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为节约政府费用，想出了一个“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迴易生利，以给公用”①的办法。规定发给各级官府一定数额的办公经费作本钱，即所谓公廨钱，用以周转取息，所得息钱作为办公费。这样一来，国家财政支出减少了，可是，老百姓的负担却反而加重了。工部尚书苏孝慈等上书指出：“官府以公廨钱物，出举兴生，惟利是求，烦扰百姓”②。唐代沿袭隋制，实行“诸司置公廨本钱，贸易取利”③，结果是贫庶受累滋广。

“公廨钱”制度本意在节省政府开支，减轻百姓负担，何以竞会事与愿违地困扰百姓呢？这是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机构不宜直接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公廨钱制实行后，官府缺公款无以治事，薄俸禄不能养廉。而一些贪鄙官吏乘机以权谋私，盘利百姓，用强迫摊派的“抑配”方式举钱生息，年利息率加上劳费、有高达百分之百者。甚至有“虚立保契，子孙相承为债户”④权力部门的特殊身份使经济活动中的公平原则丧失殆尽，老百姓被迫接受超常的剥削。我国历代王朝大多禁止官吏“与民争利”，虽说是受重义贱利的儒家思想的支配，但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府以权牟利的限制，以维护其阶级统治。

前一时期，有些地方在大力提倡政府部门办经济实体，以创收来改善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福利待遇.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很不妥当。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是肩负管理、监督责任的社会服务部门，其工作人员的报酬理应来自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即由财政支付，而不能象物质生产部门那样自筹。之所以必须如此，一方面是社会分工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因为政府创利弊端甚多：

其一，政府机构有行政管理之权。自办经济实体，在财源、货源、价格、信息诸方面比一般企业有特殊优势。它们参与经营，不利于企业间的公平竞争。

其二，政府机构有监督之权。监督者自办企业，又有谁去监督它？自拉自唱就会失去约束和监督。同时，一旦政府机构与本应受其监督的企业发生了经济利益上的利害关系，它的监督职能便会削弱，往往给不正之风以可乘之机。

其三，政府廉洁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机关工作人员求利心理被强化，克己奉公的意识就可能淡化。这对发扬廉洁之风是很不利的，从根本上说也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公廨钱制与机关创收，时代不同，阶级本质各异，自不应简单类比。但是，从公廨钱制的历史教训中还是可以吸取有益的东西，对于防止和克服政府机关经商的倾向恐怕不无帮助吧！

注：①②《隋书·食货志》

③《新唐书》卷五五

④《唐会要》卷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