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落日余晖之中,我国会计界一代名师杨纪琬老先生于1999年2月6日乘鹤西去。榻前送别,泪眼依稀。缕缕哀思,悠悠怀念。
我和杨老,翘首相识于1952年召开的全国企业财务管理及会计会议,他是讲解会议文件的老师,我是与会听讲的学生。50年代中期,共青团中央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杨老等几位在财政部工作的专家,成为我等敬仰和效法的楷模,惜因工作岗位不同,无缘面受教诲。直到1979年,财政部恢复会计制度司,承杨老不弃,得以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工作。20年中,虽工作环境等有种种变迁,我有幸始终随其左右,耳濡目染,深受教益。
杨老堪称当代中国会计泰斗,不仅在国内享有崇高声誉,也为当今国际会计界所敬仰。他一生迷恋于会计事业,自诩为“会计迷”。正是他迷而忘我地为开辟和发展我国的会计事业奋斗,从而有了他在会计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和创见,在会计实务领域的不断改革和前进,在会计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的卓越贡献,以及在会计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开拓和建树。我们缅怀杨老的成功与业绩,敬仰他为新中国会计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同时,我们更加缅怀和敬仰他的精神、作风和品德。
杨老的成功,首先在于他具有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人们在评说...
落日余晖之中,我国会计界一代名师杨纪琬老先生于1999年2月6日乘鹤西去。榻前送别,泪眼依稀。缕缕哀思,悠悠怀念。
我和杨老,翘首相识于1952年召开的全国企业财务管理及会计会议,他是讲解会议文件的老师,我是与会听讲的学生。50年代中期,共青团中央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杨老等几位在财政部工作的专家,成为我等敬仰和效法的楷模,惜因工作岗位不同,无缘面受教诲。直到1979年,财政部恢复会计制度司,承杨老不弃,得以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工作。20年中,虽工作环境等有种种变迁,我有幸始终随其左右,耳濡目染,深受教益。
杨老堪称当代中国会计泰斗,不仅在国内享有崇高声誉,也为当今国际会计界所敬仰。他一生迷恋于会计事业,自诩为“会计迷”。正是他迷而忘我地为开辟和发展我国的会计事业奋斗,从而有了他在会计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和创见,在会计实务领域的不断改革和前进,在会计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的卓越贡献,以及在会计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开拓和建树。我们缅怀杨老的成功与业绩,敬仰他为新中国会计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同时,我们更加缅怀和敬仰他的精神、作风和品德。
杨老的成功,首先在于他具有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人们在评说新中国50年会计事业的光辉成就与发展中,不会忘记杨老和闫达五教授共同提出的“会计管理活动论”。这是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是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发展会计理论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一理论观点,对近20年来我国会计理论和实务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我以为,正是这一创见,体现了杨老开拓创新的无私精神和勇气。新中国的会计,受苏联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影响至深,“会计是经济管理的工具”或“重要工具”的观点,成为传统观念并在我国畅行30年;改革开放后,西方会计在我国迅速传播,西方会计理论权威们提出的“信息系统论”成为我国众多会计理论工作者所推崇的、似乎不可逾越的“经典”。“管理活动论”面临着“传统”和“新潮”的双重挑战。如果没有不唯上、不唯书、只求实的创新精神和理论勇气,这个观点是势难提出并坚持和发展的。当然,杨老除具有非凡的理论勇气外,还具有深厚的财政经济、财务会计理论根基和丰富的会计工作实践经验,“管理活动论”也正是他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与现代会计实践相结合探索“会计本质”的理论升华。
杨老的成功,是和他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和作风分不开的。新中国会计在会计核算方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它所借鉴的,一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会计核算模式,一是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市场经济会计核算模式。在这两种会计核算模式的借鉴中,都遇到同一问题:是全盘照搬、照抄,还是结合中国国情?杨老作为设计中国会计核算模式的参与者、组织者、领导者,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前者有“一边倒”的政治导向,后者则有“会计无国界”和“拿来主义”等种种呼声。如何决断?对此,杨老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在设计各种会计核算制度时,总是立足于认识和分析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环境、财政经济管理体制和会计工作的现实状况等条件,尽可能提出适合国情并现实可行的会计实务处理方案。他的大部分著述特别是有关会计国际化和中国化问题的论述,都深刻体现了他以中国国情和会计工作现实为立足点,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的思想和作风。
杨老的成功,还在于他的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会计是服务于经济的,经济和经济管理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会计工作的发展水平和状况。但会计之于经济,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会计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将大大促进和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管理的现代化。杨老正是以他在这方面的卓识远见,抓住先机,为中国会计的发展,为发挥会计对经济的促进、推动作用,作出辉煌贡献的。他从新中国会计工作的几次挫折中,深知要维护会计工作的正常秩序、保障会计工作者依法履行职权和充分发挥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唯有加强会计工作的法制建设。为此他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积极落实全国人大代表关于会计立法的提议,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成为我国较早的一部专业立法。还在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刚刚进入中国,他就预见到要扩大对外开放,更多吸引外资或使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中国会计工作必须沿用国际惯例开展审计、鉴证业务,恢复注册会计师制度则是当务之急。据此,他不失时机地拟定文件,对会计师事务所(会计顾问处)的设立和注册会计师资格等进行规范,并积极推动会计师事务所的试点和健康发展,从而使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的迅猛发展成为我国80年代以来会计工作的新亮点。同样,我国80年代以来会计工作的另一亮点——会计电算化,也凝聚了杨老的沥沥心血和远见卓识。
杨老的成功,也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国会计工作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从新中国成立后他步入财政部工作的那一天起,他就意识到了作为中国会计事业最高设计和决策机构的一名重要成员肩负的责任。对工作,他一生兢兢业业,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特别是在他任会计司司长、身处会计改革最前沿期间,更是牢牢把握中国会计工作的发展航向,使之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他深知作为一位全国会计工作的领导人,除将自己所有聪明才智贡献于会计事业外,重中之重是培育会计事业的接班人。为此,他不顾行政领导工作的重压和社会活动的繁忙,毅然亲自担起培养会计人才的重担。他在业务工作中言传身教、指导评点、有问必答、耐心解说,培养了一批能承担重任的业务骨干;他先后担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高级会计人才。为了迅速改变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