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28 作者:丁平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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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财务与会计》辟“专访”专栏,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财会人员,介绍我国著名会计专家学者,以此为后来人树立楷模,激励财会战线人才的成长,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编辑部约我写一篇杨纪琬教授的专访时,也就欣然从命了。因为,近六年来,我在财政部一直是在杨纪琬教授直接领导下工作,应该说对杨教授的治学精神、学术观点、工作贡献是比较了解的,写一篇几千字的专访,估计问题不大。
经过几番思索,以“新中国会计工作的开拓者”为题,我开始构思文章。我想,年过古稀的杨纪琬教授,从1935年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系以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将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会计事业。特别是建国以来,新中国会计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着杨纪琬的名字。在共和国四十个春秋中,杨纪琬司长堪称新中国会计制度的奠基人之一;在发展社会主义会计理论研究中,杨纪琬教授堪称成果丰硕的拓荒者;在培育人才的会计教育战线上,杨纪琬老师堪称辛勤耕耘的园丁。他从参与到组织领导了新中国会计制度建设的全过程,从五十年代第一份全国工业企业统一会计制度,到八...
《财务与会计》辟“专访”专栏,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财会人员,介绍我国著名会计专家学者,以此为后来人树立楷模,激励财会战线人才的成长,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编辑部约我写一篇杨纪琬教授的专访时,也就欣然从命了。因为,近六年来,我在财政部一直是在杨纪琬教授直接领导下工作,应该说对杨教授的治学精神、学术观点、工作贡献是比较了解的,写一篇几千字的专访,估计问题不大。
经过几番思索,以“新中国会计工作的开拓者”为题,我开始构思文章。我想,年过古稀的杨纪琬教授,从1935年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系以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将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会计事业。特别是建国以来,新中国会计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着杨纪琬的名字。在共和国四十个春秋中,杨纪琬司长堪称新中国会计制度的奠基人之一;在发展社会主义会计理论研究中,杨纪琬教授堪称成果丰硕的拓荒者;在培育人才的会计教育战线上,杨纪琬老师堪称辛勤耕耘的园丁。他从参与到组织领导了新中国会计制度建设的全过程,从五十年代第一份全国工业企业统一会计制度,到八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会计法》,无不凝聚着杨纪琬教授的心血;我国近十年注册会计师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杨纪琬司长的倡导和精心组织;社会主义中国会计界走向世界,发展与各国以及国际会计组织的交往,杨纪琬教授是探索、开拓、铺架友谊桥梁的先导;他参与创建并主编了解放后我国第一家会计杂志《新会计》;他率先发起成立全国会计学术团体中国会计学会,并在十年里主持了学会的日常工作;他是“会计双重属性”、“会计管理活动”、“社会主义会计制度建设理论体系”、“两权分离条件下会计改革的基本模式”、“五种成本核算方式”等等对发展中国会计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学术观点的提出者;在共和国会计事业的每一个领域里,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至今,杨纪琬教授虽年过七十,但仍然兼有十多个并非名誉称号、而是实实在在需要付出精力的工作职务。诸如: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会计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联合国国际会计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成员,《会计研究》、《会计学丛》主编,财政科学研究所会计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金学院,天津财经学院、东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十多所高等院校兼职教授。辛勤耕耘五十个春秋,至今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所以,我想,“新中国会计工作的开拓者”对于杨纪琬教授来说,不是过誉之称颂,而是求实的写照。
我写好了提纲,收集了资料,等待杨纪琬教授给我一个“专访”的时间。年前曾应允谈一次,但被繁忙的外事活动挤掉了,他远离京都,飞越印度洋,去非洲进行友好访问。后安排在1988年底谈一次,又被紧张的学术活动挤掉了,为了安排、筹备、组织会计原则专题理论讨论会,他连元旦都是在上海度过的。直到旧历龙年的除夕之日,大家都在收拾公文、打扫卫生、准备过年了,杨教授才在会计学会的资料室里,接待了我的“专访”。
当我说了我的想法以后,杨纪琬教授却认为“开拓者”对他是“过誉”之称,他说他自己也是“后来人”,真正的“开拓者”应该是财政部会计制度司第一任司长、我的老师安绍芸。他说:“五十多年前,我在大学念会计,一些主要专业课都是安教授亲授,到四年级,我一边读书,一边当他的助教,还在他的会计统计事务所当审计员。毕业后,1942年我当了教授,在上海五所大学教会计,其中三所大学会计系就是他的系主任。建国始初,我们一起来到财政部,安教授就是会计制度司司长.我开始是副处长,1956年任副司长,一直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遗憾的是他在1957年全身瘫痪,过早地离开了中国的会计事业,那时他才57岁,至今我仍深深地怀念他。我大学毕业走上会计战线,影响我毕生事业的有两个关键:一是教书,因为要教书,所以在理论上要不断充实自己;一是从事审计工作,能够广泛地接触社会、接触基层、接触实际,取得了比较广阔的实践经验。而这两条,都是安教授把我引上路的.我想这两条,对今天财会战线的年轻人,应该是能够有所借鉴的。”
杨老满怀深情的话语,在我心中激起了感情的涟漪。我说,安老是您的老师,您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四五十岁的这一代人,从开始走上会计工作岗位,就对您十分敬慕,翻开各种据以办事的制度、公文,我们的眼前都时刻浮现出您那亲切的形象,我们深深感到这三十多年走过的路程,都有着您开拓的汗水。
窗外已传来阵阵鞭炮声。杨教授不无感慨地说道:“除夕一过,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又老了一岁。我已年过古稀,该是‘告老’之年了。现在我还担任了一部分工作,职务的称谓也很多,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老兵’这个称谓。在会计这一行干了五十多年,多少有点经验,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写出来,对青年人多少会有些参考价值的。”接着他讲了三句话,建议作为这篇专访的中心内容,介绍给读者。
杨老的第一句话是:“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这是《礼记·学记》上的两句话。杨老说,这话还可以加上一句“行然后知难”。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念书时,考试出了十道题,做对了八道,错了两道,得了八十分,成绩甲等,很好;可教书、工作就不能这样了。老师教书,讲对80%,错了20%,那就是一个蹩脚的老师;工作写一篇材料,对八条,错两条,那就要误大事。这五十年中,感受最深的一条就是“知不足”、“知困”、“知难”。特别是有书本知识的人,回到实际工作中去,那就会感到世界很大,自己很小,不谦虚也得谦虚起来。杨老的这些话,使我想起了《会计法》起草过程中的一些事情。《会计法》从1980年开始起草到1985年正式颁布,前后历时四年多,在杨老的直接组织下,二十多次易稿,五次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每次杨老都深思熟虑地提出不少问题。对会计,无疑杨老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对法律,总是隔了一行。他“行然后知难”,当时他已年过花甲,但仍夜以继日,查阅世界各国会计法,翻阅《六法全书》,学习法律的有关知识,向法律专家请教,不断地充实自己的法律知识。五年中,他研究了会计与法律的结合,根据起草《会计法》的实践体会,总结归纳了针对性、可行性、责任可衡量性、重要性、相对稳定性等五条原则,并对用法律规范的形式,表述会计的性质和任务、会计的职能和作用、会计管理体制等问题作了探讨。写出了十万余字的学术论文,为发展我国会计法制建设理论作出了贡献。
杨老的第二句话是:“业精于勤,行成于思”。这是唐朝韩愈《进学解》一文中“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前两句。就是说学业精深来于勤奋,工作成功在于认真思考。杨老说,仅仅感到不足还不行,还要一勤二思。既然觉得不足,就要锲而不舍努力增加知识,就要想尽办法创造做好工作的条件。他举了一个例子:五十年代搞制度.有两个科目取名费尽了脑筋,就是“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这两个名词西方有,苏联也有,那名词可长啦,叫什么“现在支付的为以后创造收益的费用”等,啰嗦极了。在安司长的领导下,几个人整整想了三天,终于用了“待摊费用”、“预提费用”这两个名词。现在看来,这两个名词非常中国化,而且含义确切,通俗易懂,至今大家都很习惯.这虽然是件小事,但却体现了“业精于勤、行成于思”的精神。我想到这些年来,杨纪琬教授在改革成本核算中的一些思考。从1980年中国成本研究会成立开始,他就在琢磨如何改革单一的产品成本核算,直到1984年中国成本研究会第五次理论讨论会上,他才系统地提出“五种成本核算”的理论构思;1986年第六次理论讨论会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改革财务成本,发展管理成本”的具体设想,前后慎思达七年之久。会计改革也是如此.在一片改革浪潮声中,杨教授不人云亦云,1986年他提出了“六个必须”:必须把会计改革纳入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之中,必须针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问题进行改革,必须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必须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必须是渐进地一步一步地进行,必须要为改革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这些指导思想,对正确引导我国会计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杨教授在所著《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建设》的《自序》中的一段话:‘自审每有写作,大都是经过长时期的沉思默索而形成的自己的观点,往往为求此一得之见,历经数月的踟蹰,力求不宥于成见而有所创新,以期无愧于读者。’接触过杨教授的人,大都能感受到他那渊博的知识和处事的才能,我想,这也许正是杨教授五十余年来不断地一勤二思的结晶。
杨老的第三句话是:“自强不息”。这句话出自《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杨老说,上面讲的是指主观的努力,但还有个客观环境的影响。“自强不息”可以理解为:第一、碰到困难、挫折,不泄气,不后退;第二、要独立思考,自有主张,不唯书,不唯上;第三、当你的工作或你的见解不为别人理解时,不埋怨别人,只要你认为是正确的,就坚持;而当发现自己是错误的时候,就勇敢地承认并改正;第四、还要有改革、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举了五十年代“一边倒学苏联”的事例。当时,会计工作强调学习苏联模式,连科目名称也要用苏联的翻译名词。可惜我们当时缺乏“自强不息”的精神,致使工作走了不少弯路。
杨纪琬教授最后谈到:五十年,我就是积累了这三条体会。虽然我自己还不能做到念兹在兹,但我确信,任何人只要能做到这三条,搞学问、做工作,都必然会有成就的。“实至名归”是一个真理。有了“实”,自然会有成就,也自然会有“名”;如果没有“实”,而去追求“名”,即使暂时得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最终也会戳穿“西洋镜”的。
专访结束了,我接受了杨纪琬教授的建议,没有开列“帐单”。对于象杨纪琬教授这样蜚声中外的会计专家,要开列出他的成就的“帐单”,也是一件并非容易的事情。这里,只是把总结他五十多年会计生涯的三句成语奉献给读者。我们从中看到的,不仅是老一辈专家走过的路,而应该是有更多的后人,沿着他们开辟的路继续不断走下去。
就广大青年财会人员来说,我也想借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专访记:对于杨纪琬教授以及所有老一辈专家给我们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应该是“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应该要有十分迫切的心情。在老一辈专家们的传授下,让一代新人更快地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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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