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23 作者:张连起 (作者单位:中瑞华恒信会计师事务所)
[大]
[中]
[小]
摘要:
按说,我是不该碰这个题目的。学术界向来是神秘的象牙塔,会计研究的繁荣景况一时无两,岂是我辈扒着门缝窥探所能望之一二的?我担心传来一声与当年阿Q“同志”听到的一样的断喝:你也配?!于是,怯怯地从短衫里捏出两个理由:其一,去年,我写过一篇关于注册会计师实务界的十大问题,人称惜乎少了学术一隅,而今续写会计学界十大问题,岂不破镜重圆耶?其二,我乃世俗中人,与会计学界素无瓜葛,信口雌黄并无从中渔利之虞,小D说得,咱说不得?遂释然。我相信学界先生不会因此频生啧烦,而是兼听则明,和我一起站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下面。
以下,便是管中窥豹之“十大问题”——
1、教育平台:浮躁日积,沽名钓誉
先是大学升格热。全国各地的财经院校不约而同地出现过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大学、学院升为大学的升格热,似乎全然不屑于财会人才的分层结构,目标一齐指向“高级专门人才”。且不说这些学校是否具备升格的条件,试想众多财经院校致力于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奔突”,有关方面周密地考虑过社会的需求吗?
然后是学院热。原来的一些单科性学校本来学科设置就比较狭窄,为了显示大学的品位,纷纷下设诸多学院,结果不...
按说,我是不该碰这个题目的。学术界向来是神秘的象牙塔,会计研究的繁荣景况一时无两,岂是我辈扒着门缝窥探所能望之一二的?我担心传来一声与当年阿Q“同志”听到的一样的断喝:你也配?!于是,怯怯地从短衫里捏出两个理由:其一,去年,我写过一篇关于注册会计师实务界的十大问题,人称惜乎少了学术一隅,而今续写会计学界十大问题,岂不破镜重圆耶?其二,我乃世俗中人,与会计学界素无瓜葛,信口雌黄并无从中渔利之虞,小D说得,咱说不得?遂释然。我相信学界先生不会因此频生啧烦,而是兼听则明,和我一起站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下面。
以下,便是管中窥豹之“十大问题”——
1、教育平台:浮躁日积,沽名钓誉
先是大学升格热。全国各地的财经院校不约而同地出现过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大学、学院升为大学的升格热,似乎全然不屑于财会人才的分层结构,目标一齐指向“高级专门人才”。且不说这些学校是否具备升格的条件,试想众多财经院校致力于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奔突”,有关方面周密地考虑过社会的需求吗?
然后是学院热。原来的一些单科性学校本来学科设置就比较狭窄,为了显示大学的品位,纷纷下设诸多学院,结果不过是将系的“小名”换成学院“学名”而已,某些学校还出现一个系派生出两个学院的情形。一时引得好事者揶揄道:咱们学校没“系”(戏)了!如果是个别学科齐全的学校倒也罢了,偏偏是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乐于此道。既增加了教学成本,也分散了教学资源。你想,对于会计与管理类的共同科目,原来属一个教学组所辖,如今拆分成两个学院后师资“割据”,教学研讨和交流活动难以有效开展,除了显示其“大”外,怕是找不着更有益的理由吧。
最后是“箩筐热”。有人说,“市场经济是大箩筐,杂七杂八都往里装”。事实上,目前的某些财经大学似乎也有大箩筐之嫌。具体表现为:一是为了获取官员的支持和企业家的资助,不惜降低门槛让官员、企业家谋取学位,学校成了官学、商学相结合的俱乐部;二是在利益导向下举办各种各样的非正规教育,什么职业培训班、成人教育、学位课程班等(这不应是普通高校的主业),规模越来越大,“速成”越来越快,“专卖店”一举蜕变为“百货店”。且不说挤占正规教育的资源无异于生态环境中的“乱砍滥伐”,照此下去,市侩气便生生覆盖学校这片圣地了。
2、学术官僚:交叉感染,近亲繁殖
蔡元培先生说:“学校非贩卖学问之机关”;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学何谓大?非有大楼,而有大师焉。”当今大学会计大师渺渺,所见不过幢幢大楼矣。学校俨然是一个行政机构,人人竞相争当学校管理和学术管理的官僚,结果造成官衔大于学衔,学术声望附属官阶位级。一些原先学术平平的人当了官后学术声名大增,官的大小与学术“话语霸权”正相关,优秀学术成果评比每每由具有官衔的人遴选。学术权威近乎边缘化,学术精神被官僚哲学传染,学术水平和学术风气面临每况愈下的危机。
学术官僚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学而优则仕”。让那些学术尖子做“双肩挑”干部,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学术研究,可能还会妨碍行政事务的效率。一代鸿儒钱钟书曾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素心之人,心无旁骛,专心致志,而一旦成为官员,多了些“荤心”,学问便再难建树了,最多,做个后台老板(研究交给学生)。
与学术官僚化比肩的,是近亲繁殖。从教授到副教授,从博导到助教,从学科带头人到普通教员,你可以发现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本校毕业生。教授留自己的弟子在身边,等弟子做了教授、博导,弟子的弟子又留在身边。全系教师大多皆可唤作“师兄”,有的还是自己的“师叔”,而“师爷”依然硬朗,真可谓子子孙孙无穷尽矣。对于这种“近缘格局”,手中握有人事“生杀予夺”权力的掌门人总有自己的理由,那就是:自己的学生,自己比较了解。这是非常勉强的理由,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打算去了解别人。
学界的近亲繁殖,类似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此以往,会变得温和而缺乏活力。学术乃天下公器。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知识交流的过程中,存在着典型的“报酬递增”现象,每个人拥有的知识不仅没有在交流中减少和散失,而且能够获取和吸收别人的知识,甚至能够产生各方都不曾有的新知识。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交流,乃至争鸣和批判,是学术健康发展所必需的条件,是培养创新人才和大学者不可缺少的氛围。师出同门,学术风格、研究思路、知识结构等相近,不好意思批评别人的观点,更不敢公开发表学术争鸣文章;还滋生出占山为王、排斥异见的成分,顺我者留,逆我者走。“山头”越立越高,势力越来越大,而气氛却越来越沉闷,学力越来越下降。在校学生很难得到各路高人的指点,无从接受其他门派学术观点的启发,所学者少,所见者寡,视野短浅,思路窄仄。
3、会计研究:范式窠臼,一叶障目
会计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着传统范式的束缚。范式(Paradigm)在方法论上,是指在某学科内被一些学者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手段。检视西方会计研究的发展过程,范式经历了从会计假设起点向会计目标起点、从规范研究向实证研究、从研究会计行为向研究会计政策选择和经济后果的演进。在当今转型经济条件下,人们试图革新原有的范式使之能够适用于新问题,同时又试图学习和借鉴新的理论范式,但现有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还没有摆脱旧有范式的局限。比如,近年来,会计研究范式极为推崇实证研究,非实证研究论文甚至不被称之为理论研究。于是,“伪实证研究”大行其道,似乎只要文本嵌入一些数学模型(往往是舶来的复制品),参考文献中包含大量西方实证研究的注释,研究成果才显档次。
规范研究无用了吗?规范研究主要采用归纳演绎的逻辑方法,形成一系列以文字描述的、以定性结论为主的指导会计实务的规范性结论。规范理论从会计活动的规律性出发来概括出一系列理论性概念,构成了评价现行会计实务,指导未来会计准则制订的基础。从假设起点论到目标起点论,从AAA的“基本会计理论”到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无一不是规范研究的经典。
实证研究万能吗?实证研究是指研究者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收集和分析公开的、重复的信息,运用严格的定量方法,对命题进行证实或证伪,从而达到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的目的。实证研究借助于数理统计方法,研究结论具有可靠性。但这并不表明实证研究就无往不胜。因为,实证研究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存在着不能反映经济变量之间内在联系的可能性;所采用的假设检验方法存在着“原假设为真却被拒绝”、“原假设为假却被接受”的可能性;样本选择存在着重大偏差的可能性。在寻求数学工具处理复杂的会计问题时,往往注重于数学模型的逻辑推演,忽视对数学模型的经济解释,研究结果容易脱离实际。
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不在于方法的优劣,而在于研究者“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学风。早在30年代,费孝通先生以历时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写成实证研究的经典——《江村经济》(英文本书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至今无出其右。而今一些被冠以实证研究的会计学者,分发低水平的调查问卷,随意选择样本与剪裁数据,得出令人感到云里雾里的结论,看上去论文很漂亮,却不是真实世界的阐释。
至于一些随笔性的文章,更被认为与学术研究无关。然而,往往是这类文章因思想之花绽放而流布深广,比如经济学大师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尽管没有引入数学模型,也缺少严格意义上的推理,但你不能说这不是“实证”,你甚至以为作者“亲历”后的经验提炼,也可叫作“理论研究”。
总之,我们需要真正的科学研究,即使是规范研究,像1926年12月10日杨汝梅(众先)所著《无形资产论》,被欧美学者奉为圭臬,以至会计名家佩顿(W.A.Paton)在其所编《会计大全》(Accountant’Handbook)中数次引用,岂不足以为中国会计界的无尚荣光?!纵使是时髦的实证研究,倘若求证的是类似“云多了要下雨”、“人累了要休息”的无价值命题,除了敝帚自珍外,谁会送上廉价的喝彩?
4、成果评判:量化指标,顾此失彼
学术管理数量化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问题是不能失之于简单,非得规定每人每年要发表几篇文章,以及在哪些核心期刊上发表才作数。职称评定时照例也规定一些数量指标。搞得学者们疲于应付,无踏实心做真学问。上有所好,下必效焉,粗制滥造者源源不绝。其实,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最好是看他(她)写的什么?写的怎么样?20世纪的大学问家陈寅恪先生留学返国时,没有文凭,也没有一定“数量”的作品,还是被另一位大学问家梁启超先生举荐到清华大学,梁先生道:寅恪的几百字文章胜过我一生写的书。
但是,也不能剑走偏锋,片面以为少即是精。现在会计学界又出现另外一种现象,学术成果多的人被怀疑是学术泡沫、学风浮夸者。尤其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自己不钻研学问却总喜欢以邻为壑,学风浮夸便成为他们攻击别人的最好借口。似乎文章写得少,就自然精。事实上,国外稍有资历的会计学者,其名下都有一大串文章,这可在检索文献时得到印证,尽管其中有些是工作论文。因此,繁荣会计研究既要遏制只追求数量的恶习,又要防止少即是精的怪论,作到数量和质量并举、两翼齐飞。
5、选才聘用:封闭运作,取向偏颇
几乎所有的财经院校都已经实行职称聘任制,但是职称评聘的激励作用被封闭化、终身制抵消。因为一方面职称聘任只是限于本单位的人,聘来聘去还是那几个人,这样就失去了聘任的实际意义;另一方面,虽说聘任有年限和解聘的条款,但基本上是一聘定终身。难怪有人说,“职称闪闪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人还是那些人,校还是那个校,纵然多拨款,学术长多少?”
原来评聘职称,“破格”的原因多是年龄不够,换言之,其他条件均佳,就是少活了几年;现在开始“拨乱反正”,超过规定岁数其他条件再好也不行,年龄又成了原罪。有关财经人才的考察标准,一看出身,重点院校优于一般院校、部属院校优于省属院校,即便你就是佩顿第二,如果毕业于省属一般院校,照样不能在重点院校任教;二看学位,博士是基本条件,照此办理,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定无资格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自学成材的梁漱溟先生也成不了北京大学教授;三看英语,英语好优先;四看是“海龟”还是“土鳖”,“海龟”优先。有些财经院校选聘人才时开始排斥本专业毕业生,却喜欢数学和理工专业毕业生,选才的首要标准是至少有数学或理工专业的学习经历,似乎不如此便无法进入主流的实证研究领域。
创新,是会计学生生不息的动力。严谨(缺乏创新精神的严谨),不啻是平庸者的护身符。某些评聘行为,未能形成激励创新的传统。一个“评”字,凸显的是评者与被评者的人为因素。平庸者由于找不到明显缺陷而入选,而创新人才经削足适履而弃之,学术腐败乘虚而入,逆向淘汰效应得以显现。
6、外语工具:反客为主,因噎废食
应该说,会计学界出现的外语热,与其他学科一样,是国际交流与学术开放的必然结果。然而,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把外语推向极至的做法有些反客为主的味道。各种职称评定、晋升或进修,外语是必考科目,甚至是惟一考试科目。外语水平的高低成了识别财会专业水平的标尺,成了炫耀与粉饰的“资本公积”。
财会专业的学生至少将一半的时间花在了外语(主要是英语)上,为了通过四、六级或国外五花八门的考试,外语书是天天读,月月读,年年读,专业课几成副课。研究生被退学的或拿不到学位的,很少有会计科目不合格,大多数是因为外语不过关。上至“知天命”者,下至弱冠者,纷纷舍会计学术钻研而念念不忘外国语。凡遇到需“卡”人的事情,必祭出考英语之剑,必设置一定的不通过比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大学图书馆的财会专业外文书刊却很少人看。为外语而外语成了财会人士的学习方式,能够用英文教学正在成为财会教师的“素质”要求。试想,脱离专业功底的外语运用充其量是一个美国农民。外语终究只是工具,使用工具的人安能被工具所囿?
一言以蔽之,万般皆下品,惟有外语高?——非也!
7、会计教育:手段陈旧,内容单薄
从教学方法来看,单一的“填鸭式”的讲授给学生以死记硬背错误信号,使其只知道一堆结果,至于其中的机理、脉络则不得而知。可谓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十不得二三。
就不断变迁的会计教育环境而言,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科学明确的教育目标,即对于需要适应环境及如何适应环境欠缺纲领性的统筹规划。而继续沿用以“黑板会计学”为导向的会计教育目标,显然已无法适应新的教育环境。缺乏清晰的、符合实际需要的会计教育目标的结果,容易使整个会计教育系统茫然失措,乃至南辕北辙。
会计课程设置的矛盾十分突出,主要体现在:(1)专业课与基础课的比例失调,传统意义上的专业课较多,而诸如会计思想史、会计法学等提升境界的科目较少;(2)重实务和会计制度诠释,轻培养学生理论功底;(3)相关专业课的设置存在明显的遗漏;(4)专业课之间的内容重复;(5)职业道德案例教学缺失。
专业方向的设置极不规范。早在20世纪80年代,教育主管部门就已将会计类专业的名称统一规范为“会计学”,但有些院校仍然设立了颇具“诱惑力”的专业名称。专业界限划分得过细、过窄、过分强调局部特征和实用性,培养出的人才知识结构单一,与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的要求不符,牺牲了通才教育和智力开发。
教材的编修与使用体系混乱。我国公开出版的各类会计教材不胜其数,但大多教材结构、内容雷同;有关院校忽视教材本身的逻辑体系,在教材选用上具有极大的随意性。
8、疏离实务:曲高和寡,闭门造车
会计学界与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等实务界的联系松散,没有建立一个固定、长期的合作关系,因而使会计专业的实践性环节未能形成一个良好而持久的运行机制。这是会计学界疏离实务的第一原因。
其次,某些会计学者潜意识中有看低实务的倾向,以为会计实务不过是“引车卖浆者流之事”,惟有纯而又纯的理论才是阳春白雪,才能高屋建瓴基于此种指导思想,其研究方向喜欢定在被实务界认为的“冷门暗器”上。如XX与XX之关系,XXX之我见,云云。
会计学毕竟不像自然科学,由基础研究总揽全局。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的研究者,不能不贴近剧烈变动的会计环境,不能不贴近需求者的偏好,不能不贴近会计市场的诉求。闭门造车,车不能行也。
值得说明的是,某些会计学者悉心营造“独孤求败”的氛围,但并非为了给实务界留下学问精深的印象,而确是特定学问非科普读物使然。
9、学术腐败:移花接木,欲盖弥彰
新编民谚:“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天下文章一大抄,东西南北任我行!”抄袭和剽窃几乎成了一些会计学者的学术法门,实为中国会计学界的公害,有人称为“学术蝗祸”,足证其泛滥之广。
学者,意即“学习的人”,相当于英语中的“1eamer”。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知,因此,每人每时每刻都是“学者”。然而,因抄袭、剽窃而产生的“缺斤短两”的“学者”,与其说是先天发育不足,不如说是后天营养不良。
财经高校学术抄袭的方法包括:“全篇搬用法”、“偷观点偷思想——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署名抄袭法”、“重新组装法”、“名编实抄法”、“抢先发表法”等等。
人们大都认为抄袭剽窃等问题在那些学术水平低的学校或年轻的学人身上才会发生,但不可思议的是,包括一些最好的学校和科研机构,都已出现过或潜伏着此类丑闻。
10、学人操守:诚信失守,预计负债
在2001年6月19日《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头版头条上,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约瑟夫·埃利斯教授对伪造自己越南战争的经历表示道歉》。埃利斯教授是哪方神仙,竟然引起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的如此厚爱?原来,就在两个月前,他最新的一本畅销书《建国之兄:革命的一代》(Founding Brothers: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荣获普利策历史奖。对通常默默无闻的历史学家来说,能获得这样图书奖往往是名利双收。
可就是这样一位有全国影响的历史学家,居然曝出一件丑闻——在学校的课堂上编造自己参加过越南战争的故事。埃利斯在美国著名的“七姐妹”女子学院之一--MountHolyoke学院讲授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文化课时,经常谈到自己在越南的经历,绘声绘色地告诉他的学生,1968年3月16日美军在美莱屠杀越南平民(My Lai massacre)前夕,他正在附近地区参加野战排的清剿作战。一个学生后来回忆到,当他们听到埃利斯谈到美莱时,“把全班都镇住了,我们惊叹道:‘天呀,他在美莱,那里发生的一切必然深深地影响他’”。为此,学生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埃利斯的西洋镜终被揭穿,他的学生大呼上当,表示对这样一位有名望的教授编造自己的经历来欺骗他们而深感失望。在《波士顿环球报》揭露了这一自吹自擂的假话后,埃利斯通过他的律师发表了一份道歉声明。声明说:“即使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错误也在所难免。对于不存在的我去过越南的说法,我深表歉意。对这件事及有关本人生涯中的其他失真现象,我想向我的家庭、朋友、同事和学生表示道歉。”
反观我国会计学界,一些学者的经历、学历等信息失真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对于一个为人师表的人来说,这意味着诚信原则的失守,在其学术生涯中,预示着将要发生或有损失,按会计准则的规定,应贷记一笔“预计负债”!
行文至此,想起已故著名会计学家杨时展先生的话:“我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关心自己的人格、道德和价值。人生到底应该怎样度过才算有价值?会计上,资不抵债要破产,我想人的一生中,如果奉献不抵享受,恐怕也只能算是一个破了产的没有价值的人,一个道德上有问题的人,一个人格不高尚的人。这个想法经常使我想起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出、处、辞、受四个字上那种十分严肃、守身如玉的功夫,并在一些问题上保持一点我并不总能做到的比较不苟的态度。”
我想说的是,中国更多的会计学人,正看护着他们的学术声名。
责任编辑 刘黎静
相关推荐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甲11号院3号楼 邮编:100036 电话:010-88227114
京ICP备19047955号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0967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署)网出证(京)字第31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