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切观念、思想和事物都是抑或将是“后现代的”，那么由它们建构的“我们”就应该是抑或将是“后现代人”，我们的生活也当是或将是“后现代生活”。于是，我——一位CPA——在好奇地阅读了《后现代转向》（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著，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西方思想史》、后现代思想家福柯等的文字后，试图解读后现代的“我”和“我”的后现代审计生活。虽然后现代的读物之于我，是晦涩兼抽象的，但它们还是建构了我的思想：我所审计的世界，或许不过是文字、图表、数字拼凑和渲染的纯符号世界，而我自然可能是被符号逗弄或蒙蔽的审计主体。

后现代社会：符号的世界

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什么？我想当是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周遭世界。自然科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等矢志探索真实世界及其意义，而大部分的我们则“且用这现成的世界”，为生、为人类厘定的价值去建构世界。我不怀疑我体验到的“自己的真实”，也不怀疑我体验和触摸到的我之外的真实。然而，个体所体验的真实却大部分不是靠眼见和体触，而是靠“符号”。当商品被商品的包装和广告隐藏，事件被媒体的文字隐藏，人的面部表情隐藏在网络世界制造的面部表情之后，可体验的真实就被符号替代了，世界不再简洁地分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它可能是三重世界：客观自在的世界、符号构造的世界和主观理解的世界。符号世界为我们主观世界所构建，意在诠释客观世界，然而，它现在却发挥了“能动的”建构作用：藏掖或覆盖客观世界，主宰我们及我们的生活。社会忙碌地生产“符号”，我们自然地、被动地消费“符号”。后现代社会，我们生活在符号的世界里。

现代公司制：构造符号世界的系统

在小吃店消费一份担担面，店老板断然不会怀疑我消费的真实性，因为他在店里亲自经历和体验了我的消费。合伙和独资之类的自营也如这小吃店一样，主要利益主体都直接感知经营活动及其利益的真实。当合伙和独资的财力、精力和智力已负载不了不断膨胀的人类需求时，社会就奇妙地造出了公司制，资本所有者和资本使用者也因此有所分离。一些利益主体用资本构造交易活动，而另一些利益主体坐等分割交易活动带来的好处。众多利益主体远离了经营活动，靠阅读描述经营活动的那些符号（报表、公告）了解经营活动及其带来的财富。现代资本市场和公司制的结合将利益主体与经营活动之间的距离推向了无限远，符号世界开始不受交易世界拘束，幻化出美丽前景，让我们去购买它幻化出来的那个世界的“股票”。符号背后的利益主体因此实现了不劳而获的理想。不过，公众投资者并不总是讨厌这种自由的、没有交易拘束的符号，反而有时乐于消费它。当他们已购买了一家公司的股票时，也许根本不看重该公司经营活动的真实前景，而只希望描述经营活动的符号世界不会破灭，能够继续迷幻其他投资者——直到自己抛售股票。由此而见，以为公众投资者都关心公司经营活动的真实面貌，可能根本就不是事实。

公司制聚合了巨额财富，财富收买了人的私心，私心生产了自由的、不受交易活动拘束的符号。一个利益主体的财富仅仅因为符号幻化出来的前景就转移给了另外的利益主体，公司制也因此成为了符号制造工程。安然也罢，银广夏也罢，那些利益主体就是用符号建构投资者的活动。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众多所谓的资本经营高手几乎都是制造符号的高手，他们积累财富的全部秘密即在于“以符号为杠杆撬动和攫取巨额财富”。包装上市！是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之初公司制符号幻化功能的贴切写照。

治理结构：限制符号的自由

公司制在制度设计上还是考虑了对符号自由的限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治理结构。在公司内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共同控制、监督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活动，也包括控制和监督描述交易活动的信息符号（包括财务报告在内的一切文字和图表等）的制造活动。公司制的这种安排力图将公司的经营活动限制在法规、契约预定的轨道上，并将信息符号的制造活动限制在“写实经营活动”的轨道内。在公司外部，社会审计是保障符号写实经营活动的最有力的制度安排。不过，社会审计安排至少因两方面的重要原因难以实现其制度理想：一方面，审计主体自身又是参与财富分配的利益主体，获取财富是其根本目的，而监督“会计信息写实经营活动”只不过是实现该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社会审计的财富来源是从事交易活动和符号制造活动的管理者，而不是远离交易活动和符号制造活动的那些利益主体。在公司内部，董事会和监事会常常要么是个别利益之代表，要么是其个人利益之代表，而不是外部公众利益之代表。股东会是公司内部的最高权力机构，但遗憾的是这个机构的一切决策只能依赖于公司管理者生产的信息符号。换句话说，股东会的大部分决策都是建立在符号基础上的。当社会审计失效，而符号的反映结果与经营活动的相符程度没有被真实检验时，股东会的决策主要就是由管理者所制造的符号所建构的。股东会自己难以识别符号是写实经营活动，还是幻化经营活动。而且，就大众之大众而言，股东会又是个别利益之代表，而实非大部分股东之利益代表。股东会本身因此也就是另一种不见实体的虚拟符号：一个保障投资者利益之象征符号。

消灭公司制：最后的构想

公司制造就了经营活动和信息符号两重世界。我们寻求各种治理措施，力图让信息符号与经营活动并行不悖。只有当一种制度腐败透顶，我们才会回顾制度本身，而这之前都是制度内革新。我们对符号造假的治理实同于政治改革和革命。主要措施不外乎改造公司制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消除“一股独大”，设置独立董事，制定严刑峻法，都是具体实例。当一切内部措施使用完毕，对公司制的革命就应该到来了：消灭公司制或超越公司制。

社会审计：发现符号的秘密

社会审计的直接对象就是财务报告——文字、图表等组成的符号。一切账证的核对、比率或比较分析，都是符号之间的相互印证。但这些符号编织的世界有时候是内在协调的，如同小说家用文字成就的情节、人物等在逻辑上常常无可挑剔。因此，社会审计之根本不是停留在这些符号上，而是检验符号呈现出来的“财务世界”与经营活动造就的实际“财务世界”是否大致相符。有些时候，符号显示有那么美好的财务状况，而什么经营活动也没有发生；有些时候，经营活动世界是这样的，而符号世界却是那样的，存在很大偏离。社会审计就是要发现并矫正这种不一致，其重心是探寻财务报告这个符号世界背后的经营活动世界。对此，制度审计、风险审计都无例外。然而，难点也正在这里。一切经营活动都是历史的，一切符号都是历史备忘录。经营活动分析，要以历史记录、同业记录为基础；函证，须从其他主体那里获取记录；盘点，需要以历史资料倒推；询问，要让亲历交易的人回味历史；如此等等。我们说探寻经营活动世界的秘密，实际不过是从财务报告狭窄范围内的符号起走得更远些——会计个体内部其他的描述经营活动的符号以及会计个体之外的其他主体描述经营活动的符号。这里我们会发现，社会审计不过是建立在这样一些理想假设的基础上：第一，更大的符号系统比更小的符号系统（前者包容了后者）更容易出现逻辑矛盾。更大的符号系统涉及更多的人、物和事件，舞弊不容易，造假也更容易出现马脚。因此我们应当从账证（符号）核对延伸到其他记录经营活动的资料（符号）。第二，并非人人都有犯错误的动机。函证、询问、资料的相互印证，事实上都以此为基础。如果这样的假设不成立，社会审计就难以发现真假。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在侦察、司法过程中，有许多悬案和冤假错案，突显了“理想假设”未必总是可实现的。很多大型工程，虽亏空甚多，但审计记录工程活动的那些资料可能发现不了任何问题（甚至永远也无法发现）。在这里，我想提醒审计人员自戒：有永远无法发现的真实！我们发现的问题不过常常是一种“合理的怀疑”！

世界浩淼，符号冗杂，常使人看不见真实，但我们可合理地怀疑。

责任编辑 闵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