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们说,他颇有教授风度:两鬓斑白;头发一律向后梳理,显出并不宽大的前额;两颊清瘦,刻了道道皱纹;鼻梁上的一副眼镜,更为他增添了学者的气质。他就是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著名会计学家、中南财经大学会计系的杨时展教授。
我认识他,是在1983年年底——他即将赴京参加民革中央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当时,我作为学生代表前去欢送他。而这次,我登门采访了他。
“我没做什么。1945年开始教学,1957年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我想在有生之年为党作点贡献,但做得很差,确实不值得写。”
他几乎是否定了自己。语言精炼,明快,毫无老年人的那种暮气。
也许教授之言有些道理。前些年,他曾被推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但由于缺乏专著而未批准(1986年7月,他被正式批准为会计学博士生导师)。不少人提到他时,常用惋惜的口吻说他“只教书不写书”。作为一个名闻遐迩的学者,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这有许多原因。”原在教务处工作的崔本立同志告诉我:“他蒙冤忍辱22年之久,平反后又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第二天就着手...
人们说,他颇有教授风度:两鬓斑白;头发一律向后梳理,显出并不宽大的前额;两颊清瘦,刻了道道皱纹;鼻梁上的一副眼镜,更为他增添了学者的气质。他就是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著名会计学家、中南财经大学会计系的杨时展教授。
我认识他,是在1983年年底——他即将赴京参加民革中央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当时,我作为学生代表前去欢送他。而这次,我登门采访了他。
“我没做什么。1945年开始教学,1957年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我想在有生之年为党作点贡献,但做得很差,确实不值得写。”
他几乎是否定了自己。语言精炼,明快,毫无老年人的那种暮气。
也许教授之言有些道理。前些年,他曾被推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但由于缺乏专著而未批准(1986年7月,他被正式批准为会计学博士生导师)。不少人提到他时,常用惋惜的口吻说他“只教书不写书”。作为一个名闻遐迩的学者,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这有许多原因。”原在教务处工作的崔本立同志告诉我:“他蒙冤忍辱22年之久,平反后又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第二天就着手翻译美国柯柏兰、戴雪二教授合著的《管理会计》一书);1981年下半年,杨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转入审计学研究。这门课停开了30多年,几若重建,他翻译教材,出国考察,办培训班,作学术报告,忙得不可开交。社会活动也增多了。1983年上半年,应有关部门邀请,出任首义业务学校名誉校长。为了替审计学作开创性的工作,要给本校学报《武汉财会》等刊物开设《管理会计》和《审计学》方面的通俗讲话。还挤出大量时间校改别人的著作。你看,他哪还有时间潜心撰述宏篇巨著呢?会计系的王荆州和郭道扬都受过他的热情扶植,你不妨去问问他们。”
一个风雨之夜,在千家街上一间幽静的小屋里,我坐到了王荆州的对面。一谈到杨老的关怀,他就抑制不住满腔激情……
大约是1978年吧,我注意到了一种现象:每当课间操铃声响过,便从图书馆二楼走下一位老头来;一到操场,他就跑个不停。下雨,他就赤足上阵。他有些白发,穿着随便甚至寒酸。我当时不觉一笑:莫不是《红岩》中的疯老头华子良么!再看看他办公桌上的工作日程表,那才叫周密的计划哩!每天的工作时间,写作字数,看报时间,读书时间,安排得有条不紊;另外还有笔记一大堆,都是从书上整理出来的,内容很丰富。我当时很感动,但根本不知道他是杨时展教授(他当时还没平反,在图书馆工作)。
我本人对专业外语很感兴趣,图书馆的老师向我推荐了《美国财务会计原理》一书;一看之后,有了译出来的冲动。但这不仅要精通外语,还要有扎实的会计理论知识,可这两方面我都欠缺。我迫切需要一位既懂英语又懂业务的老先生来指教。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郭道扬老师,他把身边的一位老师介绍给我:“你找杨时展老先生吧!”
我这才知道,这位每天跑步的“老头”就是杨时展教授。他当时就解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并再三鼓励我译完全书。经杨老的指导,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20多万字的《美国财务会计原理》初译稿完成了。我很希望有一位老先生对我这部译著进行系统的校正。我当然想到了杨老!但考虑到杨老重任在身,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而且马上就要去北戴河休养,我不好意思再去打扰!然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杨老主动地找上门来,要求我把译稿交给他,借这次休养之机校阅出来。当时,我激动得简直要流泪了。
杨老一到北京,就将他在车上改好的译稿寄回来。我记得当时有一张字条:“译文有水平。现将不妥之处指出,望速寄下章来。”不用说,译稿上洒满了他的汗水。他校一章,我寄一章,他把在北戴河的半个月时间全花到我身上了。回来后,他再三叮嘱我:要对读者负责,这本书要反复译。这不假,他替我校了三遍,我也抄了三遍。1982年底,这本书由我校出版,可以说,这主要是他的功劳。后来,杨老又给我借了一本名为《国际审计准则》的书,涉及到九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内容,我望而生畏,顾虑重重,但杨老鼓励我,鞭策我。望着他那期待的眼神,我终于豁出去了!我承认,这本书译得较差,象澳大利亚的政体一章,有一半是红的,那都是他校改的。杨老把我译的美、日、澳三个国家的审计准则推荐在《经济管理译丛》上发表了。当我看到自己的名字时,不禁脸红了,那其实是杨老译的嘛!
杨老对青年人事业上的关心是无私的。杨老治学严谨,工作兢兢业业,也许我是得了他的“好处”,所以才赞不绝口,你最好见见同杨老在一个教研室工作的李成章老师。
李成章老师也是服从安排,随杨老改教审计的(他现在是会计系主任)。谈到杨老,他的赞叹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杨老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文和古文。他没留洋,但并不排外,而且对国外的会计和审计理论相当了解。杨老年过古稀,可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写东西一气呵成。他不是写不出东西来,而是没时间写。你听我说一说就知道了。
1982年下半年,财政部委托我院举办“中澳合作审计培训班”,以促进我国审计事业的发展。这个班所用的教材是澳方编写的,必须赶在9月前译成中文。杨老带着我们拚上去了。几个人,主要是杨老,奋战了一个暑期,硬是按期译了出来。培训班办了三期,期期教材不同,杨老就和我们译了三次。
杨老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但坐下来写作的时间太少了。他带了六名研究生,教授《审计学》和《管理会计学》;他还有一些社会活动要参加,这也要花去一定时间。今年湖北省审计局请他去讲课,他连讲了五次,而且不收报酬。他常收到请他审阅文章的信件、文稿,他还要辅导毕业生的论文!比起杨老,我们这些“小字辈”自愧弗如啊!
我感到一阵快慰和激动。因为我的采访对象都能直抒胸臆,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了一位“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老人。我情不自禁地说:“杨老,您应当多写些有份量的著作呀!”
“如果有时间,我当然想写一点东西。尽管我70多岁了。
“你知道,我们的会计学体系,历来都是从会计凭证起到会计报表止.这叫老一套。而严格地说,会计应从会计报表起,接着才是估价……我准备写一部《高等会计学》,对此进行系统的介绍。
“过去我们不要审计,以至现在审计人才奇缺,更无审计教材供学生使用,所以,编写一本较完整的《审计学》是我的最大夙愿。
《管理会计学》的研究,这几年有重大突破,但大多是介绍、翻译西方的理论,即使编写了教材,也是中国特色不够。我想在这一个领域进行一下探索。
“最后的一搏,是编写一部《中国审计史》,进行这种枯燥而又必要的工作,是想为后人研究审计提供一点方便。
“这就是我的写作计划!可以说是雄心勃勃吧?但只怕难以如愿以偿哟!”
对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我感到这个计划的份量。但是,杨老炯炯有神的双眼,节奏明快的语调,透出一股感染人的豪气。“您会如愿以偿的。”而且,您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您诲人不倦、扶植青年的优良品质,不就是一部写在人们心头上的专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