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五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八十三周年纪念日。

《财务与会计》编辑部的同志约我写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我不会写文章，为了怀念周总理对我的关怀和对财会工作的重视，现在把我演出《会计姑娘》的一些情况和周总理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写出来，愿与财会战线的同志们共勉。

会计这个名词，我在旧社会只知道他是管帐的先生，那时我见过的帐房先生，就是给戏班财主和有钱掌柜的管帐打算盘的人。如我们跑码头去演戏住在客店里，管帐的拿着算盘来跟我们结帐，钱多钱少都得听他的，我们唱戏的没有文化，不会算帐，干受剥削。每到开份儿了，会计就拿着算盘跟着财主来后台；下雨阴天了、回戏了，管帐先生都会来后台找我们，为的是先扣钱、少开份子钱……。因此，我们对管帐的先生没有好感，只说他们是帮着财主老板算计人的。后台常说，管帐的一来就没有好事，听见他那算盘珠一响，大伙儿就要吃亏了。解放后，我对会计还是没有正确的了解，就知道他们不再是算计人的了。可我跟会计的接触，不过是每月领薪金、办报销，没有什么更多的认识。

一九六二年召开了全国会计工作会议。那时，正是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时候，这次会议就是根据刘少奇同志的建议召开的。为了配合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的召开，我们剧院排演了评剧《会计姑娘》。为了演好这出戏，我学习了很多有关财会工作的文件和会计知识，认识到今天的会计不是旧社会为地主资本家扒拉着算盘珠算计着穷人的帐房先生，而是为国家和人民当家理财的一门重要的学问。

我演的会计李秀英是一名农村回乡知识青年，她为了当好会计，与不遵守财经制度的错误领导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不怕坏人诬蔑和迫害，坚守岗位，说服了胆小怕事的母亲，到公社揭发了坏人坏事。母亲怕她得罪人，要她“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秀英坚定地唱道：“妈妈你站的高来远处望，莫害怕来莫心慌；新社会、旧社会大不一样，两个天、两个地、两种心肠；新社会人民当家把权掌，不能叫坏人再猖狂；我下海不怕风和浪，上山不怕虎和狼；纵然是万把钢刀压在我的脖子上，也要和坏人坏事大干一场！”我很喜欢李秀英这个会计姑娘勇敢坚强的性格。剧中有几段唱很受观众的欢迎，至今电台还经常播放。

《会计姑娘》这出戏是一九六三年排练并开始演出的，当即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记得在前门外大众剧场演出时，李先念同志专程来剧场看戏，散戏后还上台接见了我们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李先念同志说：“这样勇敢坚守岗位的会计姑娘应当鼓励。这出戏很好，应该叫搞财会工作的人都来看看……。”后来，这出戏为搞财会工作的观众演出了很多场次，商业和工矿部门的观众也都很喜欢这个戏。

一九六四年，我们剧团去南方巡回演出，《会计姑娘》这出戏又受到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地观众的欢迎。记得在云南演出时，正好周总理和陈毅同志访问非洲十四国归来，途经昆明。总理听说我们在昆明演出，就要看我们的戏。我们在昆明的“龙宫礼堂”为总理演出了《会计姑娘》，总理和陈毅同志看完戏后上台接见了我们，表扬我们这个戏演得好，唱腔也有新的创造。总理说：“会计是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管家人，这个题材很重要，你们应当进一步加工整理这出戏，把它演得更好，成为保留剧目……。”

同年我们剧团回到北京，《会计姑娘》在北京舞台继续演出，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我也越发喜欢会计姑娘这个角色。我曾经为自己能够演出《刘巧儿》、《祥林嫂》、《志愿军的未婚妻》等现代戏的典型人物形象而感到自豪，现在又创造了一个受欢迎的《会计姑娘》形象，自然更加感到高兴。

这时候，忽然接到通知，说江青要来看我们的戏，我们都很激动。那时江青的职位还不高，但大家都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是非同小可的啊！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四人帮”头目江青看了这出戏以后，不仅没有任何赞扬和鼓励的话，反而很不满意地说：“新风霞不会演戏，是个空壳子。”我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因为爱人被错划右派而受牵连，政治上的处境一直不好，经江青这样一评价，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可就在这时候，我们的老市长彭真同志给我捎来了口信，安慰我说：“必须告诉新风霞，别人怎么说我不管，我认为《会计姑娘》是一出好戏，新风霞是个好演员”。

一九六五年我又排了一出表现国际主义的戏，敬爱的周总理看后还夸奖我说：“新风霞的唱腔又达到了一个高峰。”总理这句肯定的话对我是多么大的鼓励呀！总理很了解我的处境，我理解总理是在为我减轻政治压力，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最大的支持和关怀。

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全面开展了，我这个被江青点名批评为“空壳子”的演员，当然首当其冲，被踩在他们的脚下。在十年浩劫期间，我受尽了折磨，打骂、批斗而外，挖了六年之久的防空洞。好不容易熬到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得到了解放，谁知又遭到一次意想不到的迫害，使我身体得了重病，至今不能登台演戏。

周总理很关怀评剧，经常看我的戏，多次接见我，并亲切地指出我表演上的优缺点。最早的一次是一九五〇年在怀仁堂演《刘巧儿》，演出结束后，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专门接见了我，总理还指出我纺线的动作不对，教我怎样上线。后来，我和我爱人还到总理家里吃过饭，总理亲切地教育我说：“你要做一个新社会有文化的演员，要有理想，要不断进步。”在总理的教导下，我加强了文化学习。一九五七年，我因为丈夫的问题也带上了“内部右派”的帽子。总理知道后，立即指示我单位领导为我摘了帽子。十年浩劫中，总理接见红卫兵时，见到了我们剧院的小将还问起我的情况。总理说：“新风霞我了解她。”正是由于有了总理的这句话，才保住了我的性命啊！总理对我的这些关怀和教育，我是永生铭记不忘的。

一九七八年春节，我有机会见到了邓大姐，看见邓大姐就使我想起总理，我不由得流下了眼泪。邓大姐安慰我说：“别哭，眼泪不能战斗，死去的人没有做完的事情，咱们接过来做下去……。”邓大姐的这些话还使我联想到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好同志和老战友，他们都有未做完的事业，应当由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接过来，做下去。因此，我在养病期间，除去尽力完成领导交给的培养学生的任务之外，还坚持学着写《回忆录》，记述我幼年学艺、卖艺生活的苦难经历和对同时代的战友、同志、伙伴和老师们的回忆。全书约二十多万字，已由香港三联书店和天津百花出版社先后出版，和读者见面了。这也是我遵照总理的教导——做一个新社会有文化的演员，给四化建设作的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