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廉吏况钟从苏州知府任上辞官还京时写过这样一首诗：“检点行李一担轻，长安望断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况太守传》）况钟为官清正，一尘不染，该诗正是他的夫子自道。

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的清官廉吏，以临财毋苟得，不取非义财的信仰规范自己的言行，表里一致，身体力行，乃至达到天日可鉴的程度。“事事堪持天日盟”，集中地体现了古人廉政的一条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忠于信仰是廉政的思想基础。

“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道细行，故能成大德。”（《典故纪闻》）廉洁必自小事始。晋代饮贪泉水而清操输厉的广州刺史吴隐之，见妻子于番禺带了一斤沉香，认为伤廉，（因番禺为吴隐之的治下）遂扔香入水。（《晋书》）梁代伏曼暅任新安太守，当地盛产苎麻，为避嫌，家里连麻绳也不留。（《南史》）唐代岭南节度使萧做闻知家里人因病于官厨内取槁梅和药，立即命人赴市买来归还公家。（《新唐书》）宋代包拯在端州为官，端砚系当地名产，他却不持一砚归家。（《宋史》）上述故事的共同点是于细微处见精神。而其防微杜渐的自觉性显然离不开信仰的坚定性。

社会生活中有不少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俗例，其中有些颇有伤廉之弊。封建社会里官场陋习甚多，然而真正的清廉之士决不随波逐流，于是出现了不少涅而不缁、特立独行的廉吏。晋代郡守离职，例有送迎钱数百万，而吴郡太守邓攸离任时却不受一钱。（《晋书》）唐代汴州刺史到任，例以钱二百万实其私藏，而令狐楚为汴帅，却以此款建公廨数百间。（《旧唐书》）明代南京翰林院掌院刘曰宁调任国子祭酒，送母归，属吏进金数千，声称“例也”。而曰宁却坚拒不收。（《明史》）。清代上官及眷属过境，僚属照例办差负责招待。而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家眷途经属县崇安，知县用去招待费二百三十多千钱，左宗棠知悉后，一文不少地还给了该县。（《左文襄公在西北》）上述种种，均属有例在先，取者无罪，顺水推舟饱私囊，庸人何乐而不为？然而，忠于信仰的廉洁者却决不随俗沉浮。胸中自有主义在的磊落襟怀，玉成了他们超凡脱俗的亮节高风，留下了彪炳史册、百世流芳的佳话。

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无可比拟地超过历史上任何阶级，共产党人信仰的坚定性是拒腐防贪的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整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新形势下，尤其需要这种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有了它，就能在歪风起于青萍之末处防微杜渐，在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袭面前操守踰厉，无愧于信仰，无愧于人民，时时处处“事事堪持天日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