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27 作者: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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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同会计界接触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我不断听到会计界的同仁们说起阎达五教授——不论是说到他在会计界的建树,还是提起他治学育人的态度,人们的话语里大都蕴含着一种真诚的赞誉,更有人称阎教授是“三能教授”,即能讲,能写和能亲自组织大型的学术活动。这些对于一名以做学问见长的学者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由此,我便产生了一个采访的念头。在与阎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陈亚民约好后,去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匆匆地赶到中国人民大学,来到了阎达五教授的寓所。一进门,便见一位长者正同几位年青人围坐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学术上的问题。这位长者无疑便是阎达五教授了。我没有贸然惊动他,先坐在一边细细地端详起来,听他侃侃而谈。阎教授中等身材,一身藏兰色的中山装整洁合体,头发虽已灰白相间,但他目光炯然,神情矍铄,语态手势之中显不出一点儿疲倦的影子。我已被阎教授的言语所深深吸引,直到几位年轻人起身告辞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此的目的。经讲明来意,阎教授稍作沉思,便同我谈起来。
阎达五教授于1929年出生在山西省祁县。少年时为了寻知求学,他到了西安并在那里读完了中学。然后,他又考入了当时的私立北平华北文法学院,攻修...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同会计界接触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我不断听到会计界的同仁们说起阎达五教授——不论是说到他在会计界的建树,还是提起他治学育人的态度,人们的话语里大都蕴含着一种真诚的赞誉,更有人称阎教授是“三能教授”,即能讲,能写和能亲自组织大型的学术活动。这些对于一名以做学问见长的学者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由此,我便产生了一个采访的念头。在与阎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陈亚民约好后,去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匆匆地赶到中国人民大学,来到了阎达五教授的寓所。一进门,便见一位长者正同几位年青人围坐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学术上的问题。这位长者无疑便是阎达五教授了。我没有贸然惊动他,先坐在一边细细地端详起来,听他侃侃而谈。阎教授中等身材,一身藏兰色的中山装整洁合体,头发虽已灰白相间,但他目光炯然,神情矍铄,语态手势之中显不出一点儿疲倦的影子。我已被阎教授的言语所深深吸引,直到几位年轻人起身告辞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此的目的。经讲明来意,阎教授稍作沉思,便同我谈起来。
阎达五教授于1929年出生在山西省祁县。少年时为了寻知求学,他到了西安并在那里读完了中学。然后,他又考入了当时的私立北平华北文法学院,攻修法律和经济课程。解放前夕,他同广大热血青年一道,曾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为免遭反动当局迫害,他被迫弃学跑到外地。1949年1月,他又回到北京,进入了刚刚成立的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完全可凭自己的学识谋上一份收入丰厚的职业。但他却感到,新中国诞生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而教育是立国之本。为此,他毅然留在母校任教.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后,他即是会计专业的创始人之一。打那个时候起,他便将全部身心投入了会计的教学和理论研究之中,把自己生命的根深深埋入了教书育人这块沃土,一干就是40余年。任凭着岁月悠悠过,白发根根生,报国创业之心永不变。可以说,这是他几十年来坚定不渝的信念。
阎达五教授作为新中国教育工作者,一直为发展我国的会计教育事业而不懈努力着,为国家培养出了大量不同层次的会计人才。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曾经系统地讲授过多门课程,如《会计原理》、《工业会计学》、《财务管理学》以及《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等等。1983年以后,他作为研究生导师,又开出了《会计理论与方法》、《经济效果与经济核算》、《责任会计》和《财会专题研究》等课程。为了配合教学,使会计理论得到不断地发展和深化,他曾多次组织编写乃至亲自编撰教材。在这些工作中,他对会计教育的改革,提出了许多积自己数十年潜心钻研而得出的独到见解。比如,他根据会计管理论学说,提出了更新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观点。他认为,会计专业应该致力于造就未来的经营管理专家,而不是单纯地培养数据处理人员。因此,整个教学过程就不应仅停留在传授知识的层次上,而要大胆地拓展教学内容,把重点放在实际能力的培养上,使学生在更高层次和更广泛的领域中,获取丰富的知识和实际才干。他在会计理论的教学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和现代管理理论融汇在一起,举一反三,深入浅出。他这种集严谨科学与创新发展为一体的治学态度,深受学生欢迎和推崇。
阎教授是一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颇有建树的学者。他对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极为关注,一旦荻知便潜心钻研,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需要,提出新颖独创的见解。他为创建我国独具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在这方面,他的基本态度是“不炒冷饭,专啃骨头”.他认为,理论研究,永远不能跟在别人后面跑。一定要敢于不断地提出新的见解,并把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投入到指导实际工作之中去。早在50年代初期,他在跟着当时的苏联专家马卡洛夫教学的时候,就于介绍苏联会计理论的同时,开始了创建我国自己的会计理论体系的探索。1956年,他同黄寿宸合作,编写出了新中国第一部公开出版发行的《工业会计核算》教科书,这部教材在汲取外来合理成分的同时,注重结合我国工业企业管理体制的特点和要求,出版后在会计教育界影响很大,被广泛采用。与此同时,他经常深入基层,进行多种形式的调查研究。通过了解经济建设的发展,探索理论研究的着眼点,同时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努力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1963年前后,他设计出了“企业内部经济核算制度”和“工业企业定额成本核算制度”,这是当时我国第一个规范化的核算制度。这个成果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很快在第一机械工业部进行了推广使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阎达五教授还是我国会计管理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1980年,在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同杨纪琬教授合作,发表了学术论文《开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兼论会计学的科学属性》。论文第一次提出了“会计管理”的学说,由此而创立了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独树一帜的新学派。阎教授撰写的《会计理论专题》一书,集中阐述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久,他又撰写了《责任会计的理论与实务》一书,进一步对有关问题做了具体阐述。“会计管理论”学说认为,会计首先是指会计实践,而会计实践则属于重要的价值管理活动,所以,应该从管理的本身来重新认识会计工作的价值,重新思考会计理论研究的内容。“会计管理论”学说的提出,为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共同发展,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它不但在我国会计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引起了国外会计学者的审视与关注。
当我问及阎教授目前手头的工作时,他又和我简要谈起了自己近年来研究的新课题——社会会计和高新技术产业会计。社会会计的研究,在我国原来是一个空白领域,为了尽快填补这一空白,他接受国家教委的委托开始研究。经过反复的酝酿和周密论证,他具体提出了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会计’的总体设想,以及实施这一设想的具体方法步骤。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正逐步向纵深发展。
几十年来,阎教授不但自己在治学上兢兢业业,刻意求新,还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和心血,培养扶持一代新人的成长。他认为,青年人风华正茂,永远是创建和推动事业发展的主力军。他身为多种学术刊物的主编,利用这些条件,努力为青年人提供学习和显露才华的机会。对青年人写来的文章,他总是非常重视,不但恳切地为之提出参考意见,有时还自己斟词的句,参与稿件的修改。有许多青年学生和会计工作者,慕名从全国各地来信向他求教。他不顾自己事务繁忙,总是挤出时间来一一认真回复,从不怠慢,即使在患病期间也不例外。阎教授诙谐地说:“我对年轻人是‘连踢带打’,目的是想让他们跑得快一点儿,他们跑到我的前头去了,未来的事业才有希望!”他是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从1982年以来,他招收的数十名硕士研究生,已经毕业了21名;他还招收了博士研究生8名,已经毕业1名。从1989年起,他又担任了中国与加拿大联合培养会计学和理财学两个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阎教授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主任,目前担任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常委和其它专业系列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还是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专业顾问,并被10多所高等院校聘为兼职教授。他是《会计文库》和《会计理论探讨》等丛书的主编和《会计研究》等学术刊物的副主编。参与编辑了《中国大百科全书——部门经济卷》、《中国现代会计手册》、《经济管理辞典》、《经济大辞典——会计卷》以及《经济监督手册》等大型工具书。他除发表过几部学术专著外,还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他的论文《新形势下会计工作和会计科学面临的新课题》,曾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已经付印的《会计管理理论结构》一书,集中反映了阎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共收入论文29篇,不久即可与读者见面。
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他还利用闲暇热心参加社会活动,经常南来北往讲学授课,指导基层工作。他应邀到过20多个省、市讲学,还经常会见来访的国外同行专家,促进中外会计界的相互交流。60年代,他曾作为中国会计专家赴越南讲学。1986年11月,他又应日本会计专家染谷恭次郎先生的邀请,赴东京参加了日本国际会计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亚细亚大学还专请他到校作了专题报告。亚细亚大学经营学报还发表了他的论文,并给予了很高评价。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我饶有兴趣地问起了阎达五教授的业余生活爱好。他带有几分感慨地笑着对我说:“年青时,我对文体是很喜欢的,只可惜十年的动乱迫使我都把它们放弃了。现在唯一的爱好是在闲暇时看一些现代电影,那些新颖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对我来说也是汲取新知识的来源!”他接着补充道,“我今年虽已六十有一了,已是去日苦多,只想利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工作,也争取多培养出一些青年人才。只有这样,我才会觉得无愧于养育了我的祖国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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