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阙”。这是西南联大校歌的结句,1946年5月4日,这个愿望终于成为现实。抗战胜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回平津原址复校。闵庆全教授1944年在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后,1946年10月到北大经济系任教,从助教到教授,迄今已历四十多个春秋。
现在闵教授虽已年逾古稀,但仍在勤奋工作。他不仅担负着教学、带博士生和培养青年教师的任务,还承担着许多社会工作,主要有:全国国民经济核算协调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高等学校高级会计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和北京市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成本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会计学会顾问等。努力耕耘,知识归于人民
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四十多年来,闵教授曾讲授过多门课程。“文革”前讲授过“会计学原理”、“工业会计”、“人民公社生产队会计”、“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工业经济”和“工业企业管理”(最初称为“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等课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虽已年届花甲,为了把余热全部贡献给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这几年又陆续...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阙”。这是西南联大校歌的结句,1946年5月4日,这个愿望终于成为现实。抗战胜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回平津原址复校。闵庆全教授1944年在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后,1946年10月到北大经济系任教,从助教到教授,迄今已历四十多个春秋。
现在闵教授虽已年逾古稀,但仍在勤奋工作。他不仅担负着教学、带博士生和培养青年教师的任务,还承担着许多社会工作,主要有:全国国民经济核算协调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高等学校高级会计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和北京市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成本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会计学会顾问等。努力耕耘,知识归于人民
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四十多年来,闵教授曾讲授过多门课程。“文革”前讲授过“会计学原理”、“工业会计”、“人民公社生产队会计”、“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工业经济”和“工业企业管理”(最初称为“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等课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虽已年届花甲,为了把余热全部贡献给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这几年又陆续开出了“国民经济核算概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财务与会计”、“西方财务会计”、“西方中级会计”和“西方会计资料分析”等新课。在短短的十年里,闵教授还出版了不少书籍,其中主要的著作有《国民经济核算综论》、《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财务与会计》、《国民经济核算》(与他人合作),主要的译作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比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他人合译)。此外,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
闵教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例如1982年在给世界经济专业的学生讲授“西方财务会计”的课堂上,有同学提出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的问题。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确切地说应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数(DJIA),最初在中国报端和广播里出现的时候,人们并不清楚它的具体涵义。那时国内可以见到的各种工具书包括《大英百科全书》、《美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等,对此所作的解释,都简单得不能令人满意。我国出版的有关工具书中关于“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数”的词条,对平均数的计算虽有一定的说明,但对以美元表示的平均数与通常用“点”表示的平均数的关系与区别,仍未提及。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闵教授在1983年8月号《世界经济》上发表了《对美国几种主要股票价格指标的探讨》一丈,不仅对四种道—琼斯平均数(除工业平均数外,还有运输业平均数、公用事业平均数和综合这三者的综合平均数)的计算方法作了全面的详细的论述,而且对美国股票其他各种价格指标的计算方法也作了介绍,对各种股票价格指标作了比较,还分析了股票价格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拓宽了人们对指数的认识。闵教授文中的重要内容,后来在高校的金融和经济统计的教学和教材中都被引用。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在微观会计学方面,关于社会主义会计核算对象的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引起了学术界热烈的讨论。国内外专家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各种见解。北京大学1956年举办第一届科学评奖活动时,闵教授在《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与方法》一文中,在综合论列各家特别是苏联各位专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物质与运动辩证地结合起来,概括出自己关于社会主义会计核算对象的表述,即:“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资金的运动”。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后,得到北大胡代光同志和北京铁道学院殷宗鹗同志的推许,后来又得到王又庄、余绪缨和易庭源同志的支持。闵教授的论文,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然是不可能发表的。现在,“资金运动论”的观点已被会计学界多数同志所接受。
又如闵教授在《论三对会计概念》(载1985年第6期《大连财会》)一文中,把西方财务会计中关于实帐户和虚帐户的概念,社会主义会计学中关于(期初或)期末余额和本期发生额的概念,与西方宏观会计学中关于存量和流量的概念的涵义和作用详细地透澈地作了论述。闵教授认为实帐户与虚帐户的划分,简单明了,概念清楚,容易使用,也就容易被掌握。用时间量纲来划分流量和存量,不仅可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也可用于微观会计分析,本期发生额的概念则是苏联会计学家的创造,而我们对这个概念的作用,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全面掌握这三对概念和它们的关系,无疑有助于我们对微观会计学和宏观会计学的研究。闵教授的这篇文章言简意赅,议论精辟,能突破旧的框框,具有真知灼见,能给人以启发。筚路蓝缕,开拓新学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的空气焕然一新。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引入,作为宏观经济学三个组成部分(理论、政策和计量)之一的计量问题的研究,理所当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1977年,北大经济系领导认为闵教授一直从事于会计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统计学又有一定的造诣,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国内有关这一学科的研究,过去只是从统计的角度对苏联体系的个别指标有过一些讨论,对于西方国民经济核算,可说完全是一片空白,资料也极为缺乏。研究这个问题要从查阅文献,掌握国内外资料入手。首先确定迻译联合国统计局正式公布的三个出版物(SNA、MPS和SNA与MPS的比较)。闵教授参加了第一和第三两个出版物的翻译和第二个出版物的校纂。碰到的第一个也是很关键的问题是正名。对于宏观经济学里的计量,国外有“国民收入会计”、“社会会计”、“国民帐户”、“宏观会计”、“总量会计”和“国民会计”种种提法。闵教授考虑到综合应用会计、统计和数学方法来反映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对外经济关系等各总量及其组成,用“会计”、“帐户”等名称,无论如何都不能概括,又考虑到“核算”既包括会计,又包括统计和业务,正好符合国民经济核算的实际,而不至于使人们误以为纯粹是会计方面的内容,于是提出用“国民经济核算”这样一个名称。其次国外的有关著作中,对这一概念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各有所侧重。闵教授在1980年发表的介绍国民经济核算的论文中,对它的涵义作了比较综合全面的表述。现在,对这一名称和它的表述已被普遍接受。以此为起点,闵教授克服重重困难,搜集了大量资料,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于1980年在国内首次给北大经济系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出了“国民经济核算概论”这门新课。1981年在厦门召开的中国会计学会年会上,闵教授作了《微观会计学与宏观会计学》的报告,阐述了自己关于国民经济核算不仅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工具,而且是建立在微观会计的基础上的,与微观会计学的关系密不可分的观点。这一观点无论是对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实施,还是对会计学的研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教学上的需要,闵教授编出了讲义。1986年,在骆耕漠同志的启发和鼓励下撰写了《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书。该书对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一文献的概貌,它的目的、理论基础、概念结构、指标体系和核算方法作了既简明易懂,又不失SNA原意的表达。1987年,闵教授又以讲义为基础,结合这门学科最近的发展和多年教学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初步经验,对它进行了全面修改和补充以后,写成《国民经济核算综论》一书,详细阐述了构成国民经济核算五个子体系的理论、方法和应用,对SNA、对新MPS和对这两者的相互核算的理论和实例。这是国内这方面的第一本专著。积极参与实践,为改革作贡献
1984年11月国务院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成立。1985年8月召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座谈会,决定成立三个专题研究组,闵教授被吸收参加了综合组,参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设计起草工作,方案要求吸收东、西方两体系的长处,结我国过去成功的经验,设计具有我国特色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历次座谈讨论会上,闵教授根据研究心得,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从方案的指导思想到文字表述,从框架构想到具体表式的建议,都受到了重视,并被融合到了方案中去。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国民经济核算协调委员会”后,闵教授为委员会18委员之一,参加该会的三个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在这些具体活动中,他更深切地体会到提高微观会计与国民经济核算的认识并做好这方面的协调工作的重要性。
闵教授现年72岁,他倡议不用棺、不营坟,将遗体和脏器无条件捐献给国家,以供医学上解剖研究和治疗上脏器移植之用。闵教授为此已立下遗嘱。他不仅把自己的知识无私地贡献给了国家,而且用自己高尚的情操对待身后,为后人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