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5-29 作者:顾福佑 王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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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九、基金、校舍和校董会
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建和发展,在潘序伦先生领导下,初期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全力支持,后期以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部分盈利和立信丛书的版税收入,作为办学经费,在组织领导、教员、教材和经费等方面都有较好的条件。但学校的发展,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基金和校舍就是当时两大难题。解决这两个问题是依靠校董会。
立信补校在一九二八年创办时,并没有“校董会”,以后按照旧教育部颁布的《补习学校条例》,才设立校董会。当时补校一切问题,立信事务所都能自己解决,因此由潘序伦先生和其它立信会计师担任校董,成立了校董会,以符规定。
补校办学方针,偏重解决就业问题。办学十年后,我国民族工商企业日趋发展,客观形势要求立信创办高等会计学校,造就会计专业人才。潘序伦先生乃于一九三七年依法敦聘校董,筹集基金,成立校董会,创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立信会计师所捐赠《立信会计丛书》版权作价十万元,捐助各项设备作价五千元,中外图书约四千册,作价七千元,潘序伦先生又将他执业十余年的积余现款六万元捐作建筑基金,以上几项合计十七万余元,学校基金全部由立信事业自己解决。
旧社会开办学校,除了须有基本办学人员...
九、基金、校舍和校董会
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建和发展,在潘序伦先生领导下,初期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全力支持,后期以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部分盈利和立信丛书的版税收入,作为办学经费,在组织领导、教员、教材和经费等方面都有较好的条件。但学校的发展,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基金和校舍就是当时两大难题。解决这两个问题是依靠校董会。
立信补校在一九二八年创办时,并没有“校董会”,以后按照旧教育部颁布的《补习学校条例》,才设立校董会。当时补校一切问题,立信事务所都能自己解决,因此由潘序伦先生和其它立信会计师担任校董,成立了校董会,以符规定。
补校办学方针,偏重解决就业问题。办学十年后,我国民族工商企业日趋发展,客观形势要求立信创办高等会计学校,造就会计专业人才。潘序伦先生乃于一九三七年依法敦聘校董,筹集基金,成立校董会,创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立信会计师所捐赠《立信会计丛书》版权作价十万元,捐助各项设备作价五千元,中外图书约四千册,作价七千元,潘序伦先生又将他执业十余年的积余现款六万元捐作建筑基金,以上几项合计十七万余元,学校基金全部由立信事业自己解决。
旧社会开办学校,除了须有基本办学人员外,还需要社会上有力人士支持,始克有济。专校基本办学人员是立信会计师同人,第一届校董会由潘序伦先生和李鸿寿、李文杰、钱廼澂四人参加,此外,还邀请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职业教育专家江恒源参加,期望得到他的指导,
专科学校筹集基金后,要先呈请旧教育部准予开办,三年后办出成绩,方可呈请教育部正式立案。当时官僚主义之风盛行,呈请案件往往会在教育部里长期搁置。因之,潘序伦先生不得不设法走捷径,借以迅速达到“呈请先开办,后立案”的目的。当时旧教育部长是国民党政府主计长陈其采的胞侄。陈其采是潘序伦先生一度担任主计官时的上司。因而就找陈当专校董事长,使教育部一关得以顺利通过。
至于付董事长,请当时我国最大书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担任。因为《立信会计丛书》当时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中出版,每年可收版税约银元二万元左右,捐给专校为办学基金。为谋出版发行和收取版税方便,所以请该馆总经理担任付董事长是十分必要的。收取版税,新书稿件审查出版,受到留难和挑剔,这些都要靠面子和交情来解决,这在解放前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足为怪。
董事中还有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由于立信事务所担任该行常年查帐会计师,所以潘序伦先生和宋汉章是熟悉的朋友。潘序伦先生捐给专校的基金六万元,需要存放在当时称为最可靠的中国银行,通过宋汉章的关系,可获得比较优厚的利息,这是第一次校董会推举他为保管基金校董的原因。至于请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为董事,因为他是上海金融界的巨头,学校在必要时,可以“告贷有门”。
以上是专校第一届校董会的组成和建校及筹措基金的简况。
专校筹建中的另一个困难是建筑校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上海租界,在上海的立信专校内迁重庆,正值日寇空袭,重庆市区房屋非常紧张,因此,一九四二年只能向一家地产公司租赁在郊区北碚的双层小洋房六座、大平房一座招生上课。内迁复校工作初定,突然接到地产公司委托律师来信,大意说:租给你校全部房屋,已经约定出售,买主出价十万元,按照本地习惯,现租赁人得照上开价格在十天内有优先承购之权,要本校在限期内决定承购与否,否则一经转售他人,租户应予一月内迁让房屋。这对立信学校来说,真如平地风波,晴天霹雳,学校迁让既无去处,停办又不可能,要买需十万元现款,远非当时能力所及,潘序伦先生左思右想,一筹莫展,最后想到立信在重庆训练了不少会计人员,为各地因战争迁川的工商业服务,而“迁川工厂联合会”和“纱厂联谊会”的成员,大多数是立信会计师业务委托人,因此邀请几位工商界的巨子,请求他们协助,他们一致表示,立信殚精竭力为他们培养人才,他们理应为立信解决这一困难。当由豫丰纱厂经理潘仰山倡议,号召各纱厂和银行认捐十万元,学校才能在限期内买下这批校产。由于潘仰山这次大力支助,由潘序伦提请校董会聘任他为董事。
专校迁川后校址在北碚,离重庆八十公里。潘序伦先生深感重庆市区职业青年缺乏业余深造的机会,以适应工商企业对高级会计人员的需要,就想在重庆市中心区设立专校市区班,供当地职业青年晚间进修之需。但市区房屋大部分被日寇炸毁,租屋设校毫无可能。因此,只得计划在市中心自建大楼。于是在一九四三年动员立信各单位全体同人、同学筹募资金数万元,先在市中心区小梁子洽购基地一块,然后委托建筑师设计图样,找营造厂投标承造,投标结果,最低造价为“法币”四十余万元,只要签订合同,即可动工兴建。但潘序伦先生估计在半年内向当地工商业募捐,加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收入和私人积蓄存款,集腋成裘,凑集造价半数尚有可能,要按规定日期付清四十万元,实无力量,故不敢在合同上签字。筹思再三,潘序伦先生决定与北踣相邻的大明纱厂经理查济民商量,要求他做保证人,如果立信一时筹不足造价款,请他为学校垫付二十万元。大明纱厂是立信事务所的常年顾问客户,那时查济民还是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年青人,经常来立信事务所商讨厂务和当地有关问题,他在潘序伦先生不辞辛苦建校筹款的精神感动之下,毅然答应作保,于是签署了合同,建成了市区立信大楼。事后,立信同人、同学,群策群力,募集了建筑基金四十余万元,并未向大明纱厂借款。由于查济民的援助,专校聘请他为校董。
此后专校又在北碚校址附近陆续购进了一所大楼和几所小洋房,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专校及立信同人复员回沪时,就在北碚和重庆各设一所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另行组织以当地实业界钜子卢作孚为董事长的校董会,两校的董事和校长都由当地人士担任,潘序伦先生担任常务董事名义。
专校早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以基金九万四千余元,在上海徐虹路购进基地三十三亩,准备建筑校舍之用。这块基地的所有人,原把基地的一半租给法租界一个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作为战时临时掩埋租界内无主尸骨之用,租约规定待上海战事结束,该堂即把无主棺木迁去,交还基地原主。专校复员回沪后,立信同人、同学合力向上海工商界募款。当时纺织界实力雄厚,慨捐巨款,因而在无棺木的一半基地上先建造校舍,将建造的一座大楼命名为纺织楼。由于纺织界中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捐款最多,复将纺织楼的一所礼堂以他父亲的名字题名为宗敬堂,并聘请他担任校董。校舍先后落成,专校师生陆续移居新校舍。但面对着另一半基地三千多个荒冢,冢外尸骨狼藉,使专校师生寝食不安。曾向同仁辅元堂交涉归还空地,以便建造运动场,该堂百般推诿,不肯践约。该堂估计迁移三千多具棺木,必须在他处买进相当大的空地需款数万元,而迁移费用也要近万元之谱,因此该堂始终以所费太大,不胜负担为辞,借口推托。潘序伦先生无可奈何,只好搬出董事长陈其采和付董事长王云五向该堂一再交涉,才由该堂按约迁让。搬运经月,出清地面归还校方,修建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运动场。
此外,一九四七年潘序伦先生捐美汇一万元,加上基金积余款为专校建造了一所体育馆,立信校友会也为母校募款建成大饭厅一座,题名“思源堂”。
上海解放后,潘序伦先生还把自己译著会计书籍的大量版税收入,捐给立信补校,加上同学捐款和校董会拨款,买进金陵东路和淡水路两座中型校舍,供补校发展之用。原先潘序伦先生抗战胜利后,把租地造屋的长乐路住宅捐给专科办市区班夜校之用。该住宅解放后土地租期将满,房屋按原订契约,将归地区所有。校董会合力筹款买下这块地基,取得了校舍的所有权。
以上是校董会发展和筹建、扩建校舍的情况。
十、解放后的立信会计学校
立信会计学校是私立学校,立信各地各种学制的学校,解放后在私立学校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逐步转向公立,这里存在着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和私立学校改为公办或结束等两个问题。
立信学校在旧社会是“专重业务,不问政治”的,这也是它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得以存在的条件之一。解放后,党组织教职员工学习革命理论,进行教学改革,参加思想改造,对师生进行思想教育,动员学生参加南下服务团,投考军大、革大等直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许多运动,使师生的思想认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与指导学生去各工厂企业参观实习的条件更好了,组织学生担任暑期服务,下厂宣传,搞民校等工作开展了,对学生树立群众观点,起着很大作用。
教职员工成立了工会,学生中建立了团委、学生会,师生的组织性、纪律性、政治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充分体现了党正确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旧社会剥夺了劳动人民学习文化的权利,少数学到一些文化的,又因学费高昂,无法深造。立信会计学校虽有减免费的规定,但无一定比例。解放后上海市教育局规定减免费占学费收入20%,使家庭困难,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增加了入学机会。这是把学校改造成面向劳动人民的第一步。立信高职校曾为此组织了减免费审查委员会,由教职员工和学生联合组成。在组织“申请学生”相互调查家庭情况,签注意见后,交减免费审查委员会结合学校预算,作最后决定。这样,就改变了过去由学校负责人决定的主观做法,贯彻了群众路线。
一九五〇年夏,立信专校鉴于国家经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而财经干部需要尤为迫切,经呈准华东教育部,增设一年制高级会计训练班,以应国家财政经济建设的需要。一九五一年十月上海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又委托立信专校代办财经干部训练班,训练财经干部,参加上海建设工作。
解放后专校和高职校的毕业生,全部由政府分配工作,消除了解放前一些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悲惨遭遇。
但私立学校学费都比较高,劳动人民入学有困难,少数减免费也解决不了大量劳动人民子女入学要求,学校在经过上述改造后,改为公立的条件已趋成熟。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就在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上海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于一九五三年改组为上海市会计学校,由上海市税务局和市教育局双重领导。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在解放初期适应需要大量扩充后,于一九五三年,试办初中班,减少会计班,以后逐步改组为几所初级中学。函授学校于一九五五年停办。重庆,北碚两校移交重庆市教育局,改组为其它学校。广州立信学校,则自行停办结束。
恩格斯指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转引自马恩列斯《论历史研究》126页)
我们写立信会计学校校史,只是提供了一些历史事实。虽然也想尝试找寻这“隐蔽着的规律”,但是由于我们收集的材料非常不足,对历史唯物论的知识极为肤浅,无法如愿。编写中错误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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