,李若山和李松玉。李若山是厦门大学会计系本科生,1978 年入学,之后, 硕士、博士一路读上来。本科的会计学原理课程,就是先生上的 ;硕士时,又听过葛老师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高级会计理论等课程,到了博士阶段,他本以为,该学的会计课程已经学完了,可以相对轻松些,拿个博士学位。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按照李若山教授的回忆 :
葛老师当时住厦门大学靠近后山的凌峰楼二楼,客厅并不大,刚刚能容纳我们几个人。大家围坐在一个小圆桌边上,师母为我们所有同学都沏上一杯好茶后,葛老师拿出一份厚厚的手写讲学大纲,开始给我们大家讲课。让我们吃惊的是,葛老师给我们讲授的,是当时美国刚刚颁布不久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公告”。这对于当时还有些闭塞的国内会计理论界来说,绝对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讲解的方式,与我们本科、硕士研究生不一样。葛老师先是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公告的背景资料,然后要求我们对每一个概念进行认真讨论,并要求我们写出讨论后各人的观点。当我们所有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后, 葛老师对我们的观点一一进行认真点
评,并剖析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在讨论过程中,给我们最大的压力是,葛老师对这一公告不仅极其熟悉,而且,已经有了非常完整、成熟的见解。我们的分析稍一马虎,或者一知半解地想一带而过,葛老师马上指出,这一部分资料你们还没有看透。比如,我个人认为,当时美国已经有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也有一套完整的公认会计准则,现在再搞一套所谓的“概念结构公告”,其中有许多观点也与过去的相矛盾,如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的关系,是不是多此一举了。葛老师听后微微一笑说 :说明你没有仔细看“概念结构公告”的前言,他们再三强调这是未来的方向,而不是当前会计准则的翻版。目的是在不推翻现行利益格局的条件下,逐步将会计准则的目标,由受托责任向决策有用方向发展。经过这番指点,我以后看资料再也不敢马虎了。一定会前前后后多看几遍,在没有完全吃透文献内容前,再不敢随便发言了。这也为我今后的学术习惯,打下了一个极好的基础。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后,博士生课程的框架逐步成型。
自 1988 年起,先生所招收的博士研究生数量在增加。1988 年第一次招了3 名博士生(魏明海、林燕、李瑞华),之后,平均每届都有 2 至 3 人,在学学生的存量逐渐增多。因此,先生尝试改变博士生的授课模式,从主要由先生自己讲授方式,过渡到先生会讲授部分, 然后,指定文献让学生分头阅读,每周一次集中报告、集体讨论。
除了黄世忠(1989 年入学,因为事务繁忙,推迟到 1993 年秋季毕业)、何凡(1990 年入学,1993 年秋季毕业)两位需要报告论文、不专门指定读物外, 其他在学的同学、包括来厦门大学学习一年的薛云奎同学,每个人都需要完成一本书的读书心得报告。通常,报告人需要提前一周把拟报告专著的报告提
纲复印好,分发给每个人。现在的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黄世忠教授在他的一份自我总结性文献中说过 :
师从葛老师之 前, 我只是在Dalhousie 大学选修过《会计理论》(使用的教材是我爱不释手,至今仍不时翻阅的Elden S.Hendriksen 撰写的Accounting Theory 和A.R.Belkaoui 撰写的Accounting Theory)一门课,后来通过“世界会计审计名著译丛”的翻译项目,虽然阅读了一些会计理论的著作,但比较零散和杂乱。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葛老师要求我们阅读了大量富有思想性的会计名著, 至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 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发布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系列公告和美国会计学会(AAA)发表的专题研究报告,更 是必读书目。葛老师不仅要求我们通读这些名著和权威文献,烂熟于心,而且要求全体博士生定期作读书报告,交流学习心得,讨论不同学术观点。葛老师对会计审计原著和权威文献的执着和重视,使我们受益匪浅,为之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后来我自己当了博士生导师,就“如法炮制”,严格要求博士生们一定要多读原著和权威文献,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最好读原汁原味的英文著作和文献。
当时,如果没有特别事情发生,每周一次去先生家上课,是所有博士生的日常。除了每个学生自己报告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先生讲课为主。他通常一个学期主要围绕会计的基本理论话题展开,一个学期侧重于会计理论、会计准则的演变与发展,包括美国GAAP 和概念框架、国际会计准则等。比如,《财会通讯 》1987 年第 10 ~ 12 期连载的
《八十年代美国的财务会计》,就是他当时为研究生开设课程的讲义的浓缩版。当时的博士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加入到上述读书报告会上来。通常,第一学期以听为主,从第二学期开始就会分
配任务。到最后一个阶段(通常是半年左右)专注于毕业论文,并有两到三次与学位论文有关的报告机会,包括论文的提纲、初稿等。这样,经过大约两年到三年的训练和熏陶,博士学习阶段对财务会计理论的演变、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相应的会计问题等,都有了比较深透的理解,同时,也能够大致形成自己关于文献的理解。
在这两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先生会带着学生进行研究的训练,包括论文的写作。通过三年系统的训练、包括最后一个学年毕业论文的写作,到毕业时,每个博士生都会带着三年“熏陶” 形成的知识积累和方法,去往各地,开疆辟土。
1991 年 3 月,按照规定,厦门大学给先生办理了退休手续。同时,厦门大学还正式规定,包括先生在内的 4 位文科资深教授,可以继续招收博士研究生。从博士生招收数量来看,1991 年之后,先生招收的博士生数量超过退休之前的数量。同时,先生继续研究、教学, 包括公开发表论文、主编教材、出版专著,当然,也包括参与国家层面会计准则制订过程的咨询等重要社会活动。
退而不休,老骥伏枥,先生持续给中国会计学科和会计事业贡献着一位学术长者的杰出智慧。
2013 年11 月25 日,先生停止了思考,安详地告别他所毕生奉献的会计事业,不舍地告别了他所热爱的这个世界。先生,不会被遗忘,也不应被遗忘。
(本文是为纪念葛家澍教授百年诞辰而作。感谢葛征平、苏锡嘉、庄世虹、汪一凡、林振锋、刘心舜、刘小阳、姚立中、徐珊、陆翔、刘维、林燕等人的帮助,感谢厦门大学档案馆的精细工作。其中,第一节初为人师,主要是苏锡嘉的手笔。我力求事件准确,但如果有事实不准确的,责任在我。欢迎读者朋友指出并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 任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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