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楼继伟直言收入分配不均
一项由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执笔的课题研究成果指出,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该成果对中国收入分配情况分析如下:第一,目前中国反映收入分配相当不均,但是从城乡分别来看,两个部分各自的差距不是很大,但是综合在一起就达到0.46,这说明主要是城乡差距造成了基尼系数的扩大。第二,收入差距拉开的速率非常快。第三,相对于收入分配来说,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人们主要的不满是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徙的机会等等的不公平。第四,过程的不公平最为严重。人的发展机会是不平等的,进入市场的机会是不平等的,从比较贫穷的阶层提升的机会是不平等的。第五,公共政策对起点的公平关注不够,各方面改革不到位引发过程的不公平。民众接受效率优先形成的结果不均等,对公共管理“错位”和“越位”造成的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深为不满。进一步地,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是结果不公平的重要原因。第六,已经造成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是机会的不公平,人们的天赋和潜力很难发展为创造力,较大比例地转为失业和社会救济,也是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之一。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不平衡,与收入分配差异过大...
楼继伟直言收入分配不均
一项由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执笔的课题研究成果指出,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该成果对中国收入分配情况分析如下:第一,目前中国反映收入分配相当不均,但是从城乡分别来看,两个部分各自的差距不是很大,但是综合在一起就达到0.46,这说明主要是城乡差距造成了基尼系数的扩大。第二,收入差距拉开的速率非常快。第三,相对于收入分配来说,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人们主要的不满是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徙的机会等等的不公平。第四,过程的不公平最为严重。人的发展机会是不平等的,进入市场的机会是不平等的,从比较贫穷的阶层提升的机会是不平等的。第五,公共政策对起点的公平关注不够,各方面改革不到位引发过程的不公平。民众接受效率优先形成的结果不均等,对公共管理“错位”和“越位”造成的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深为不满。进一步地,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是结果不公平的重要原因。第六,已经造成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是机会的不公平,人们的天赋和潜力很难发展为创造力,较大比例地转为失业和社会救济,也是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之一。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不平衡,与收入分配差异过大也有一定关系。每单位GDP的增长所能包含的就业机会在最近若干年之内是不断减少的,就业机会减少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
两税合并后外资吸引力将不会下降
对于在企业所得税统一以后,对外资的吸引力会不会下降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杨元伟在中国税务学会举办的“纳税人论坛”上表示,外商投资决策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市场潜力,二是政局稳定情况.三是劳动力成本,四是土地附加资源价值,五是优惠政策。这次企业所得税制度统一过程中,保持与周边国家相对较低的税率水平,同样可以使税制在优惠政策调整情况下依然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同时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对现有外商投资企业给予适当的过渡期照顾,最后实现平稳过渡。从以上几方面考虑,有理由认为企业所得税制度统一并不会对吸引外资带来太大负面影响,不仅不会影响对外资的吸引力,还会提高吸引外商投资的水平。论坛上,IBM公司大中华区税务经理彭飞表示,外商投资企业所关心的是制度改革后的连续性和持续性,以及有关政策在改革过程中是不是符合国际惯例。
应适当限制外资进入地产业
《证券时报》发表尹中立文章认为,应适当限制外资进入地产业。他认为,2003年以来,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并且调控效果不显著,外资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外资除了通过直接购买国内的不动产或从事房地产开发之外,还通过向国内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的方式影响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他认为,我们的政策重点主要集中在房价的高低以及住房结构的调整上,而没有对外资的因素给予充分的重视,其实,外资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国家应该出台政策限制外资进入我国的房地产行业。文章认为,应该采取适当措施限制境外资本进入房地产市场。第一,应该将外资购买国内房地产列为资本项目管理范围。目前,我国对境外资金购买国内房地产视同一般贸易项目管理,这在全球的近两百个国家中是不多见的,应该尽快将外资购买国内房地产列为资本项目管理。第二,加强对房地产投资基金的管理,限制国外投资基金大量购买国内房地产。第三,加强对外资房地产公司外债规模的管理,应该修改现行的有关政策,废除外资房地产公司境外融资的超国民待遇规定。
国企改制应谨防外资化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指出,目前,在国有企业改革重组过程中,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成为主要路径。在加快国有企业改组改制的同时,也加剧了国有企业被外资化倾向。白津夫认为,国有企业被外资化有以下负面影响:首先,国家的经济控制力受到挑战。如果国有企业大多被外方控股,那么国家对企业的影响力将十分有限,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会大大削弱。其次是弱化了国企的自主创新能力。外方控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自主”的否定。三是加剧企业的离心倾向。国企也罢,民企也罢,如果大多数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外资手中,那么这种失控带来的是企业国家意识的淡泊,进而加剧企业的离心倾向,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四是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影响。外方控股有时是恶意的,是为消灭竞争对手而来。外方控股进一步强化了产业畸形发展,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会带来不利影响。
金融改革不能抄袭外国模式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李若谷在“2006中国金融高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选择何种金融发展模式成为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关键。他认为,中国金融业在较长时间内还不得不坚持由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制,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中国近几年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大体为1比5左右。中国主要的资本积累是通过银行进行货币创造实现的,间接融资在中国融资结构中居主导地位,这是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适应的。从长远来看,中国应该在发展间接融资的同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但是目前发展直接融资还受到供求两方面多种因素的制约,还需要进一步为直接金融的发展创造条件。李若谷认为,中国应该吸取部分国家照搬西方模式,过快实现融资结构跳跃式发展的教训。中国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应该着重强调适合金融业发展的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和企业环境的培养,重点是市场的培育。采取的策略应该是在现阶段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大背景下,坚持以间接金融改革为主的方向,同时继续培育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应该是转变银行业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战略,集中解决银行业治理结构缺失和风险管理能力偏弱、自律性差的问题,通过制度创新、业务创新和技术创新,提高中国银行业的自律性和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