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27 作者:黎昌培 广州军区54263部队后勤处财务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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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1974年入伍,我们部队驻守在中越边境的广西那坡县,担负一线戍边御敌任务。部队驻防线长,高度分散,自然条件差,环境艰苦。17年来我一直在边防工作,从事财务工作13年,曾先后14次受到上级嘉奖,连续5年被广西军区和师、团评为“先进干部”,两次荣立三等功。我们股连续4年被师、团评为先进股,4次被广州军区和广西军区评为“财务管理先进单位”。
一、讲管理,当好理财参谋
部队财务会计工作是一项保障供给的工作,在团里,财务股长是党委的理财助手,如果不懂管理,这个参谋是当不好的。为此,我克服了种种困难,刻苦学习财会业务,用两年多时间学完了军队财务会计的全部课程和地方财会的部分课程。在工作中,我运用学到的知识,注重从实际出发,积极给领导出点子提建议,协助团党委管好家,理好财.
我们部队战备任务重,开源创收的条件有限,所以,解决经费供需矛盾,功夫首先得下在节支上,使有限的经费发挥更好的效益。差旅费和水电费是经费管理中的一个难题,我们团前几年这两项经费共超支13万多元。通过调查研究,主要问题是两个...
我1974年入伍,我们部队驻守在中越边境的广西那坡县,担负一线戍边御敌任务。部队驻防线长,高度分散,自然条件差,环境艰苦。17年来我一直在边防工作,从事财务工作13年,曾先后14次受到上级嘉奖,连续5年被广西军区和师、团评为“先进干部”,两次荣立三等功。我们股连续4年被师、团评为先进股,4次被广州军区和广西军区评为“财务管理先进单位”。
一、讲管理,当好理财参谋
部队财务会计工作是一项保障供给的工作,在团里,财务股长是党委的理财助手,如果不懂管理,这个参谋是当不好的。为此,我克服了种种困难,刻苦学习财会业务,用两年多时间学完了军队财务会计的全部课程和地方财会的部分课程。在工作中,我运用学到的知识,注重从实际出发,积极给领导出点子提建议,协助团党委管好家,理好财.
我们部队战备任务重,开源创收的条件有限,所以,解决经费供需矛盾,功夫首先得下在节支上,使有限的经费发挥更好的效益。差旅费和水电费是经费管理中的一个难题,我们团前几年这两项经费共超支13万多元。通过调查研究,主要问题是两个,一是经费标准低,二是管理跟不上。怎么办,只有加强管理。我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党委建议采用包干管理机制,按人数和路途远近核定差旅费包干数,制定了《差旅费预算包干管理办法》,从而加强了连队的经济责任,强化了外出人员管理,减少了开支。对水电费调整了包干数,制定了《水电费管理办法》,对驻地有水源和没有水源的部队区别对待,减少有水源部队的水电费包干数,让连队充分利用山上的水源,节省了开支。这两项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扭转了年年超支的状况,到1989年,两项经费还出现了节余。
我们部队大都住在高山阵地上,离县城、集镇很远,买菜买肉要翻山越岭,很困难。为解决吃肉难的问题,各连都养了不少猪。1986年以前,仔猪都从地方购买,不仅成本高,而且成活率只有70%左右,全团一年要损失1-2万元。1985年有个连队实了一批猪,由于其中有瘟猪,不但买的仔猪全死了,而且连存栏的大猪也死了,一下子倒了40多头,损失惨重,连长和指导员都痛心地哭了。我想,依靠市场解决仔猪来源,看来不是长久之计,要想办法自己解决仔猪来源。通过调查,我向团党委建议将农场由养肉猪改养母猪,繁殖仔猪供应连队。结果既省了钱又保证了仔猪质量,大受连队欢迎。现在团里仔猪已经自给有余,还出售给当地群众,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讲原则,认真把关守口
团的财务股长,经管着全团的各项经费,官虽不大,权力却不小。如何用好手中的权,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多年从事财务工作的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财会人员,除了自身廉洁之外,最重要、也是最难的是严格执行财务会计制度,坚持原则。1986年上任之初,我就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凡事按章办理,讲原则不讲私情,认制度不认来头,把关守口理好财。
长期以来,我们部队执行国家和军队的财务会计制度是很认真的。但近几年,由于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也有个别思想不健康的人,想占公家便宜,违犯财务规定的事时有发生。一次,团有个部门购买了4000多元的汽车零配件,采购人员报帐不久,这个部门的股长又拿着同样金额、同样器材名称,并且还有领导签字的发票到财务股报销。我在审核中产生怀疑,表示查清后再说。那位股长提醒道:“有领导签字,首长负责嘛。”意思是叫我不要太认真。我说:“首长签了字固然要负责,但当首长不完全了解情况时,我有责任查核清楚,及时报告”。尽管这位股长很不高兴,我还是坚持作了认真调查核实,结果发现这个股有人以不正当手法到地方弄了发票企图重复报帐。我及时把查核结果报告领导并提出处理意见,制止了一起营私舞弊行为,避免了损失。
对不熟悉的同志讲原则,对熟悉的人包括我的爱人,我也一视同仁,严格执行制度。我爱人1989年随军调到我们团服务社工作,年终发了200元的奖金、福利费等。我详细地了解了情况,认定这不符合军队有关规定,就主动做爱人的思想工作。团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的爱人也在服务社工作,我也向他们汇报了情况,最后都把款退了回去.
我执行制度,对一般干部是这样,对领导也一样。前两年上级拨了一笔给基层的专款,事情办完后还剩下几千元。个别领导提出把这笔钱用于干部生活补贴.我不同意,我说只能专项用于边防建设。这位领导生气了,说了我一顿,我没吭气。事后我向这位领导汇报了总部和军区的有关规定,取得了谅解与支持,还是把钱用到了边防建设上。
几年来经我核减的开支达48000多元,有人问我:“你这么使劲抠,个人一分也捞不着,还得罪了不少人,到底图什么?”我说:“我们国家底子薄,国防费来得不容易。咱们团的经费本来就少,如果不精打细算,部队最低需要都难以保证。我是共产党员、财务干部,宁愿撕破脸皮得罪人,也不能让国家和集体利益受到损失。否则,上对不起党和国家,下对不起全团官兵!”
三、讲服务,全心全意为基层
部队财务工作也是一项服务工作。就是通过搞好经费供给和管理,为干部、战士服务,让他们生活得好一点,各方面的条件能有所改善,保持旺盛的精力,去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戍边御敌任务。因此,我始终把为基层服务作为财务股工作的指导思想,千方百计解决连队的困难.
1987年春节期间,驻守在中越边境海拔1351米高的一个连队,因公路大面积塌方,交通中断,驻地又无银行机构,节日生活费用和工资津贴无法领取。我知道后,心急如焚。为了让一线阵地上的官兵们过个好年,我立即带着一名助理员,携带!万余元现款,翻山越岭,跋涉一天一夜,终于赶在过年的前一天把钱送到了阵地。战士们非常高兴,激动地说:“股长送来的不仅仅是钱,送来的是党和人民的温暖。”1987年,有个连队由于管理不善,伙食费超支2万多元。为了扭转该连局面,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连队蹲点,帮助他们查找超支原因,制定措施,健全制度,严格管理。一年后,这个连队不仅弥补了超支,还结余1万多元。
近几年来,司务长改由战士担任,为了提高司务长的业务素质,我提议团里组织培训,并抽时间为他们备课、讲课。从1986年至今,每年举办训练班2-3期,将全团司务长轮训了一遍;对个别新手还进行单个教练。同时,我还结合业务检查进行讲评,手把手帮助他们。经多方努力,大大提高了司务长的业务水平和管家理财能力。
四、讲廉洁,不牟私利不贪占
执行制度要严,首先自己要廉。作为财务股长,要为部队管好家理好财,很重要的一条在于能否管住管好自己。我时常告诫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能以工作之便贪财谋物,不以职务之便捞不义之财。我爱人随军前,我的工资加边防生活补助共160多元,爱人每月只发40多元生活费,全家月收入200元出头。要赡养两家老人,妻子、孩子生病,加上两地分居来回跑的路费开销,生活确实困难。由于战备任务重,工作忙,当兵以来,我很少回家,春节也都在部队过。因此,大多是我爱人来部队休假。从湖南到广西那坡,路途遥远,一趟的花费就要好几百元。股里的同志见我家庭经济困难,几次要我将妻儿来队的花费作为特殊情况在股里报销。我知道,正人必须先正己,打铁须得自身硬。我说:“你们是一片好心,但不能因为我家里有困难,就搞近水楼台,我管的是团里的经费,不是我个人的钱,损公肥私的事,绝对不能干。”近几年,消费水平提高了,机关干部办公大都用上了公文包。股里的同志见我平时下部队总是背着一个军用挂包,建议买一个公文包,我总是一笑了之。担任股长以来,我从没有动用公款为本股人员购买过物品,也没有私分过一分钱.
有人劝我说,只要我这个财务股长当得“活”一点,一夜之间就可以发财;有人笑我傻,说我守着财能“捞”白不捞。确实这种机会我也碰到过,但我始终认准了这么个“死理”:不义之财送上门来也不能要,不该得的实惠唾手可得也不能捞。一次,驻地一名商贩提着名牌烟酒找到我,要借5万元现款到云南贩烟,7天偿还,并许诺事成之后给我2000元好处费。我告诉他:“私借公款是违反财务会计制度的事,一分钱也不行。”这个商贩不甘心,嬉笑着展开了攻心战,说:“听说你当了十几年兵,连彩电、冰箱都没有,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何苦呢!”我说:你这2000元,对我也许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共产党员的党性,军队财务干部的职业道德,不是钱能买得走的。我虽然穷点,但我不要不应该得到的东西,这是我做人的信条.你走吧,以后别把手往我这里伸。”商贩无奈,只好提着东西,悻悻地走了。
五、讲奉献,为边防贡献青春
有人说,当兵吃亏,“苦了妻子,误了孩子”.我的爱人随军前在湖南冷水江市一家玻璃厂工作,由于效益差,工厂临濒破产倒闭,工资发不出。一家三口,还有两家老人的赡养,给我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给爱人压上了日夜操劳的重荷。由于长年劳累,爱人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1988年3月,她因心脏病突发,昏倒在家中厕所内长达11个小时没人知道。厂里负责人见她没上班,四处打听找不到人,幸亏邻居破门而入才把她救醒过来。住院期间,爱人单位给我连续拍来4封加急电报,要我立即回去照料.这时正巧部队战备紧张,财务工作繁忙。我含着泪悄悄把电报放进口袋,始终没有向组织提出回家的要求,只是给家里寄去了100元钱。雪上加霜的是,我的儿子出生后患一种疑难病,双眼长期无刺激性流泪。爱人拖着病体带着儿子四处求医,而我却远在千里之外爱莫能助。爱人在信中埋怨说:“你呀,也许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但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爱人的责怪是可以理解的。可我是军人,是一个守卫边防的军人,如果碰到家庭困难,大家都不愿意在个人利益上作出点牺牲,那边防由谁去守?国家哪来的安宁?军人本身就是一种牺牲,一种奉献,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更是如此。
考虑到我家庭的情况,前些年转业回乡后任副县长的同乡好友,为我联系了县财政局副局长的位置,多次来信催我转业。正巧此时部队组织全团官兵到烈士陵园扫墓,面对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牺牲的烈士,我心里翻腾开了:他们也有父母、妻儿,为了祖国的安宁,他们战死疆场,埋骨青山,把生命永远献给了边关,他们又得到了什么?自己是党组织多年培养的党员,既然组织上没有安排自己转业,就要安下心来,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有什么理由打退堂鼓?我便毅然地给爱人和亲友去了信,说:“国事、家事,国事为大,事业、官位,事业为重。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边防建设需要我干多久,我就干多久。”我不仅没有要求转业,而且做通了爱人和亲友的工作,于去年8月份,为爱人和孩子办理了随军手续,调到那坡县安家落户。
1989年,我们团后勤处长转业,空出了个位子。在团的几名股长中,我是年龄最大、任职时间最长的,不少人都认为我是处长人选,这回该上了。可四个月后却调来一位资历比我老的同志当处长。团长担心我会闹情绪,找我谈话,我态度十分明朗地说:“我在部队干决不是为了当官,我能不能升是组织上的事。在工作中我依然象以往一样热情,积极配合支持新处长工作,得到了领导和战友们的好评,年终总结时荣立了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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