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27 作者:杨纪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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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每逢佳节倍思亲,共和国诞辰41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却新中国会计制度奠基人、财政部第一任会计制度司司长安绍芸。又恰逢安绍芸诞辰九十周年,我们倍加思念这位新中国会计界的开拓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1日,财政部正式办公。当年年底,财政部成立会计制度处,安绍芸被任命为第一任处长。1950年9月,经政务院机构编制委员会核定,财政部组织机构进行调整,由设处调整为设司,会计制度处调整为会计制度司,1951年4月安绍芸被任命为第一任司长。在财政部由党外人士担任司长职务的,安绍芸同志是最早的两人中的一个。当时的财政部第一副部长戎子和向部长薄一波汇报,薄一波问:“这个人的学问怎么样?”戎子和说:“第一流。”薄一波又问:“工作态度怎么样?”戎子和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薄一波说:“那就当司长。”从1949年12月起,直到1957年7月,7年半中的2700多个日日夜夜,安绍芸全心全意扑在新中国会计事业上,在共和国最艰难的三年恢复时期和至今仍为人们深深怀念的“一五”时期,为新中国会计创业史写下了开篇的、艰难的、光辉的几页。追寻新中国四十年会计发展史,人们不能忘记五十年代;五十年代会计发展史,人们又怎能忘记...
每逢佳节倍思亲,共和国诞辰41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却新中国会计制度奠基人、财政部第一任会计制度司司长安绍芸。又恰逢安绍芸诞辰九十周年,我们倍加思念这位新中国会计界的开拓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1日,财政部正式办公。当年年底,财政部成立会计制度处,安绍芸被任命为第一任处长。1950年9月,经政务院机构编制委员会核定,财政部组织机构进行调整,由设处调整为设司,会计制度处调整为会计制度司,1951年4月安绍芸被任命为第一任司长。在财政部由党外人士担任司长职务的,安绍芸同志是最早的两人中的一个。当时的财政部第一副部长戎子和向部长薄一波汇报,薄一波问:“这个人的学问怎么样?”戎子和说:“第一流。”薄一波又问:“工作态度怎么样?”戎子和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薄一波说:“那就当司长。”从1949年12月起,直到1957年7月,7年半中的2700多个日日夜夜,安绍芸全心全意扑在新中国会计事业上,在共和国最艰难的三年恢复时期和至今仍为人们深深怀念的“一五”时期,为新中国会计创业史写下了开篇的、艰难的、光辉的几页。追寻新中国四十年会计发展史,人们不能忘记五十年代;五十年代会计发展史,人们又怎能忘记安绍芸。时至今日,会计界的同行们仍一致公认,四卞年来,我们的会计工作走的是五十年代开拓出来的道路。是五十年代的基石,垒起了今日新中国会计制度的大厦。回顾往事,历历在目,人们怎能忘记当年会计制度的总设计师安绍芸。
1957年8月,安绍芸积劳成疾,脑血栓致使半身瘫痪,离开工作岗位。这位杰出的会计专家,过早地离开了工作岗位。从那时起,整整十九年卧床不起,1976年7月离开人世。这不能不是新中国会计事业的一大损失,人们也无不感到深深的遗憾。
四十年前的共和国,还刚刚诞生于襁褓。在国民党留下的满目疮痍的国土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已濒临于破产之境。冰河初开,百废待举。不知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命运的巧合,安绍芸这位在旧中国饱经沧桑、追求“教育救国”、曾担任上海五所著名大学会计学教授的知识分子,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管会计的司长。共产党看到他的,就是薄老说的两条:有为人民服务的本事,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需问什么出身,也用不着再翻档案。而安绍芸最早看到的共产党,就是1949年5月在上海露宿街头、纪律严明的入城解放军,心有灵犀,义无反顾,他认定在这些人身上寄托了中国的希望,愿与之肝胆相照,共同奋斗终身。
那时,东北早已解放,并且建立了以钢铁、机械、煤炭等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开始了以支援解放全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经济管理人才。1949年7月,以雍文涛、谭伟、林里夫三人为首的东北会计招聘团来到了刚解放的上海,请曾经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担任上海市第一任财政局长的顾准推荐一位著名的会计专家带队去东北。顾准立刻想到了安绍芸,但顾及这位名教授能否放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前去艰苦的东北,另外也不知安绍芸对共产党是否坚信不疑,他建议雍文涛与安绍芸面谈。于是,雍文涛约好时间,登门拜访。谁知两下一见如故,满怀壮志的安绍芸对新中国的会计发展充满了乐观希望,当场拍板,订下协定,即日启程。在林里夫的陪同下,安绍芸等一行数人,于1949年10月上旬到达天津。此时,接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一个电报,请安等不到东北,即刻到北京来。由于电报简短,不详原因。到北京后,才知道是陈云同志的意见。当时陈云兼任中财委主任,这位高瞻远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身经百战之后,想到了恢复经济、发展经济都需要会计专家,一听说从上海组织了一批会计专家去东北,就立即下令给中财委输送一部分。当时,中财委设立了一个计划局,曹菊如担任副局长,准备在计划局下成立一个成本价格处。安绍芸到达北京后,即去中财委报到,受命筹组成本价格处。就在筹组期间,又一道令下,去财政部。原来,当时在财政部有一个苏联专家库图佐夫,说在苏联,会计是由财政部管的,这批会计专家还是应该到财政部来。薄一波欣然接受这个意见,向陈云同志要来了安绍芸等人。就这样,安绍芸等七人,在1949年12月来到了财政部。
面对旧社会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毛泽东发出了恢复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号召。陈云提出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方案。陈云的统一方案中,包括了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度、统一现金管理,当然也包括统一会计工作。可是,会计工作怎么统一?当时,在“共产党手里的经济”,主要是将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敌、伪、逆产业没收为国有财产.在这些大约2800多个企业中,不仅会计帐目混乱、币值混乱,连记帐方法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单式记帐、有的是上收下付、有的是英美方式、也有的是中国式的倒轧帐,更有相当的是无帐可言,根据这些会计资料,根本无法进行管理。除此之外,便是汪洋大海的私有经济,新政权除了向他们收税,其会计工作管不着。面对这种情况,苏联专家有苏联专家的建议,国人更有国人的想法。当时财政部分工由王绍鏊副部长领导这部分工作,他征求安绍芸的意见。安绍芸提出:要统一会计工作,先统一会计制度。根据这个意见,财政部于1949年12月30日,设置了会计制度处,统管全国的会计制度工作。从此,开始了新中国会计史的第一章。
从那时起,安绍芸把整个心思放在了新中国的会计事业上,夜以继日,忘我工作。2700多个日日夜夜,砥砺琢磨,锲而不舍,神思遨游在会计的王国,忘却了一切。这是共和国会计创业史上辉煌的七年,也是安绍芸生命之火最旺盛的七年。
只需要看看安绍芸案头上的工作安排,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位创业者的艰难和辛勤。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同日公布了《中央金库条例》。
1950年3月9日,政务院中财委发布《关于草拟统一会计制度的训令》,指出,现在各企业单位的会计制度十分紊乱,严重地影响了经济核算制度的贯彻,使计划与管理遇到许多阻碍,要求中央各企业主管部门,分别就所属企业及经济机构草拟各单位的统一会计制度草案及有关的规则和帐簿、报表、单据的格式,由财政部设置专门机构统一审查,报中财委核定施行。一道令下,安绍芸案头上堆积着各部送来的如山的待审查的会计制度草案。铁道部、邮电部、轻工业部、重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农业部、贸易部、交通部、燃料工业部、卫生部、人民银行、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出版总署……,一本本制度,一张张报表,一行行字迹,日落日出,披星戴月,安绍芸的办公室里,无数个灯火不灭之夜。道路已经开辟,事业无限兴旺。手下一个又一个新制度的诞生,仿佛看到共和国一幢又一幢大厦崛起,他们觉得是最大的享受。这时,一切都置之度外,时间、只有时间才是最宝贵的。为了加快审查进度,并且保证质量,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启发了他们,安绍芸建议财政部成立由各方会计专家组织一个会计制度审议委员会,1950年4月25日这个委员会宣告成立。嗣后,多次召开会议,一个一个地审查了各部送来的行业统一会计制度,安绍芸为之付出了全部心血。
1950年10月27日,财政部召开了全国预算、会计、金库制度会议,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讨论会计工作的全国性会议。安绍芸为之操劳得几乎倒下。1951年公布了总预算会计制度和单位预算会计制度,这是新中国公布的第一个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实践就证明,以安绍芸为代表的财政部一批会计专家,完全能够胜任全国各项会计制度的审查。曹菊如建议,今后所有属于财经系统和非财经系统的企业主管部门之统一会计制度的制定和改进会计制度工作,均授权财政部统一主持办理,由财政部审定后即公布施行,不必要报中财委和政务院。政务院接受这个意见,在1951年1月6日,以政务院的名义发布了命令。此后,安绍芸等一批会计专家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951年11月1日,财政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企业财务会计会议,开了24天。讨论了国营工业企业统一会计报表、统一会计科目。会前、会后,安绍芸又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这些统一制度,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模式的基石。
创业伊始,该有多少头绪。建立在一片废墟上的年轻共和国,又有多少艰难。安绍芸这一代社会主义会计界的拓荒者,该是多么艰难,又是多么可贵。
清产核资,是共和国建立后在经济工作上的一件大事。周总理一声令下,全国动员。从1951年6月一直搞到1952年底。全国财会人员全力以赴。安绍芸在这场弄清“家底”的工作中,又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参与清产核资各项制度的拟定、办法的提出、表格的设计,同时,还草拟了《国营工业企业材料会计处理办法》、《关于国营企业未使用和不需用固定资产保管费等会计处理办法》、《关于处理呆滞材料所用会计科目和分录举例》,为共和国的“建家立业”建立了功绩。
“一五”期间,建成1万个项目,其中694个大、中型项目,社会主义建设在起步。“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确立。安绍芸的工作热情在燃烧,并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奉献。不断地完善企业会计制度,建立基本建设会计制度,拟定成本核算办法,总结班组经济核算经验,推广凭单日记帐,实行材料余额核算法……,多少事,从来急。安绍芸在工作中确实是用生命在拚搏。公私合营的锣鼓声,给人们带来了社会主义的春天。但怎么解决公私合营的会计处理办法,安绍芸为之绞尽脑汁,从实践中总结了一套中国式的会计处理办法。1956年2月24日和4月10日,财政部先后发布了两种《中央主管部门所属公私合营企业标准帐户计划及会计报表格式》,分别适用于“四马分肥”和“定息”两种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就是安绍芸的杰作。虽然这套制度使用时间不长,但在共和国会计发展史上,却是一件值得一书的事情。
毋用更多的笔墨,听听当年主管部长们的评价吧。财政部最初主管会计工作的是王绍鏊,以后是陈国栋、方毅几任副部长。这几位领导一致同声赞扬,安绍芸办事既有效率、又有质量,学问高,工作热情,勤恳、细致,信得过。因此,安绍芸办的事,极容易在部长们那里通过。安绍芸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从几位主管副部长身上学到许多共产党人做人的道理。数年携手共艰危,此中甘苦两心知。
当然,也还有一些事情,并非单凭工作热情就能办成的。比如,当时遇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传统习惯的影响;一是怎样对待向苏联学习。
会计制度处建立伊始,为部里起草发出的第一个文件,是关于书写数字的分位规定。当时,有两种主张:一是按中国四位数的念法书写,四位为万,万万为亿,万亿为兆;可国际上通用的是三分位法。安绍芸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用国际通用的标法,经部长同意后,发出采用三分位写法的文件。后来,在记帐方法上也遇到麻烦。1950年1月29日,章乃器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主张使用收付记帐法,并且提出了民族化、大众化的口号,颇为“顺乎潮流”。安绍芸认为,记帐方法,涉及千万会计天天都要做的记帐工作,主管会计工作的财政部应该有个意见。从科学化和国际通用化的角度看,还是借贷记帐法好。安绍芸向部领导作了汇报,最后经部领导同意,发出了在企业会计中,统一使用借贷记帐法的规定。章乃器是人民银行的顾问,力主在人民银行实行收付记帐法,一批老专家不太赞同。人民银行的一位副行长与王绍鏊副部长商量,最后安绍芸建议折衷,银行的会计制度可以在收、付后面加括号标明借、贷。这个办法,后来在出现借、贷与增、减之争时,也一直沿袭至今,倒真是个好办法。
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安绍芸认为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是老大哥,中国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为此,他五十岁带头自学俄文,十分刻苦,并且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能自己翻译俄文。1951年4月6日,苏联会计教授马卡洛夫来财政部作《社会主义会计实务》的报告,安绍芸认真听讲。平时在工作中,他有许多问题都是虚心地向维纽阔夫、塔塔连科等苏联专家请教。但是,他认为不能一切照搬。中国有中国的具体情况,苏联专家也不一定完全了解,我们自己在工作中要独立思考。他认为,学习马列主义要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如果会计上学苏联,连科目文字也要和苏联的一样,那不是一个好学生。同时,学生超过先生,应该是一般的规律,不是对苏联专家讲的一切都不许越雷池一步。说是这样说,做起来可就困难了。在这个问题上,安绍芸当时受到的压力是相当大的。比如,折旧这个名词,有人从俄文翻过来叫“磨损”,有一个部,坚持说学苏联不能走样,我们的会计制度中不能叫“折旧”,而要叫“磨损”。状告到主管部长那里,最后还是由部长拍板,用“折旧”。还有一个“待摊费用”,俄文原文照译,则是“现在支付的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费用”,如果这一大串作为我们的科目、报表的名称,那真“不堪设想”。安绍芸领着一帮人,琢磨了几天几夜,绝于琢磨出一个“待摊费用”的新的科目名称,“预提费用”也是这样。这两个名词用到现在,不是挺好的么。
我们的共和国,是多么地需要成千上万这样的专家,献身会计事业,献身会计科学。这样一个毕业于清华,早年留学美国,接受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在解放战争还在炮声隆隆的时刻,毫不犹豫地离开上海舒适的生活,应聘去艰苦的东北;在共和国一声令下,就全心全意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确实难能可贵。人们不能忘记,在抗美援朝的紧要关头,安绍芸坚信新中国,紧跟共产党,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当时,有一批留美人员,由于恐美、崇美,曾经动摇。也有的同学、好友前来劝安绍芸退出“共产党的官场,给自己留条后路”。一位著名的会计专家,原已接受中央某部门的聘请,并与安绍芸相约把新中国的会计事业搞好。但朝鲜战场炮声一响,就不干了。可安绍芸任凭风浪起,毫不动摇。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安绍芸确实不愧会计界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精英,爱国主义的杰出代表。1964年,安绍芸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党和人民信赖他,会计界的人们崇敬他。遗憾的是他过早地离开工作岗位,把没有完成的命题留给了他匆匆而过的这个时代。如今,可以告慰英灵的是,老一辈会计专家开创的事业,新一辈正在继续下去,而且将开出更加美丽的花朵。
(本文为杨纪琬口述,丁平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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