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父亲于1950年分配到县银行工作,当年就拿了全县珠算大赛的第二名。之后很快被提升为主办会计、会计股长。
1957年末,市行认为县行里有一笔账务处理有政治问题,就派调查组来追查此事。经调查,责任是行长的。调查组连夜召开全行职工大会,撤掉行长一切职务,并由父亲临时接任其工作。
大家向父亲表示祝贺,但父亲一直默默无言。
父亲一夜无眠。第二天清晨,他急匆匆地起床,又急匆匆地赶路,5点多的时候,在八里外的小轮码头,挡住了调查组一行。
调查组长高兴地握着父亲的手:“你这么早赶来送什么,过两天我还要送任命文件来呢。”
父亲迫不及待一口气说出了自己想了一晚上的话:“账是按照会计制度做的,我和行长都没有错误。如果因为这个我被提拔,那我就背叛了会计制度。”
父亲和调查组激烈地争辩。调查组只得又返回行里。
之后调查组重新作出决定:经重新调查,责任主要在我父亲,撤销其会计股长职务,划为右派,拉板车改造,月工资由51元降到15元。因为父亲这样做,不但使自己坠入了深渊,也把调查组推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两年后,政治风声有所减弱,加之父亲“改造”得不错,行里让父亲重新回到了会计岗...
父亲于1950年分配到县银行工作,当年就拿了全县珠算大赛的第二名。之后很快被提升为主办会计、会计股长。
1957年末,市行认为县行里有一笔账务处理有政治问题,就派调查组来追查此事。经调查,责任是行长的。调查组连夜召开全行职工大会,撤掉行长一切职务,并由父亲临时接任其工作。
大家向父亲表示祝贺,但父亲一直默默无言。
父亲一夜无眠。第二天清晨,他急匆匆地起床,又急匆匆地赶路,5点多的时候,在八里外的小轮码头,挡住了调查组一行。
调查组长高兴地握着父亲的手:“你这么早赶来送什么,过两天我还要送任命文件来呢。”
父亲迫不及待一口气说出了自己想了一晚上的话:“账是按照会计制度做的,我和行长都没有错误。如果因为这个我被提拔,那我就背叛了会计制度。”
父亲和调查组激烈地争辩。调查组只得又返回行里。
之后调查组重新作出决定:经重新调查,责任主要在我父亲,撤销其会计股长职务,划为右派,拉板车改造,月工资由51元降到15元。因为父亲这样做,不但使自己坠入了深渊,也把调查组推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两年后,政治风声有所减弱,加之父亲“改造”得不错,行里让父亲重新回到了会计岗位。恢复了职务的行长私下找父亲谈:“老潘,你那右派划得有些冤枉,先给你‘摘帽’,然后再想法平反吧。”
父亲坚决不同意:“我是会计,按会计制度办事没有错。我不是右派,要平反就平反,不存在‘摘帽’问题。”因为“摘帽”只说明改造好了,平反则说明当年右派划错了,说明坚持会计制度是对的。
行长无奈地说:“那我争取吧,但你以后一定要谨慎。”
那时候,县里电力供应极不正常,煤油灯是必备品。灯罩易碎,但限于条件,行里规定一年只能换一次。行长不到一年就打碎了灯罩,他瞄到职工老张有一年多没换,便叫他来报销。不知谁透露了消息,父亲接过老张的发票反复地端详,老张急得直叫:“9分钱的发票看什么?能看出个花来?”父亲不吭声,逼急了才哼一句:“发票又不是你的。”歇了一会又冒出一句:“假账我不会做。”
“什么假账,9分钱也叫假账?”老张不依不饶。
“1分钱也是假账。我不能背叛会计制度。”父亲脸胀得通红。
“行长白对你好了。你这右派想当到底了。”老张急得大叫。
又僵持了一会,父亲额上慢慢沁出了汗,艰难地从口袋里掏出9分钱,排在桌上,又慢慢地撕掉了发票。
因这件事,父亲到了1978年,才成为全国最后一批摘下右派帽子的人。这个时候,当年父亲的下级,已经全部成了父亲的上级,有的还成了省行、市行的领导。
1998年,父亲退休。在欢送会上,父亲不好意思地嗫嚅着说自己这些年进步很慢,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年轻的新行长站了起来,向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满含深情地紧握着父亲的手:“我们国家正因为有你这样一批永不背叛会计制度的老同志,才有了今天的进步和发展。”然后送给父亲一副他亲手书写的对联:“三十八年过去,未说假话;一万多个日子,不做假账。老父亲接过对联,双手颤抖,一个劲地说:“此生足矣!此生足矣!”
2002年4月13日,父亲去世。他走时很安祥,只带走了那副对联。
责任编辑 刘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