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两千多年前那个曲阜老头儿说:“五十而知天命”,“五十而学易”。“五十”之于人,意味着饱经了人世间的炎凉沧桑;“五十”之于新中国会计,也演绎了许多坎坷与放达、沉郁与欢悦、无奈与觉醒、极端与理性、无为与有为的变奏!
新中国的诞生,使“除旧布新”的莫大希望在各个领域激荡、升腾。因之,会计界急于摒弃原有的学科理论及方法。章乃器先生率先在《大公报》上撰文,主张以收付记账法取代借贷记账法,并将收付记账法称为“自己的簿记原理”;之后,会计属性的大讨论厥为一时气象——会计究竟是有阶级性的,还是非阶级性的,抑或是“双重性”的,论者各执一端。苏联专家“以革命的名义”声讨:“在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中间,关于经济科学的阶级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目前还散布着关于许多经济学没有阶级性的这种论调”,“这是完全错误而又十分有害的论调”,“苏联的经济就证实了这一点,在苏联,会计已经逐渐取得了只为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所特有的形式和技术”。阶级斗争理论和苏联模式的阴霾笼罩着这片并不神奇的会计之地……
1956年后,会计界开始怀疑和摆脱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勇气日渐抬头,关于会计对象的讨论...
两千多年前那个曲阜老头儿说:“五十而知天命”,“五十而学易”。“五十”之于人,意味着饱经了人世间的炎凉沧桑;“五十”之于新中国会计,也演绎了许多坎坷与放达、沉郁与欢悦、无奈与觉醒、极端与理性、无为与有为的变奏!
新中国的诞生,使“除旧布新”的莫大希望在各个领域激荡、升腾。因之,会计界急于摒弃原有的学科理论及方法。章乃器先生率先在《大公报》上撰文,主张以收付记账法取代借贷记账法,并将收付记账法称为“自己的簿记原理”;之后,会计属性的大讨论厥为一时气象——会计究竟是有阶级性的,还是非阶级性的,抑或是“双重性”的,论者各执一端。苏联专家“以革命的名义”声讨:“在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中间,关于经济科学的阶级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目前还散布着关于许多经济学没有阶级性的这种论调”,“这是完全错误而又十分有害的论调”,“苏联的经济就证实了这一点,在苏联,会计已经逐渐取得了只为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所特有的形式和技术”。阶级斗争理论和苏联模式的阴霾笼罩着这片并不神奇的会计之地……
1956年后,会计界开始怀疑和摆脱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勇气日渐抬头,关于会计对象的讨论成为又一个中心话题,并逐步形成了与当时中国经济环境相符的“资金运动”观。此次讨论的结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代表了当时中国会计学人对会计对象研究的主流思潮。
不幸的是,随着政治气氛的不断浓厚,会计记账方法的优劣及“记账方法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之视点,从书面讨论发展到实践上的“革命”。借贷记账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剥削阶级和繁琐哲学的象征而遭受批判乃至遗弃,会计也一度被戴上了“管、卡、压”的“桂冠”。
“大革文化命”的历史一结束,以记账方法的拨乱反正为发轫,会计界开始步入了踔厉风发、风吹别调的新时期。这期间,“信息系统论”和“管理活动论”两论并立,代表了中国会计理性与科学的复归!
1988年后,会计界从定义、职能、对象、原则等概念层面的务虚研究,转向与国际惯例接轨、建立会计准则体系的务实运作。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说,历史是惊人地相似,五十年前耳熟能详的“原则”又成为今天的高频用语。会计,不再单调。
时下最流行的实证研究,颇似早年胡某先生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时下最热闹的CPA,也正与谢霖先生对接。——人间世事,岂一个“转”字了得!
当然,历经五十载风雨的新中国会计,虽然不言知“天命”,却也早已是“不惑”了。未来的路该如何走,相信大多会计人已看得很真切明白。前方虽非坦途,但既已迈开双脚,就不会再回头。
五十年的中国会计,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